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换伴篇1

　　【关键词】 信任 社会交换论 情感满足 分享价值 意见领袖 强制性惩罚

　　社会交换论有系统的考察文献始于20世纪初期，继“功能论”与“冲突论”之后从社会学中衍生出来的，发展为影响组织行为概念的重要范式。它的兴起归因于“功能论”与“冲突论”的研究视角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无法完整解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原因。社会交换论的公式框架则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与社会行为心理学，并且掺杂“理性选择”模型推测期望行为，研究以“二人活动”为基本单元，两者从交换中获取内在或外在的回馈，弥补个人资源的短缺。当交换行动不断在社会蔓延，就会变得具有连贯性，建立人脉网络长期合作的关系，以及形成人与人或组织间活动的机制。

　　“信任”在交换过程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有助于减低交换成本与提升人对危机的忍耐度。近10年来以信任作为变数或调节变数对社会交换论影响的研究显得非常踊跃，然而一般研究主要集中团体公义、会员合作的承诺和启动交换机制。至于利用信任对社会交换论所提及的四个非经济性因素研究，如：情感满足、分享价值、意见领袖（集体行为）和强制性惩罚的参考文献则屈指可数。本文希望藉着收集信任和社会交换论的相关研究文献，整合作者在上海进行社会交换论的四个非经济因素的实证结果，利用信任的预报特性，推测信任作为调节因子对社会交换论四个因素所能产生的强化效果。

　　一、信任理论

　　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互动关系和健全社会的主要因素。Simmel（1950）开宗明义指出信任是协调整体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力量。Blau（1964）描述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必要本质。Rotter、Chance及Phares（1972）争辩信任或不信任是可以预测一般性的行为。Bok（1978）更进一步宣称假如信任被破坏，就会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崩溃。

　　回顾现有的研究，仍然无法以不同的阅历和规条简单地厘定信任的涵义。在线的Free Dictionary给予信任简洁的涵义是倚靠、对别人的关心和承诺。从普及性的视角解读信任，认为是人的一种意识，冒着被欺骗和伤害的危机，将自己的意愿托付给别人。然而，信任在不同学科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神经科学、医学以及管理学都包含各自独特阐述。至于一般经济学家与行为心理学家对信任都采用ceteris paribus（原文是拉丁措词，译为“与其他事情一样”。在科学推理中，“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的实践是在所控制的自变量，减除在研究中的一个，这样就可以将这独特的变量从因变量中分离）分析框架，他们不刻意追求实证因果关系，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地描绘相关的概念。

　　大众市民由于受通常的认知影响，认为社会应该将市民与政府间的信任程度最大化，实际不然。信任与不信任相对的说是共存的，特征是单向的尺度。信任是对希望的事情产生正面的期待；不信任则是对恐惧事情产生正面期待。所以低信任并不表示高度不信任，反之亦然。在面对事情时应该采取“优化”的策略，因为受太多约束的信任会引致不必要的压力和多疑的顾虑，导致机会流失。而过度信任引起的是低效率的监管、欺骗以及竞争力的削弱。

　　本文目的是理论性的探讨信任对社会交换论四个非经济因素，研究焦点自然着眼于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厘定社会信任的定义被公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从概念层面上理解，它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互动不间断的动机或关系的源动力。Boslego（2006）通过价值角度剖析社会信任，强调它需要有可感知的诚实、目标、言行一致、拥有足以安逸生活的资源和公平性；这些都是培育个体群与团体组织间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元素。Putnam（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赞同以上的原则并加以补充，社会信任增强民众的忍耐力及凝聚社团组织，让社会克服传统机会主义的困扰，藉着回馈范式来协调个人利益和团结个体群。Coleman（1990）借用事例详尽解说社会信任的产生、运作、信息的影响以及人际脉络的形成。

　　稽考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早在先秦时期“信”就在《论语》中出现38次（郑也夫，谈《中国信任危机》）。郑也夫列举孔子三个对话，说明信任在我国早期社会的重要性。其一是对个体的影响――“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二是对群体的影响――“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小者怀之”；其三是对政治的影响――“子贡问政，子曰：足兵、足粮，民信之”。现代中国学者解读信任或社会信任为“相信对方（包括团体内的成员）所做的事不会对自己不利，对方所做的事以及承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少，是值得将事情所托付和共事的对象”（林晋宽，1999）。

　　社会信任的衍生归因于两个基础的立论，分别是涉及宏观层次的“志愿组织理论（Voluntary Organization Theory）”和微观层次的“成功―幸福理论（Success-Well Being Theory）”，后者亦被称为“个体定向理论（Individual Oriented Theory）”。它们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组织会员，社会覆盖面包括纵与横的尺度；后者聚焦于个人生活经验如满足、快乐、家庭收入与职业的稳定。低收入的家庭成员相比富裕者较难激发信任，因为他们没有太多剩余资源承受对方不兑现承诺的危机。

　　“志愿组织理论”的核心意义是摒弃人的不同社会背景，如性别、宗教、年龄、语言和肤色等，诱导人应该尊重明白别人，同时通过信任作为政治技巧，诱导公民更踊跃参与国家治理。Coleman（1990）强调志愿团体的功能角色是它们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组织，有目的地推动促进社会各层次的沟通联系和合作。经历多次重复的相互活动，促成成员之间的信任。Zucker（1986）认为志愿团体是将典型个人信任转移为经历与经验，培育成普及的社会习俗。Putnam et al（1993）进一步将志愿团体定位为具有社会成本回馈能力的机构，社会成本概括有强制与期待、潜伏的信息、规范及制裁。

　　“成功―幸福理论”主要研究人的成年经验如何影响个体去理解别人，整个理论围绕着两种概念，分别是快乐和生命历程的满足。第一个概念通过Bradburn对幸福心理结构的研究而萌芽，研究以快乐作为变数，分辨人对快乐正和负反应的情感，发现快乐是这两种情感的对照（Bradburn，1969）。第二个概念是从社会学定向，以生命满足来厘定人对成功与幸福的情感。研究的变数包括工作、收入、社会人际脉络与邻居融洽状况（Andrews，1991）。另外，研究亦伸延至相关的自我实现的概念（Maslow，1968），完全从人的功能角度考察人性（Rogers，1961），个人特征的程序化（von Franz，1964）以及人生成长周期对成功与幸福情感的影响（Allport，1961）。

　　二、信任相关的研究

　　早期信任的研究主要朝着政治方向发展，将信任视为稳定政府和民众契约的一个重要战略（Putnam et al，1993；Putnam，2000）并聚焦于改进政治机制，如透明度、监督水平、可信靠的惩罚来培育信任和合作（Ostrom，2003）。概括的说，研究分为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两部分。首先内在因素的研究包括：一是个人的特性，如收入对行为的影响（Bellemare，Kroger，2007；Naef et al，2009）、年龄与回馈的关联（Bellemare，Kroger，2007）。Sutter，Kocher（2007）发现人的信任行为是与年龄呈现出非线性的关联，而回馈行为则与年龄呈显正线趋向关联，越是年长的群体越是重视回馈俗礼（Uslaner，2002）。二是危机的决策，研究核心是信任对危机容忍度和背叛的反应。通过博弈方式，发现信任与危机容忍呈现正的关联（Naef et al，2009）。Bohnet and Zeckhauser（2004）指出尽管有高的期盼回报，人的信任对背叛呈现强烈的防御反应，人宁愿在相等的概率下选择掷骰子而拒绝参与有被出卖危机的工作。三是信任和旧习（Stereotype）思想。习旧是人类分类事物的自然倾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最有意义的发现是人的肤色影响人的预期行为。从普及调查显示，浅肤色的人种比较容易获得信任（Eckel，Petrie，2009；Naef et al，2009）。对这种现象的合理的解释，是归因于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到东方传道，同时带来大量缓助物资和散播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影响后代人对白色人种偏爱态度（心理学对这现象称为Escalating Commitment（承诺提升）。解释是当人接受一种观念后，他会强制自己接受和强化这种观念）。其次外在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和政治机制。Almond and Verba（1963）指出社会信任和民主稳定存在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稳定社会政治环境无疑直接提升社会信任程度。Rothstein（2000）延伸Almond与Verba的研究，分析发现稳定社会政治环境是增强市民的危机容忍度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任问卷调查的问题主要参考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及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但是GSS及ANES大部分问题围绕人对事情公平与参与度的感受，接触层面只能局限于衡量人与人相互的信任。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反映是合作的满意程度的表达，不能明确解释信任关系建立的因由（Nannestad，2008）。再者在问卷问题的设计上，被调研者被词汇套牢事例屡见不鲜。就以同一产品来说，被调研者对“低价”和“促销”用词的信任反应就存着差异。被调研者一般相信低价是和质量有关而相信促销则与使用期有关，尽管两者的根本都是价格的让渡，但对危机容忍度却各不相同。

