一直以来，关于元帅是如何出任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说法不一：有误解初衷的，有把就任体委主任后的身份搞错的，还有把体委全称搞错的，等等。本文作者参加中国人民总参谋部《传》编写组后，为把元帅对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搞清，曾到国家体委档案室查阅了110多个卷宗，访问了国家体委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一代著名教练员、运动员，因而对元帅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经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建国前后的中国体育，几乎一片荒漠

　　旧中国的体育比赛成绩一片空白。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由于经费困难，决定不参加。但后来听说州国准备派人去，便仓猝指派宋君复为教练，带着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出席。两人乘轮船在海上颠簸了20多天才赶到，但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刘长春在预赛中即被淘汰。

　　1936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增加了。但除了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取得决赛权之外，其他所有参赛项目在预赛中全部败北，没得一分。

　　1948年，中国再次参加奥运会，依然一无所获。

　　此外，中国仅在只有四五个国家参加的远东体育运动会上取得过一些名次。

　　当年，英国《镜报》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员服装的人，举着画有5个鸭蛋的白色大旗。

　　以当时国内水平而言，1933年女子跳高运动员朱天真创造的全国纪录仅为1.35米，而且竟然保持了15年之久！这一纪录到1948年终于被吴树森打破，但成绩也只有1.40米。上世纪3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杨秀琼的游泳成绩，还达不到50年代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旧中国的体育设施微乎其微、简陋寒碜。直到1950年，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

　　和中共中央对发展体育事业是很重视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就指示在各省市建立体育机构。但是，由于体育人才太少，也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对体育工作尚未引起应有的、普遍的重视，直到1953年底，全国各地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

　　当时有些已经调到体育机构工作的干部认为，“做体育工作没出息，没前途，埋没了自己的一生，希望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岗位上去工作。和亲友谈起自己的工作，便无可奈何地说：‘这是组织上的调动，只得服从。不是自己愿意干的’。教员中认为体育是‘小四门’，不吃香。考入体育学院的学生中有的说：‘这是我考试中的最大一次失败，真想不到我的前途就葬送在体育学院这两年之中了’。”“还有不少学生不愿意佩带体育院校的证章，不敢给同学写信”（张之槐《关于体育工作者安心工作的问题》，载《新体育》1954年5月号）。当年，体育学院的学生出了校门，就把校徽藏在上衣口袋里，返回学院进门前再把校徽从口袋里取出来。还有些在校的有体育特长的理工科大学生，听说要被调到体工队改行从事体育工作，痛哭失声，几天不穿队服、不吃饭……

　　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贺老总是众望所归

　　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了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8月21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第二次常务会议，听取了荣高棠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该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和今后如何加速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呈递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建议：在政务院下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1952年9月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叙伦在呈送政务院总理的《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情况的报告》中也建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

　　在此之前，新中国的体育工作是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的。

　　为什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要元帅出任体委主任呢？

　　说来话长。原来，早在红军时期，担任红二方面军司令员时，就在部队中倡导体育运动，提出了“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创建了“战斗”体育工作队，下有篮球、排球等几个运动队。他甚至在师司令部设立了“体育股”，这是一个创举。为加强120师“战斗”篮球队的实力，他不拘一格。听说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一支实力相当强的篮球队，其中一名主力队员叫刘卓甫（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物价局局长等职），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当时被誉为“国手”；还有一位叫张之槐，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曾参加过华北运动会，是华北著名篮球高手，以投篮极准而被誉为“神投手”，他就设法把这两人调到了120师司令部。而当时，刘卓甫正担任着河北深县的县长。从此，求才若渴，把县长调来打篮球的佳话传遍了抗日根据地。也因此，“战斗”篮球队成为实力最强的篮球队，打遍陕甘宁晋绥边区和延安无敌手。

　　大西南解放后，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西南区和西南军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体工队——西南区篮、排球队，修建了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院馆。

　　还把120师的“战斗”体工队带到了西南军区，扩建为拥有篮球、排球、足球、田径、垒球等专业队的、全军首屈一指的体育工作队。期间，曾把一名飞行员调到体工队当运动员，有人对此不解，说：“找一名飞行员是很容易的，而找一名优秀运动员，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西南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把运动队定为干部编制。也就是说，教练员和运动员从此不再是解放前被人看不起的“吃球饭”的人，而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了。而且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比大军区首长的小灶还要高——在小灶的标准上每天再加一个鸡蛋和定量白糖。

　　而此时，在北京还没有建立部级的专业体工队，也没有兴建体育场馆。的这些举措，当然为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体育界人士所倾羡。有哪一个想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人士，不愿意在同志领导下工作呢？所以，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是众望所归。

　　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建议呈递到中央之后，和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是怎样研究的，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没有文字档案可查。但可以肯定地说，从、刘少奇、、，到当时分管文教、体育的，都是极为赞成的。

　　时任部长的，曾和在西北并肩战斗，担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他担任政治委员，两人配合默契，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邓小平于1952年秋从西南调到中央工作，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对振兴西南体育的热情与魄力，知之更深。所以，等中央领导同志委托刚刚从西南来北京的邓小平同谈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邓小平与的谈话内容，至今也无文字记录可查。笔者采访国家体委第一代部、司级干部中与接触较多的张之槐、李梦华（曾任西南区团委青年工作部部长兼军事体育部部长）等多位老领导发现，邓与贺的谈话内容有不同的版本，但都是可信的。因为都是在不同场合所讲的。

　　第一种版本，是政务院在准备采纳体育总会的建议通过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之前，邓小平给在重庆的打长途电话：

　　“贺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嘛！”

　　邓小平讲了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经过后，说：“下面有报告，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

　　“的意见呢？”

　　“也赞成。”

　　“好。叫，中央叫，我就干！”

　　第二种版本，是一发现有高级干部不安心体育工作时，便现身说法：“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我当体委主任，是和小平同志点的将，是下的令。”

　　第三种版本，是曾经说：“我请示过：我当体委主任，有没有人（事）权、财权？主席说，有！你需要谁就调谁；经费，你找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是你的老熟人嘛！我说，好，中央给我人权和财权，我就干！”

　　中央在征得的同意后，1952年11月15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增设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议题。正式提议：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任命。任命通知书的时间是1952年11月20日。

　　此时，体委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体委亦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有些老同志，特别是的老部下，对当体委主任很不理解：为什么让一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功勋去搞体育呢，这不是大材小用吗？还有的说，让当体委主任，是不让他管军队了，等等。

　　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首先，提议出任中央体委主任的，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非。而且，当体委主任是兼职，中央并没有免去他西南军区司令员一职，他在主管中央体委的同时，还在主管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而且，在邓小平调京后不久，就担任了中共西南局书记。

　　此前，有些文章和媒体都说“从重庆来到北京，就任中央体委主任”。这是主观臆断。

　　的确多次从西南区首府重庆来北京，那是到中央开会，或向中央汇报工作。1953年4月，从重庆到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又返回到重庆。

　　再者，对体育事业是一贯重视的。1950年初，他亲笔题签了《新体育》杂志的刊名；1952年6月10日，又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指明了方向。1954年4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荣高棠一进会场，就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事嘛！”因此，他同意由兼任体委主任，也是出于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因为要尽快发展新中国的体育事业，非莫属。

　　而自己也乐于担此重任。他在为体委选调人才时，常常对不愿搞体育工作的干部说：“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我当体委主任，是和小平同志点的将，是下的令。”

　　1954年底，全国各大行政区撤消后，奉命调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除主管体委之外，还担负着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有关事务、外交和中央机关的定编工作等任务。

　　1956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而此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元帅，只有、和聂荣臻。1960年，兼任新成立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3年9月下旬，提出：“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些都充分说明，对是非常信任的。只是后来由于看到取代了自己的地位，领导全军搞大比武，成绩显赫，博得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便开始暗中派出“调查组”搞黑材料，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并逐步对进行陷害，而又偏听偏信了，那就是后事了。

　　为调兵遣将，请吃哈密瓜

　　走马上任后，就着手选调人才。

　　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行文（《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公文（53）中人二字第83号》），通知中央体委：

　　你委一九五三年编制，经审查，核定共编制239人，计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

　　当时，中央体委的全班人马就是从调来的十几名干部，由荣高棠、黄中担任体委的正副秘书长。

　　这尚缺的近200名干部，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一时很难配齐。加之当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所以，体委调干部就难上加难了。