　　至于以博弈游戏方式验证两者间的信任，其不足之处是其正规则限制下进行的不自然的结果，并且受实验性质的样本数量限制。而是什么原因推动信任的动机就显得含糊不清，与真实情景相比较，博弈游戏产出是参与者的信任价值态度（trustworthiness attitude），而不是信任。

　　四、信任对社念交换论四个因素的影响

　　若要维持长久社会上的人际交换的关系，参与者需要坚持所付出的行动最终会获得回馈的信念。非经济性的价值效益可从多方面的领域中体验出来，如社会权力（Molm，Peterson， Takahashi，1999），人际网络（Brass，Galaskiewicz，Greve，Tsai，2004），组织公义（Konovsky，2000），心理合约（Rousseau，1995）以及领袖风范（Liden，Sparrowe，Wayne，1997）。在交换过程中，信任被看作为对产出社会交换结果的重要因子（Blau，1964）。研究主要集中组织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行为，范围包括领导者和随从间的公正（Konovsky，Pugh，1994）、构建社会交换论模型测试追随者对领导者和组织产生的效益（Aryee，Budhwar，Chen，2002）。信任的提升是承诺，而承诺是构建关系的关键因子（Meyer，Allen，1997）。这方面的研究有追踪雇员对雇主做出的承诺以交换雇主的支持（Eisenberger et al.，1990），亦有以承诺作为交换行为的预报因子（Eisenberger et al.，2001）。此外，Deckop，Mangel and Cirka（1999）检验承诺与交换的性质，发现金钱上的奖励会影响会员对组织承诺的忠诚度，反之亦然。

　　Blau（1964）指出信任是形成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信任和关系是两种重要的构思。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基本的构建元素（construe），而关系形态正是信任的特征（symbolic）。人际交往体系的运作过程是基于相互回报的默契（Gouldner，1960），缺乏信任作为两者的桥梁，交换不可能实践。尽管许多时候人是无法保证对某个恩惠做出适当的回馈，然而通过培养的良好关系，对方则会信任自己是不会逃避承诺的责任和义务。信任在宏观层次上显得更为重要，它是形成有秩序社会制度和网络规则的创造者（管健，2010），保障成员在交换中获取的利益。费孝通（1948）亦强调个体群间的互动，主要受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人际脉络所引导。近期亦有研究着眼于社会交换论为模型来验证信任对雇员与雇主间的影响，揭示存在正面的关联（McKnight，Cummings，Chervany，1998）。Garbarino and Johnson（1999）确定单凭满意感受只能偶尔启动零星交换次数，不能持续推动社会交换和建立人际网络。

　　Morgan和Hunt（1994）通过建构关系营销的KMV（KMV-Key Mediating Variables（关键调解变数）。在KMV模型，信任与承诺被放置5个前提（关系终止成本、关系利益、共享价值、沟通以及机会行为）与5个结果（默许、倾向脱离、合作、功能矛盾和不明朗决策）中间，测试信任与承诺对应前提和结果所产出的关联）模型验证，强调并确认信任―承诺作为主键调节变数正的功能。从关系营销的视角看，无论是经济或非经济的交换，信任是酿成彼此合作的催化剂，承诺是建立长期关系的奠基石。Rotter（1967）精炼地表达了信任对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我们现时复杂和具备效益的社会组织内存在一个突显的因素，就是在每个社会单元内的个体群自愿性的相信别人。一个社会组织的效率、演进甚至生存，取决于信任是否存在。

　　本文以社会交换论为框架，构建概念模型（见图1），以环保空调作为调研样本，验证社会交换论的四个因素（分别为情感满足、分享价值、意见领袖（集体行为）和强制性惩罚）对促进一般消费行为转成生态消费行为的效益（冯杰良，2010）。信度测验的Cronbach alpha是0.696（一般被认为可接受的信度系数是0.7，由于这次验证的样本数量只是符合统计学上最低的要求，n=169，录得的数据），虽然是处于临界值，仍然达到可接受水平（Nunnaly，1978），亦表示研究使用的量表的信度达到合格标准。从相关的分析摘要，四个因素的t-test得出的相伴机率都少于双则显着性（a=0.05），说明社会交换论中的四个因素对促进生态消费行为带出的是正面的效益。概念模型流程的末端添加“信息通信技术”，验证是否具备调节放大四个因素效益的功能。T-test得出的结果是相伴机率少于显着性。

　　（注：一般消费行为在社会交换论四个因素的影响下，加之ICT的放大作用，促成生态消费。）

　　在进一步分析信任对社会交换论四个因素影响之前，我们将信任程序化（equation），它的表述为：

　　信任=C+R+I/S

　　其中，C系可信度（Credibility）；R系可靠度（Reliability）；I系亲密（Intimacy）；S系自我定向（Self-orientation）。

　　第一要讨论的是霍曼斯的非经济因素的“情感满足”。他修改理性模型以概率（p）乘以预期数值等于理性收益（U），以V来代替U为预期价值。U和V的分别是U纯粹计算经济利益，受预定参数限制。V则覆盖不能以数学程序计算人的非理性行为，其中一项就是人的情感。情感是自发性，并不会因为期盼回报才启动。Garbarino and Johnson（1999）在研究消费者关系时，其中一个变数便是采用情感满足作为调解因子，发现情感对某事物经历长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信任的态度，继而发展成高度稳定关系。20世纪90年代起，有相当数量研究聚焦情感满足作为行为意图的预报因子（Anderson，Fornell and Lehmann，1994；Zeithaml，Berry and Parasuraman，1996），并且提议相关的研究应注意情感满足的组合成分，分析是哪些元素具备较大的内隐影响作用。

　　从社会交换论四个因素促进生态消费行为实证分析，问卷问题A3（A3问题是“我愿意为环保商品（用可循环或可分解材料制成）支付更多的钱”）的t-test值是6.838而相伴机率

　　第二要讨论是布劳倾向集体主义所提及的“分享价值”。其认为交换的终极目的是要让人接收利益，人们为了继续接收利益，形成社会互动机制。不同交换关系层次，建立不同期望的奖赏水平，同时群体行为亦受到规范的约束，使交换趋向公平。“公平交换规范（Norm of Fair Trade）”对分享价值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Heide与John（1992）清晰为规范（Norm）的功能定向，确定规范是保障大众合适相关行动的权利，公平分享行动产出的效益。规范建立在大众确认的标准，串连社会个别会员和组群之间非直接交换的链，让他们在交换进行前，能够估算期望的回馈，锁定个别阶级的共同价值观。共享价值是信任的伸延，它使会员间有共同信念、目标和认同社会的政策。Dwyer，Schurr与Oh（1987）尝试将消费者与销售者关系内的共享价值因素理论化，追踪共享价值在购买决策中和信任产生怎样的协同效应。Kelman（1961）亦有进行相关启发性的研究，发现一般人的态度都渴望获得与别人相同的待遇。由于价值和组织文化有割不断的纽带关系，不少组织将共享价值内部化，并且配合道德礼仪约束，促使更多会员实践自己的承诺（Chatman，1991）。

　　根据问题B3与B5（B3问题是“我愿意为缓解生态污染而购买购物袋”。B5问题是“我赞同政府应该向非环保空调征收环保销售税”）实证的数据分析，产出t-test值是20.303和14.008而相伴机率都少于0.05。B3问题显示出消费者对付出的行动是存在可信度（C），期盼自己的参与能发挥促进生态环保作用。B5问题是反映“公平交换规范”的可靠度（R），消费者期盼可靠的机制约束搭便车的人，使交换趋向公正和公义，强化分享价值的原则。

　　上述结果启示可以推断信任和分享价值是呈现正直线的关联，只要一般消费者相信他们消费行为能改善生态环境，期盼回馈是公平的分配，就会激发生态消费行为。假如加入信任作为调节因子，是会提升分享价值的效率，加强消费者参与生态消费的意图。

　　第三是Coleman在他的 《社会理论基础》中提及的意见领袖带出的集体行为。Rogers及Cartano（1962）评论意见领袖是少数个体对别人的决策施行不均衡的影响，致使跟随者相信他们在某领域拥有的专业知识（Engel et al，1990）。从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分析，追随者愿意模仿意见领袖的行为，是因为追随者希望从意见领袖获取自己短缺的经验和资源（Molm，1997）。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自198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就善用他的形象与声名，积极扮演对抗全球气候暖化的意见领袖角色，传播地球生态环境衰竭已是岌岌可危的信息，吸引数以亿计民众拥戴。

　　相关问题C3及C5（C3问题是“我会受他人消费行为影响而改变消费意图”；C4问题是“代言人具有引起集体行为的功效”）经实证检验后，所得的t-test值是3.433和5.144，两者相伴机率都是少于0.05。C3及C5实质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影响”与“反应”是相对回馈别人的行为。不论产出是正或是负的结果，都直接和可信度（C）与可靠度（R）彼此关联。加上戈尔的事例，信任的强弱可以决定受众的多寡是否愿意出让自己的权利，追随意见领袖而形成集体行为。信任扮演调节因子对所产出的集体行为，可以是一时风尚的狂热或是持续的潮流。狂热瞬间即逝而潮流经历时间考验渐渐形成范式。因此从理论和观察事例上概括的说，信任对意见领袖（集体行为）应该带出正面的效益，强化生态消费行为。

　　最后是Molm提出的“强制性惩罚”。Molm反对早期心理行为学的研究结论（Estes，1944；Skinner，1938），惩罚只会刺激人的情绪，产出负面效果，甚至古典交换论学者霍曼斯亦认为惩罚会阻碍回馈和终止交换关系。Molm（1997）认为有策略和适当施行强制性的惩罚，相比激励更有绩效压制不期望的行为（Patterson，1982）。策略性的惩罚离不开会员对组织和外在环境比较之下公平与否的信心，Rothstein（2000）提及机制和法律可缓和隐藏在信任关系内的危机，约束二阶交换行动，抑压“出卖”的行为。Molm（2003）的研究亦认同信任在交换关系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能带出成功连续性的回馈。Blalock（1987）对惩罚提出另一个观点，认为奖与罚是相对的因素，忽略惩罚因素，就会扭曲奖赏在交换过程中的权力。他更指出惩罚不同于机制立法，法规是对人的行为的预警告，而惩罚可以被视为负面奖励。他解释负奖励就如母亲每天给孩子两颗糖果，因为今天孩子犯错而只给予一颗或取回昨天给予的两颗。尽管如此，负奖励仍然受公平的范式约束。概括的说，在实际环境中惩罚之所以提升矛盾，并不是惩罚本身，而是处理的方式（Patterson，1982）。

　　问卷问题D2（D2问题是“我会因为害怕环境破坏产生的恶果而转向购买环保空调”）经实证后的t-test值是9.069而相伴机率

　　总结地说，整合信任的理论和社会交换论四个因素对生态消费行为的实证数据，可以概括信任作为调节因子对社会交换论中的四个因素的影响，除了情感满足之外，都能够强化余下三个因素促成生态消费行为的效益。

　　五、结束语

　　本文引用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原则，尝试从“基于社会交换论的生态消费行为研究”实证，推敲“信任”作为调节因子是能扩大社会交换论的四个因素在促进生态消费行为的效益。然而消费者的消费态度本质是复杂和动态的，我们必须小心处理每个市场细分的需求，避免堕入普及化的误区。虽然相关信任的研究增强我们对信任的认知，迄今仍有许多社会交换论与信任有意义的问题仍待解决。例如是怎样的一个机制由信任开始，建立交换关系继而演变为人脉网络？或者是信息怎样激发一般消费者的信任，相信生态消费能获得公平的回馈？在未来的研究，我们应该多考虑改善研究方法和方式。

　　研究方法方面的改善，除了沿用GSS及ANES标准量表的之外，应该加入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态度、行为意图等问题，使调研更真实反映实际情况。至于研究方式除了增加采访的样本数量、多元化人口普查的细分、覆盖面更广的阶级层之外，我们亦不能够单靠从实验室进行的信任博弈得出的数据，草率便做出结论。而是应该多作实地观察，校准和精炼所得出的数据，使分析能够准确解释信任关系，不是信任价值。

　　【参考文献】

　　[1] 费考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M].上海：观察社，1948.

　　[2] 林晋宽：团队信任与研究发展绩效之关系[J].科学管理学刊，1999（6）.

　　[3] 管健：“语言陷阱”泛滥侵蚀社会信任[J].人民论坛，2010（9）.

　　[4] 冯杰良：基于社会交换论的生态消费行为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10.

　　[5]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1955.

　　[6] Morton Deutsch, Cooperation and Trust: Some Theoretical Notes in 10 Nebraska Symposium Motivation,1962.

　　[7] Bernard Barber, The Logic and Limit of Trust ,1983.

　　[8] Russell Hardin,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2002.

　　[9] Kenneth J Arrow.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1974.

　　[10] Kevin A. McCabe and Vernon L. Smith, A Comparison of Naive and Sophisticated Subject with Game Theoretic Predictions.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 3777 ,2000.

　　[11] Brooks Kings-Cases et al., Getting to Know You: Reputation and Trust in a Two Person Economic Exchange, 308 Science 78，2005.

　　[12] Paul J Zak et al., The Neurobiology of Trust, 1032 Annals N.Y. Academy Science，2004.

　　[13] Mark A. Hall et al., Measuring Patients: ‘Trust in Their Primary Care Providers’, 59 Med Care Res & Rev 293 ,2002.

　　[14] Sim B. Sitkin et al. eds.Special Topic Forum on Trust 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Academy Management Rev 387, 1998.

　　[15] Allport, G.W.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Rinehart & Winston,1961.

　　[16] Almond, G.A. & Verba S.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7] Anderson, E.W., Fornell, C., Lehmann, D.R. Customer Satisfaction, Market Share, and Profitability: Findings from Sweden,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

　　[18] Andrews, F.M..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Levels and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1(25).

　　[19] Aryee, S., Budhwar, P.S. & Z.X. hen. Trust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Work Outcomes: Test of Social Mode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0] Blalock, H.M. Jr. A Power Analysis of Conflict Processe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 4, pp 1-40, edited by Edward J Lawler and Barry markovsky,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7.

　　[21] Blau, P.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4.

　　[22] Bohnet, I. & Zeckhauser, R. Trust, Risk and Betraya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4(55).

　　[23] Bok, S.. 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1978.

　　[24] Boslego J.. Engineering Social Trust: What can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do? HIR,2006(5).

　　[25] Bradburn, N.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1969.

　　[26] Brass, D.J., Galaskiewicz, J., Greve, H.R. & Tsai, W.. Taking Stock of Network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47).

　　[27] Chatman, J.A.. Match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36).

　　[28] Coleman, J.S.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0.

　　[29] Deckop, J.R., Mangel, R. Cirka, C.C. Getting More Than You Pay Fo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Pay For Performance Pla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42).

　　[30] Dwyer, F.R., Schurr, P.H. & Oh, S.Developing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7(4).

　　[31] Eckel, C.C. & Petrie, R.. Face Values, in CBEES Working Paper, Dallas: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 2009.

　　[32] Eisenberger, R., Fasolo, P. & Davis-LaMastro, V.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Diligence, Commitment,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0.