　　1953年4月27日，在北京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提出：“为了把中央体委的机构建立起来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级体委，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目前，必须向中央要些‘母鸡’，从中央、大区、部队调，作为我们的骨干。”

　　此后，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动员、说服和吸引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他首先点的将，就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张之槐，还有35岁的张联华和39岁的宝。张联华是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这时已经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宝是“东干队”的老队员，此时是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处长。

　　1953年8月3日，中央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呈递报告，提议任命张之槐为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为国际联络司副司长；宝为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西南行政区撤消后，1954年10月下旬，辞别西南，和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携家眷乘民众轮，由重庆顺长江而下。当时与同船的这几名干部，都是准备到北京各部门报到的，只是无一人去体委。可一上船，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他首先向准备到内务部走马上任的蔡树藩“发动攻势”，立奏奇效。1922年参加工人运动，履历上并没有从事体育工作记录的湖北籍老战士蔡树藩，与其说是被描绘的体育前景所吸引，不如说是被独有的魅力所折服。他在西南与共事5年的体验，使他更愿意同合作。因此一到北京，即同蔡树藩的老上级邓小平谈妥，让他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女将王凌原是去地质部的，也被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在身边做过保卫工作，自然也没放过他，一下船便把他拉到了体委，不久他便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后来又担任过干部司副司长。

　　中共西南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张非垢，原准备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社长。欣赏他的才华，觉得体委必须有几个秀才，便动员他来体委。张非垢盛情难却，不仅自己答应了，还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将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

　　还邀请老朋友、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先生来体委共事。卢汉欣然首肯。之后，又多方游说，从西南调来李梦华，从中南调来陈先，从华北调来曹建纯（任群众体育指导司副司长），从西北调来董念黎（曾任群众体育指导司副司长、教育司副司长）……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继之，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非垢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的任命。1956年，张非垢和黄中晋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当年，张非垢才33岁，在国务院系统的副部级干部中是最年轻的。张彩珍后来也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

　　以后，又陆续调他的秘书任思治和韩复东、李达、赵正洪等一批干部到体委工作。

　　著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解放前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等职，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提名他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体育学院教授，月薪定为180多万元（旧币）。此后，又委任他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和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董守义先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上，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作了最大努力。

　　那时，还曾把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路金栋请到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儿人，你给一些吧？”

　　此前担任西南区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治委员，是的老部下，他早就为体委挑选了一批干部。他对说：“贺总，我们来您这儿之前，已经选了一些档案，请您亲自挑选。”

　　随即，路金栋把一抱档案放到了面前……

　　风趣地说：“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今天请客，是刚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为体委机关选址，主持修建北京体院馆

　　在迁到北京办公之前，就曾赴京同荣高棠、黄中商谈组建体委机构的问题，并就此向、邓小平建议：

　　（一）以原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现有48人，需即补充62人。其中需有一批骨干，提出一个名单已送安子文同志处，以后看情况需要时再增加。（邓小平在此批示：同意。）

　　需要买一所房子住，已向北京市政府接洽，需建筑会址，拟请批准青年服务部球场地址（北京饭店对面）。（在此批示：此事须向市府商办。）

　　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欣然同意，把东长安街17号拨给了体委。不久，又把位于宣武门东侧的未英胡同33号拨给体委。这是一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只有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容纳不下新调来的各路人马。于是，登门拜访彭真，请他再设法解决会址问题。

　　彭真鼎力相助，把几个单位争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机关宿舍，安排在草厂胡同。他在一份批件上给写道：

　　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机构包括办公厅、群众体育指导司、干部训练司、运动竞赛司、国际联络司、学校体育司、编审司、计划财务司和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等。

　　1954年底，体委机关又迁至崇文区太阳宫，盖起东、西两栋办公楼。

　　此后，又创建了北京体育学院、《体育报》、体育科研所等，还主持修建了北京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院馆等体育设施。

　　从1952年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起，到“”爆发的1966年止，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的体育健儿艰苦奋斗、勇敢拼搏，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项世界冠军（其中乒乓球12项），有210人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0岁以上。

　　这些丰硕成果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体育界推举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最正确的选择。元帅领导体育事业，给世界体育界留下了千古佳话。从此，元帅被尊称为共和国体育元勋。在中国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之时，人们不会忘记元帅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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