　　[33] Eisenberger, R., Armeli, S., Rexwinkel, B., Lynch, P.D. & Rhoades, L.. Reciprocation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34] Engel, J.F., Blackwell, R.D. & Miniard, P.W.. Consumer Behavior, Chicago: Dryden, 1990.

　　[35] Estes, W.K.. An Experiment Study of Punish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1944(3).

　　[36] Garbarino, E. & Johnson, M.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Satisfaction,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Custom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2).

　　[37] Gouldner, A.W..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

　　[38] Heide, J.B. & John, G.. Do Norms Matter in Marketing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4).

　　[39] Kelman, H.C..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1(25).

　　[40] Konovsky, M.A. Understanding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

　　[41] Konovsky, M.A. & Pugh, S.D.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ocial Ex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42] Liden, R.C., Sparrowe, R.T. & Wayne, S.J.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The Past and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 In G.R. Ferris (Ed.)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15: 47 119: Greenwich, CT: JAI, 1997.

　　[43] Maslow, A.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8.

　　[44] Meyer, J.P. & Allen, N.J. Commitment In the Workplac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45] Molm, L.D. Coercive Power in Soci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6] Molm, L.D.. Theoretical Comparisons of Forms of Ex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 2003(21).

　　[47] Molm, L.D., Peterson, G. & Takahashi, N.. Power in Negotiated and Reciprocal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64).

　　[48] Morgan, R.M. & Hunt, S.D. 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6).

　　[49] Naef, Michael, Ernst Fehr, Urs Fischbacker, Jurgen Schupp & Gert G. Wanger. Decomposing Trust: Explaining National and Ethnic Trust Difference, Zuirch，2009.

　　[50] Nannestad, P..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Generalized Trust, If Anyth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11).

　　[51] Nunnaly, J.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52] Ostrom, E.. 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Working Trust, Reciprocity, and Reputation, In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ed. E. Ostrom and J.M. Walker,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2003.

　　[53] Patterson, G.R..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Castalia, Eugene, 1982.

　　[54] Putnam, R., Leonardi, R. & Nanetti,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ns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3.

　　[55]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56] Rogers, C.R. On Becoming A Per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57] Rothstein, Bo. Trust, Social Dilemma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0(12).

　　[58] Rogers, E.M. & Cartano, D.G., Method of Measuring Leadership,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2.

　　[59] Rothstein, Bo.. Trust, Social Dilemma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0(12).

　　[60] Rotter, J.B.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35(4).

　　[61] Rotter, J.B., Chance, J.E. & Phares, E.J. Applications of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2.

　　[62] Rousseau, D.M..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63] Simmel, G. The Sociology of Simmel, translated.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K.H. Wolff, New York: Free Press (German original, 1908),1950.

　　[64] Skinner, B.F. The Behavior of Organism, New York: Appleton, 1938.

　　[65] Sutter, M. & Kocher M.G..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Game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7,59(2).

　　[66] Uslaner, E.M.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7] Von Franz, M.L.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In C.G. Jung (ed.) Man and His Symbol,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68] Zeithaml, V.A., Berry, L.L. & Parasuraman, A. 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 of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4).

　　集体换伴篇2

　　【关键词】绘本旅行 助人意识 助人行为 移情 模仿 角色扮演 混龄教育

　　一、研究背景：

　　图书交换存在的问题及交换的需求性

　　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如果能通过交换的方式，让孩子们接触更多的绘本，这样又能节约成本，同时结交年龄相仿的玩伴。其次现在孩子独生子女居多，孩子们对自己喜欢的书，存在不愿意分享的自私心理。在孩子们的身边，有着各种各样的互助，围绕在幼儿身边的各种形式的互助，除了亲情以外，小伙伴之间的亲密和友爱互助是儿童生活中的又一不可缺少的宝贵经验。

　　孩子的互助行为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通过智慧的引导帮助孩子逐渐建立互助的意识，设计适宜的活动引导孩子在自主探究中提高互助能力，感受互助的快乐。

　　二、绘本去旅行的研究策略

　　案例一：绘本在本班级内旅行

　　幼儿园通知每个班每个孩子带一本有价值的书，发挥家长资源做好主人书签和表格（如附表1），活动前家长给孩子充分解读，让孩子在集体前大胆自信的介绍自己带来的书，在自己班内互换图书。每个孩子自由结伴推销自己的书，有的孩子会换到自己喜欢的书；有的孩子因为舍不得自己的书而没有互换；也有的孩子因为没有很好的介绍自己的书而互换失败。当然活动中还出现两个孩子同时间都喜欢同本书的现象。

　　措施：教师使用低结构的活动，孩子自由结伴介绍自己的书，对待孩子不愿意换书的现象，主要来自小年龄孩子，通过讲解、分析和同伴效应让孩子愿意分享，提高分享意识。遇到两个孩子抢同一本书，也会让小主人比较为难，那么需要小主人调节，孩子之间也需要一定的谦让意识，教师适时介入引导。

　　分析：让孩子自信的介绍自己的书，和同伴交换书。这个过程孩子需要对自己的书进行充分的解读，对书本内容了如指掌，让孩子推销自己的书本，从而达到与同伴交换书的目的。孩子的收获除了来自书本的知识，还挑战了自信心。在活动中我们遇到孩子的许多行为问题。如多个孩子争抢一本书，教师除了引导，也让孩子自主调节，让孩子在矛盾中分析行为，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达到互助的效果。

　　案例二：绘本在对班活动中旅行

　　书本在班内交换一段时间，允许孩子带回家进行亲子共读，但每天都得带回学校，继续与同伴交换，让每本书来到各个家庭中旅行。接着可以实施下一阶段的活动：对班活动，教师可以选择同年龄段的班级交换图书，也可以大手拉小手，大小结对形式的交换。同年龄班的孩子主要是平行活动，和班内活动一样，介绍书本，自我推销与互换绘本。下面主要介绍大带小的对班活动。

　　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幼儿所处的混龄环境，常常能看到大助小的场景，可是极少能看到小助大的情况出现。小年龄幼儿其实很想要去帮助大年龄幼儿，可是大年龄幼儿总觉得他们是帮不上忙。确实我们也想过小年龄幼儿要在行动上去帮助大年龄幼儿，确实可行性也不是很强。于是我们思考：利用绘本为载体，是否能在语言上让小年龄幼儿学习用鼓励、表扬等语言去激励、帮助大年龄幼儿，让大年龄幼儿获得自信心。因为小年龄幼儿的语言模仿能力特别强，很多语言比行动更能表达，他们也更善于表达。通过对语言和行动的强化，启发混龄幼儿通过互助来体验助人和被助的快乐，感受彼此存在的重要性。

　　案例三：旅行中最受欢迎的绘本

　　在图书旅行中，会有一些绘本普遍受欢迎，通过附表一，根据孩子们的记录教师有目标的选择一些绘本，把这样的绘本在集体面前推广，细读精读，让绘本本身的价值培养孩子的互助行为。

　　分析：利用绘本为载体，我们有意用一些动作去激发幼儿尝试表演。这是因为角色扮演对幼儿助人行为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情景的演示，让幼儿扮演助人者及救助者，设身处地地实践他人的角色，能使幼儿更好地理解救助者的处境，体验他们的内心情感。我们还利用幼儿的模仿心理，引导幼儿模仿故事中的一些对话，为后期的语言互助埋下伏笔。

　　案例四：绘本旅行回家

　　孩子们把在旅行中的绘本送到小主人手中，有的绘本顺利回到主人手中了，主人仔细阅读绘本旅行过的地方，根据联系方式家长之间可以共同探讨绘本内容。活动中也有的绘本不能第一时间回到主人手中，那么需要寻找绘本，这个过程中又再一次体现孩子的互助意识，如何帮助同伴找到没有归位的书，孩子需要了解小主人书的内容，大胆的到各个班级询问书的下若。无形中又提升了孩子的交往能力，语言能力，达到互助的效果。

　　措施：在绘本回家中，因为孩子不识字，教师需要准确的告诉孩子绘本的主人在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也可以有大班的孩子帮助小年龄孩子一起找到绘本的主人。整个过程都要以孩子为主体，让孩子主动寻找书的主人，教师主导活动，保证每个环节顺利进行。

　　分析：活动后让幼儿分享助人和被助后的心情。实践中，老师请孩子说说帮助绘本找主人的过程，他们在分享的过程中会说“很甜蜜”、“很快乐”、“很自豪”、“很高兴”等等。分享之后，请幼儿画各种各样的心情卡片进行记录悬挂，让幼儿能时刻感受互助的快乐。在一次次的表达后，不仅大年龄幼儿的词汇量丰富起来了，小年龄幼儿在模仿中的语言能力有了提升，能正确表达内心感受。同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们会不停地在自己的心情卡下面悬挂自己助人和被助后的心情，把内容分享给同伴和家长听等。孩子的互助能力再一次得到提升。

　　三、实践效果：

　　集体换伴篇3

　　[关键词] 合作习俗 演化 博弈

　　一、义乌的合作习俗

　　1.历史中的合作习俗：“敲糖帮”

　　由于人稠地薄，历史上的义乌人很早就远走他乡做小买卖，用本地的土糖换取鸡毛等旧物，也称为“鸡毛换糖”。这种活动始于乾隆年间，后形成组织严密的帮派――“敲糖帮”。为了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敲糖帮无论在纵向的等级架构还是横向的协调分工上均存在个体间频密的合作行为。同时，这种组织和合作完全是在众多义乌人长期外出“鸡毛换糖”的实践活动中演化而成的，没有历史资料证据显示其受到外界任何强大的第三方力量的影响。因此，这是一种产生于自利和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自我维系的内生性秩序。从事“鸡毛换糖”的货郎担之间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在货源和价格上的竞争，但日积月累的实践活动和试错过程使他们发现合作能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收益――这种合作习俗是建立在“如果我帮助别人的，别人将同样帮助我”的稳定预期之上的。其出现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理性和有目的的设计；它之所以有可能自发演化，是因为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遵循这样一种约束实际上有助于每个人对目标的追求。

　　2.市场中的合作习俗：合作促进了义乌市场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敲糖帮作为封建残余被彻底解散，商品经济被纳入国家统筹范围，个体的商业活动受到限制，义乌的小商品买卖活动只能隐藏在农贸集市中。商户被工商局“堵，赶，散，追”，但他们也没有像打“麻雀战”一样四处分散，而是化零为整，不管是做生意，还是与工商局周旋，都是成群结队地行动。1982年，商户的集体行为终于迫使政府默许了地下市场的存在。之后，义乌商户从游走四方的流动生意更多地转为摊位经营，他们的批发摊位有固定的地点和日期，不同的摊位有不同的经营品种和客户。

　　不仅是义乌市场的形成，义乌在开拓国内的外地市场以及目前正在广泛拓展海外的小商品市场采取的都是这种合作和分工的方式，这些市场它们完全是义乌人自发的集体合作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建立。通常先是几个创新者试探性地到国外购买商铺，经验成熟并发现商机后，回国介绍义乌的亲戚朋友出国做生意，他们在商品种类和市场范围上存在明确的分工。古老的合作习俗习俗在当今义乌社会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产业集群中的合作习俗

　　义乌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各类商品和市场信息在义乌的聚集并向全国和海外扩散、辐射，同时也带动了义乌小商品产业地聚集和发展。在义乌的产业集群中，除了大多集群都具备的纵向的供应链上的合作行为和关系外，企业间横向的合作活动尤其突出。一些产业就是得益于“亲帮亲，邻帮邻”的合作习俗而在短短几年内产生，发展和成熟。同时，企业在多方面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合作，具体有:共同定价、共同购买设备和原材料、技术交流和互助、人员管理和培训等。

　　二、合作习俗形成的演化博弈分析

　　义乌的合作习俗有多种表现，本节以“鸡毛换糖”的商人群体中的合作习俗的产生作为分析的范例，使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建立模型进一步揭示义乌合作习俗产生的内在机理。在一群进行“鸡毛换糖”的商人中，两个“鸡毛换糖”的商人任意配对相遇，他们可以选择与对方合作的策略或者不与对方不合作的策略。当两个商人都选择合作策略时，他们会在外出的路途上结伴互助，到达一个村落的时候划分区域，共同采购小商品，以及互相互通哪些地区需要何种货物等信息。当一人采取合作，而另一人采取不合作时，采取不合作的人只会接受对方的帮助和信息，但不会给对方提供帮助，而且也不按照两人划分的区域和路线进行商业活动。而当两人都采取不合作的策略时，两人只能单独进行“鸡毛换糖”的活动，此时的两人获得的支付显然要低于两人合作时的支付。

　　π＞0，表示两人单独经商的保留支付。V＞0，表示两人合作后每个商人获得的额外收益。当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时，合作策略方损失的租金是c＞0，而不合作策略那一方获得收益ν＞0。假设V＞ν，即，两人合作的额外收益要高于一人合作一人不合作时的收益，这种假设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敲糖帮”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能不断地发展）。假设商人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为可计算得：当初始水平落在（0，）之间时，所有的商人都选择不合作策略，而当初始状态落在（,1）之间时，就会趋向于所有商人都选择合作的策略。

　　结合义乌“鸡毛换糖”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农抑商”历史背景下，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人只能被迫到外地做小生意为生，从事着农业社会中的边缘性商业活动。历史上，外出营生会遇到许多风险，如野兽和山贼的袭击，生意的惨淡等，而边缘性商人之间的互助和沟通，能够较大地减少这种风险。商人在路途中的相互照顾，沟通商业信息等行为均能带来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这种情形在模型中可解释为，(V-ν)的值较大。另一方面，商人对同伴提供帮助所损失的租金较小。由于“鸡毛换糖”的市场较大，同伴之间遵循事先约定好的市场范围，均能获得一定数额的收益，结伴经商而损失的成本并不明显。即c值较小。因此,模型中的区间(,1）范围较大，初始状态落在其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而导致商人群体均选择合作策略，达到ESS点，建立合作习俗。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义乌合作习俗在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演化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均在义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二，合作习俗在义乌的产生没有受到外界任何第三方个体或组织的理性设计，它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商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我维系的内生秩序。这种均衡具备在一定范围定抗干扰的能力。

　　参考文献:

　　陆立军等:市场义乌[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集体换伴篇4

　　从小开始培养幼儿合作的能力是必要的，因此幼儿园的教育也关注了孩子们合作性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结合《指南》相关要求，开展幼儿园大班歌唱图谱教学，在活动中进行幼儿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研究。在活动的过程中从分组探索，集体讨论；组内协商，轮流操作；代表介绍，小组范唱；自由选择，自主结伴几方面入手，提高幼儿的合作能力。

　　关键词

　　歌唱活动 图谱 合作 集体讨论

　　现代社会发展节奏很快，只凭个人的力量促进其发展是有限的。21世纪的优秀人才除了具有广博的知识、全面的技能还必须具备有高度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无穷的力量。所以从小开始培养幼儿合作的能力是必要的，是不可忽视的。

　　幼儿园的教育也关注了孩子们合作性的发展，在学习活动、游戏活动中有很多形式都体现了幼儿合作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活动中不能只注重活动知识点的达成，认为幼儿在独立学习中能很快完成学习就算达成活动目标，从而忽视他们与同伴的合作能力。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在幼儿园大班歌唱图谱教学中，我尝试了幼儿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研究，在活动的过程中有着一些小小的收获：

　　一、分组探索，集体讨论式的合作学习

　　《指南》中提出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情绪态度的独特方式。

　　幼儿在学习一首歌曲时，特别是在分析掌握歌词环节中，我们尝试了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提供相关的图片，让幼儿感受美，在理解歌词的基础上，反复倾听歌曲，将歌词进行排序，引导幼儿感受美，从而清晰的掌握歌词，学习歌曲。

　　在执教歌曲《我是解放军》活动中，我给每组幼儿准备了大底图和操作卡片。先引导幼儿讨论、交流解放军的特点和小朋友们的想法，再提出要求：听音乐将图谱排序。幼儿一次性摆出完整的图片比较困难，我准备了一张不完整的大图谱供他们聆听、观察，通过歌曲的不断范唱，让幼儿选择相应的图片进行选择粘贴。在活动的过程中，小组里有的幼儿能力较强，倾听很仔细，能很快做出选择；有的幼儿能力相对弱一些，总是处于无所事事的地位，于是我请能力较弱的幼儿帮忙检查，看看排好的图片是否正确。这样既让他们乐于参加小组活动，成为小组的一份子，又使他们对歌曲的歌词有了较好的掌握。

　　幼儿能力的发展并不是齐步的，在小组活动中帮助他们明确分工，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小组活动，在协商合作的过程中更好的学习了歌曲。

　　二、组内协商，轮流操作式的合作学习

　　“每个幼儿心里都有一颗美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指南》中强调重视幼儿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我们仍然尝试合作创作图谱来提高孩子们的合作能力。

　　创编图谱拓展学习歌曲是幼儿歌唱活动中常见的创造性学习活动的形式。在此环节中，图谱能很好的发挥学习辅助作用。以前的活动教学中教师都是将幼儿的创编内容进行小结归纳，并用简笔画的形式帮助幼儿在黑板上记录，集体演唱创编的歌曲。而我在创编环节中尝试渗透了合作能力的培养，寓教于乐。

　　比如在歌唱活动《买菜》创编活动中，孩子们说了许多自己了解认识的菜。为了满足每个幼儿的愿望，我给每组幼儿一张操作纸，按歌词节奏和规律，分成上4格，下6格，引导幼儿将创编的歌词进行记录。说出菜名并不难，难的是用简笔画的形式记录下来。每组中都有绘画能力相对较好的幼儿，所以我建议他们每组进行推荐记录员，将小组成员说出的菜用简笔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孩子们积极介绍自己的菜名，成为活动的主体。有的小组中绘画能力较好的幼儿不止一个，纷纷要求记录，于是我引导他们自己想出解决的办法，有的幼儿说每人记录一样，有的说下次活动换人记录，还有的说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记录。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他们自己协调好，就是最好的方法。

　　三、代表介绍，小组范唱式的合作学习

　　创编的图谱记录好后就要进行展示演唱活动了。因为每组的创编内容不一样，所以要先向大家介绍本组创编的歌词。开始是小组推荐代表讲述介绍，有的幼儿积极踊跃介绍，有的幼儿比较腼腆，于是我用颁发小贴星的形式鼓励介绍歌词的小朋友，激励每个孩子都能乐于参与介绍。经过多次活动，主动介绍的幼儿多了，就进行了相互推荐或轮流介绍了，使幼儿的合作意识又提高了一个层面。

　　在介绍完本组的图谱后是小组合作演唱环节，因为是自己小组成员智慧的结晶，孩子们对自己创编的图谱十分感兴趣，能按自己的图谱进行小组演唱，体验到了合作成功的喜悦。

　　活动的最后，我们还将每组的图谱一一展示，让幼儿自由结伴，邀请同伴观看自己的图谱合作演唱，幼儿很开心，在活动中也体会到了自己小组操作的成功和给大家带来的喜悦。

　　四、自由选择，自主结伴式的合作学习

　　宽松的学习氛围是陶冶艺术情操的一个良好的前提，在自由的游戏状态下进行自主选择同伴合作学习，为幼儿的合作能力培养构建了一个新平台。

　　在幼儿运用图谱学习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引导他们开展了自主选择角色演唱的方法进行双声部歌曲的演唱。在双声部歌曲《月圆曲》的歌唱活动中，幼儿掌握好了图谱中的星星和月亮演唱的图谱后，引导他们自由选择星星和月亮唱的歌（不同声部），佩戴好头饰后，明确自己的角色和演唱的声部，再自由选择同伴，交换头饰，明确交换后的角色和演唱内容，让幼儿在自主的状态下，轻松自如地演唱了这首双声部的歌曲，效果较好。

　　集体换伴篇5

　　七夕是中国传统情人节，由于国人越来越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俗节日，再加上商家每年大张旗鼓的宣传炒作，七夕情人节已经成为情侣必过的节日之一。在传统佳节来临之际，本活动将配合主办方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为参加活动的来宾创造温馨、欢快的交友体验。

　　2.活动目的

　　主要渲染七夕节气氛，提升主办方亲和力，通过活动促成来宾互动、携手，从而良好的发展。

　　3.组织机构

　　主办方：滨江工会

　　协办方：凯艾联盟

　　参与单位：待定

　　4.参与媒体

　　都市快报、青年时报、行报、浙商杂志等

　　浙广集团、杭广集团电视媒体报道

　　5.活动信息

　　活动名称：寻“爱”七夕(参考、待定)

　　活动日期：2012年8月24日

　　活动场地：天堂软件园

　　参与人数：100人左右

　　6.活动方案

　　a. 前期筹备

　　筹备委员会：负责派对筹备和顺利进行。

　　筹备委员会组成：由凯艾联盟主要负责，并邀请主办方主要负责人协助和督导。

　　主办方统计来宾资料，并填写相关参与派对表格(做第一次爱的初体验游戏所用)

　　要求来宾准备一份心仪小礼(做牵手成功交换礼物或送心仪对象用)

　　b. 活动概况流程(时间参考)

　　17:00

　　来宾到场签到

　　17:00-18:00

　　来宾用餐时间

　　18:00 - 18:05

　　司仪宣布开场，介绍到场嘉宾、参与来宾及活动概述

　　18:05 - 18:10

　　主办方嘉宾致词

　　18:10 - 20:00

　　参与来宾互动时间(参与来宾互动)

　　20:00 - 20:15

　　派对结束

　　活动亮点设置

　　为达到派对牵手成功的高潮，设置三个集体环节：

　　爱的初体验(根据筹备期反馈的来宾资料在投影上进行初步配对，为来宾选择派对伙伴，进行游戏和各游戏环节)

　　爱的小交换(来宾带来的心仪小礼进行交换和递送，进行第二步自主选择派对心仪对象，掀起派对小高潮)

　　爱的丘比特(请所有拥有心仪对象的女生蒙起双眼，由男生进行轻吻仪式，以进一步确定牵手对象，并获得情侣烛光晚餐大奖(待定)，掀起派对高潮)

　　现场设置小游戏专区

　　(国学灯谜区、心理游戏区、DIY心仪小礼区、许愿放灯区等)

　　设置小游戏专区为来宾提供初步了解，营造各种轻松氛围。通过主场的晚会与客场游园活动的结合调动参与人员的活动积极性，增强来宾的参与感。

　　国学灯谜区：活动场地设七夕灯谜区，来宾可结伴在这个区域猜灯谜互动，谜面与

　　七夕主题相关，猜中的来宾 有相应的小礼品赠送。

　　心理游戏区：活动场地设心理测试区，安排心理专家为来宾做简单心理小测试，并

　　为其做测试解析，同时专家可与来宾沟通，缓解工作等方面压力。

　　DIY小礼区： 活动场地设DIY手工区，DIY手工区可制作莲花灯并写下愿望，也可学做中国结、折纸、扎鲜花、气球等。完成后可赠送给心仪对象或留念。

　　集体换伴篇6

　　（一）选择、剪辑适合幼儿的音乐

　　1.音乐的选择。在集体舞中，音乐和动作是血肉相连分不开的伙伴，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编织出美妙的艺术花朵。在集体舞音乐的选择上，我们需要站在孩子的立场，聆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孩子的兴趣，设计孩子乐意参加的集体舞活动。一般人往往以为，中国风格的音乐和儿童音乐应该更贴近孩子、更适合用来编排幼儿集体舞，其实不然。随着孩子的成长，一些已经过分熟悉的音乐风格对年龄较大的孩子来说已经失去吸引力。相反，离幼儿较远的异国风格的音乐和成人音乐，却由于其陌生性、新异性和挑战性逐渐成为大龄幼儿追求的对象。根据这一规律，在托班、小班阶段，以选择轻松愉快、重复较多的音乐为主，如《我们开着小火车》、《找朋友》等；在中班阶段，可有意加入具有明显民族个性的音乐，如《西班牙斗牛舞》等；到大班阶段，民族个性的、异国风格的音乐以及情绪健康向上、刺激适度的少量成人音乐都可以作为集体舞的音乐，如《男儿当自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采用少数少儿艺术歌曲、流行歌曲、外国音乐以及戏曲唱段和民歌等不同风格的歌曲来编排集体舞，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音乐的剪辑。音乐是否被幼儿接受和喜爱是幼儿集体舞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在选择集体舞音乐时要考虑使用节奏清晰、旋律优美、结构工整的音乐，速度以中速为主。剪辑音乐时最好加上前奏、间奏和尾奏，便于幼儿利用前奏、尾奏交换舞伴、变换队形等。如在集体舞《田纳西摇摆舞》中，教师将音乐的前奏和尾奏各自反复了四遍，采用了A—B—A′曲式，效果好。

　　（二）设计简单易学的动作

　　集体舞的动作一定要简单易学，有欢快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其动作数量不宜过多，只用少量几个基本动作构成舞蹈作品的整体美感即可。如集体舞《快乐男子汉》中，只有踏步、拍手、双手捶胸和紧握拳头屈肘做“强大力士”等四个动作，随着动作的反复和队形的变化，“一群快乐的男子汉正在显示他们的肱二头肌”，让人忍俊不已。集体舞动作又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般生活动作、律动模仿动作、舞蹈动作。一般生活动作包括走、跑、跳跃，点头、弯腰、屈膝，屈伸、摇摆手等。在托班和小班早期阶段，选材时对动作的考虑应以一般生活动作为主，再逐步增加律动模仿动作的比例。

　　（三）编排富有变换的队形

　　幼儿在集体舞中学习队形变化是发展幼儿空间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安排一些队形，但变化不宜过多。一般常见的队形变化形式有：“半圆形”“、行列形”“、单圈”“、双圈”“、链状形”等。幼儿园里的集体舞，尤其是小年龄幼儿和老师围成一个大圆圈跳舞，每个孩子和老师之间的距离等同，每个孩子都在老师眼皮底下跳舞，既便于教师示范，也便于幼儿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能够产生团结友爱的气氛。在集体舞活动中教师站位的主要功能是：示范。在圆圈状态下，幼儿能够无障碍地看清老师的全部姿态和运动方式。在双圆圈的空间状态下，教师一般站在内圈。在方阵或行列的状态下，教师可与幼儿相向而立，做“镜面示范”。

　　二、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关注幼儿参与

　　（一）舞蹈器具的运用

　　1.标记的运用。标记的使用便于幼儿迅速排列和变化队形。教师在地面上画出同心圆，贴上圆点标记，让幼儿能快速、准确地站到位，使整个舞蹈看上去队形更整齐、美观。随着幼儿园环境的日益提高，木地板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传统的即时贴标志一段时间后很难从地板上撕开，影响美观，因此我们改用彩色的电工绝缘胶带，在木地板上做标志，方便实用。2.道具的运用。在集体舞中，身体装饰物不仅是用来修饰、打扮的材料，同时也是有效地帮助幼儿摆脱被动学习境地的绝好材料。道具的使用可增加舞蹈的气氛，提高幼儿的兴趣，使舞蹈更具美感。道具有：手腕花、白手套、丝带等。以手腕花为例，在集体舞《田纳西摇摆舞》中，一半孩子戴红腕花，一半孩子戴绿腕花。在让幼儿快速站成双圈时，先让红腕花幼儿拉成个圈，背向圆心，绿腕花幼儿去找个红腕花朋友面对面站好，达到让幼儿快速结伴的目的。在第二环节换朋友时，还利用让外圈绿腕花的幼儿用带腕花手指自己下一个新朋友的方式，快速辨认和结交新舞伴。

　　（二）舞谱的运用

　　运用恰当的舞谱，可帮幼儿快速记住动作、队形，还可轻松地解决空间、角色、审美、相像等方面的问题。在集体舞《田纳西摇摆舞》中，教师向幼儿展示如左侧四幅舞谱，分别表示进场、双圆圈上朋友面对面、外圈的孩子带花的手指下一位朋友、退场，让人一目了然。

　　三、实施有效的教学创新，关注幼儿发展

　　（一）简洁有效的教师语言

　　在集体舞教学中，最忌讳教师语言多而零碎，那样容易破坏幼儿对音乐的倾听。多使用规范的舞蹈术语：“面向圆心”、“面向圆上”等，最好说“圈里的手”而不说“左手”或“右手”。如在帮助幼儿学习“找空地方站好不动”这一准备性规则时，就采取了以下语言。老师的语言指令是：“看好我的手，我数到3，每一个人找一个既方便自己跳舞又不影响别人的位置站好，不能动。”此时，语气要干脆，表情要严肃。语调要特别强调“3”“、不能动”。然后问：“听明白了没有？”当“3”字出口后，教师用眼睛迅速扫射全体幼儿并最终盯住还在移动的幼儿，用眼神暗示他的违规。对达到要求的则马上微笑给予鼓励“：非常好！”

　　（二）创设幽默风趣的情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孩子觉得“有趣”了，才会积极投入地参与，才能谈及幼儿的发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游戏，因此集体舞以游戏形式贯穿始终。集体舞《田纳西摇摆舞》分ABC结构，分别用“老狼游戏”“、照镜子游戏”“、换朋友游戏”贯穿。如：在幼儿进场环节，老师巧妙地将“老狼老狼几点钟”的游戏迁移。一方面使得单纯的进场环节增添了有趣的游戏成分，另一方面可使幼儿在反复的操练过程中，感受基本的节奏，熟悉基本的动作模式，从而使幼儿在后续的两两合作舞蹈中，有更多的精力学习人际交流。

　　（三）教给幼儿创造的策略

　　纲要指出：艺术活动是一种情感和创造性活动。选择一些幼儿能接受的创造策略教给幼儿，有利于让其获得成功创造的体验，树立创造的信心，使其尽快跨入创造之门。以《田纳西摇摆舞》为例，以下的各种创造策略是为了解决“会不会创造”“、启而不发”等问题。1.累加策略。指在别人已有构思的基础上，可以增加或减少某些内容的创造策略。如教师示范动作“拍，拍，扭一扭”后，提问：“我们可以先拍，拍，扭一扭，还可以做什么动作，再扭一扭？”于是幼儿想到：“拍拍肩，拍拍头，拍拍膝盖。”2.迁移策略。指幼儿在甲学习活动时，能运用乙、丙等其他学习活动中的经验进行创造的策略。如在创编基本动作“哒，哒，扭一扭”时，教师提示：“我们把晨间玩过的游戏编到舞蹈里。”于是有幼儿想到：“拍（球），拍（球），扭一扭。跳（绳），跳（绳），扭一扭等。”3.联想策略。指根据一种事物联想到另一种事物，从而诱发创造性行为的策略。教师做个刷牙动作后问幼儿：“看到刷牙，你还想到什么动作？”幼儿想到洗脸、梳头、洗手等。最后借用美国儿童音乐教育家约翰的一句话共勉：我们跳舞，首先是为我们自己而跳。我们教儿童跳舞，更是首先要让儿童感到：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而跳！跳得开心、跳得有所收获！充分享受、表现自己的快乐。

　　集体换伴篇7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去年9月，河南省荥阳市的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决定，在全市青年中组织一次“情定今秋相伴一生”的集体婚礼，婚礼仪式上需要一对“金婚”老人为新婚的青年伴侣祝福，并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经过主办单位认真筛选，我和老伴虽然只结婚40年，属于“红宝石婚”，但却因为恩爱有加、事迹突出而荣幸入选。当我拿着鲜红的邀请函，把这个喜讯告诉老伴时，她竟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我和老伴是1967年10月1日举行的婚礼,那个年代所有的风俗礼仪都被视为“四旧”给横扫了。我当时在公社文化站任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婚礼的前日，我向领导请示获准后，于婚礼的当天早上回到家里。我在革命组织的安排下，骑着一辆自行车迎回了我的新娘,中午时分进行了庄重而热烈的婚礼仪式，婚礼议程有：颂读毛主席语录，交换革命礼品（即红宝书、毛主席像章等），村里老人讲革命村史，新婚夫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最后是向参加婚礼的革命群众表演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仪式毕，我和新娘就可以做革命夫妻了。记得婚礼结束后的下午4点，公社来车又把我接走了，因为上面来了“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完成任务已是晚上11点多了，我才急忙赶回家和等待已久的新娘享受新婚之夜的幸福。

　　此景已成追忆。根据活动组织者安排，那天凌晨3点多我和老伴就起床了（其实那晚我们激动得就没合眼），我穿上崭新的西服，配鲜红的领带，皮鞋锃亮，然后牵着老伴的手向为我们活动服务的婚庆公司走去。到后老伴便被一名化妆师引上二楼盘头化妆，许多参加婚礼的青年伴侣也正在做化妆准备，他们对我俩的到来报以热烈的祝福。1个多小时后老伴的妆化好了，我抬眼一看，哇！几十年相依相伴的老伴竟不敢相认了，只见她身着一袭意大利款式的拖地婚纱，洁白的婚纱上飘浮着一朵朵晶莹的玫瑰，颈上戴着白色的珍珠项链，头发也被盘成一个好看的高高的造型，眉毛变得黑而细长，原先饱经沧桑的脸现已有了青春的气息。老伴幸福地笑着，轻轻用手拖着婚纱，款款从二楼向我走来,此时的她是那么地光彩照人，在场的新郎新娘都向老伴投去了赞美的目光，我也从心底里感到，这是有生以来最为幸福的时刻！

　　9时18分，良辰吉时到了。在礼花、礼炮、礼乐的交汇中，我和老伴共捧着一团红花，和40对青年伴侣一起走进铺着红地毯的广场,这时的广场早已喜气四溢了。40对新婚伴侣相拥相依站在中央位置,我和老伴被安排在舞台的左前方。主持婚礼的司仪宣布集体婚礼正式开始，瞬间广场的音乐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市四大班子的部分领导是这次集体婚礼的证婚人，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为新人们致了贺词，我和老伴以金婚老人的身份上台为诸位新人致祝福语。我热情真挚地祝愿他们：新婚幸福，美满甜蜜，寄予他们做尊老爱幼的楷模。之后，我和老伴向每一位新婚伴侣赠送了一份礼物――我创作出版的诗文集《荥阳之歌》。在放飞了象征爱情天长地久的爱情鸟――一对对白鸽之后，市领导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婚礼结束我们又乘豪华大巴前往市植物园游览留念。这时我和老伴又成了一对对新婚伴侣的偶像，我们交谈留影，讲述了我们40年前的“革命婚礼”，年轻伴侣们听后既感到新鲜滑稽，又感到不可理喻。我笑着说，那次婚礼对于我们是心中永恒的记忆，在国运鼎新的今天，你们年轻人才有机会和条件享受到这人生最美好最难忘的婚礼啊！

　　婚礼喜宴统一安排在市宾馆宴会厅，我和老伴坐在首席的位置，这时老伴换上了大红旗袍，60多岁的她，看起来还真有点少妇的妩媚呢。老伴平时很少喝酒，可在那特别的场合似乎也有点飘飘然了，竟在闪烁不断的摄影灯交辉下，开怀喝出了平生的潇洒，我也趁此和老伴补喝了潜在梦中多年的交杯酒，老伴红润的脸上泛出了一串串的笑靥。

　　事后，我把婚礼中一张张多彩多姿的照片，分送给儿女和亲朋好友们，让他们也分享我和老伴在人生晚境时得到的别样的幸福。

　　集体换伴篇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12-027-01

　　班集体是学校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班级管理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更影响着教育的发展。班主任是作为全班学生的组织者、服务者，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多年的班主任工作，让我有了新的探索，

　　一、尝试班级家庭化管理的缘由

　　现在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家长们的百般溺爱，使学生们养成了唯我独尊的个性，他们不懂得关爱，更不懂得宽容。另外，由于许多社会问题，班级中有许多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或留守家庭。教育的缺失，使这部分学生的心理偏激，特别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学生”。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每个孩子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但他们都需要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因此我的班级建设核心理念，就是“班级管理家庭化，班级氛围人文化”。

　　二、教师在班级家庭化中角色转换

　　据调查研究表明，儿童6——12岁是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做为小学班主任老师，我们的角色就是学生好习惯的引导者，引导他们会学习，会生活。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爱孩子的人，孩子才会爱他。从一年级接班至今，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我从未请过一天假，而教师的身份也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逐渐转变。每年的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期末复习最紧张的时候，我总会在孩子们做题时，一个个地给他们擦脸解暑；冬天放学时，总会在走出教室前，一个个检查他们的衣服是否穿好。在他们的身边，我像一个“妈妈”。课堂上，我是教授知识的老师，下课了，我还和他们玩在一起。我也会耍赖，偷懒，他们也会因为规则和我争论。这时的我就像是一个大朋友。我和学生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相依相伴。渐渐地，在学生们的心中，我是这个“家”的大家长，总会在他们生病、难过的时候，有我的温暖陪伴；我是他们贪玩的大朋友，他们找到了新游戏，总会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开心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悲伤的时候我们一起流泪。在学生们中间，我的角色总是因他们的需要而转变。师生情越来越浓，而这浓浓的师生情中，更蕴藏着我们彼此间深深的爱。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学生们对老师的信赖，也成为班级管理的有力保证。

　　三、学生在班级家庭化中角色转变

　　在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中，我不是一味的施爱者。我也会在孩子们面前示弱，让他们学会爱我。有一次，我生病不舒服，但仍然坐着公车坚持来上班。当孩子们看到难受的样子，孩子们都会像我对待他们生病那样，过来抱抱我，嘴里还念叨着：“老师坚强点，吃点药就好了。”“老师今天生病了，都别让老师生气啊！”在孩子们的怀抱中，我的心也是暖暖的，这样的情谊让我明白付出总有回报的道理。渐渐的，学生们从会关心老师，到学会关心起身边的好朋友。他们总能在同伴们需要安慰和陪伴的时候，不吝啬自己的爱心，施爱于身边的同学。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人文化的班级氛围，让学生们享受其中。魏书生曾经班级管理中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让学生做班级的主人。在班级中，实施班干部竞选制。同学们选拔一部分责任心强，有工作能力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的家，我做主”，班级公约大家定；班级干部民主选。孩子们现场演讲，投票选出他们心中的“好领导”。没有竞聘上的同学，参加班级管理员招聘，负责管理班级的花盆、水盆、桌子等物品。班级管理员的职责更加细化，比如：桌布是不是脏了，应该回家换洗了；水盆里的水是否保持洁净等等。在我的班级中，真正实现了“没有没人管的事，没有没事管的人”。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他们都是家庭中的一员，人人争着为班级做贡献，并以此为荣。民主化的管理和家庭化的情境，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集体的自豪和家庭的温暖，这使我们的班集体拥有了和谐、团结、积极、向上的正气。同学们都自豪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中，我们爱我们的家！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中来，发挥每个个体的巨大潜力，形成一种集体的合力，从而增强整个集体的凝聚力。

　　四、班级家庭化中文化建设

　　1、让墙壁说话。班级黑板报中“我想对你说”的版块，使学生们有了自己的天地，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写出对他人最想说的心里话，“温馨提示栏”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写出一些最想提示给同学们的话，比如：明天有美术课，大家别忘记带工具哦等等。每天，孩子们都争着在那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上，写下自己的心里话，他们更会为自己能够给别人一些温馨提示而感到骄傲。

　　2、丰富的特色活动。我的班级还开起了“跳蚤市场”。孩子们把自己的物品带来进行交换，有学习用品、旧玩具等等。他们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物品，按照双方的意愿约定交换时间，可以交换一周、一个月，也可以永久交换。我班还建立了班级的银行账户。由班干部们自主管理，账目清晰，可以购买班级备品，还可以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购买学习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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