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内，很少能有像西夏那样拥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西夏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称呼呢？

　　提起“西夏”，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公元1038年党项羌在宋朝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实际上，在此政权建立之前，“西夏”也广见于史籍。如《穆天子传》载：“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一般认为，这里的“西夏”即《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提到的“大夏”，其地当在河西一带。又如《逸周书·史记解》：“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里提到的“西夏”和“唐氏”，即文献中通常所见的夏和陶唐二族，“西夏”其地一般认为当在晋南和豫西一带。又《三国志·锺会传》：“拓平西夏，方隅清晏。”这里的“西夏”，杨浣先生指出当即在魏国西南方向的蜀汉政权控制区域。又《晋书·张轨传》：“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此“西夏”胡三省先生在通鉴注中释为河西之地。又《南史宋纪》：“刘毅叛换，负衅西夏。” 此“西夏”则指荆襄一带。不难发现，此前的“西夏”所指概念宽泛、意义不一。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是“他称”概念，表述的似乎是与“以我为中心”的“夏”相对应的方位或地域概念。

　　党项“西夏”同样也是一个他称概念，其自称为“大夏”。元昊称帝之时给宋朝所上的表章中明言“国称大夏”，目前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落款中也广见“大夏”的署名。“大夏”的称呼足见元昊称帝时妄图建立强盛大国的勃勃雄心，但宋、辽、金等朝在给西夏帝王封号的回函中都把这个“大”字给抹掉了，称为“夏国王”“夏国主”等，这多少打击了西夏统治者的自信。在天安九年，西夏西南都统嵬名济在给宋边将的移文中就只言“夏国”，不见“大”字了。党项立国以“大夏”自称，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或说沿用其祖辈所据夏州政权而来，或说沿用其部落名称“平夏部”而来，或说沿用其祖辈所授“夏国公”“夏国王”等封号而来，或说乃借“禹称大夏，或用赫连勃勃昔称大夏之故地”而袭用，又或说疑由大夏河之名而来等等。“西夏”的这个他称概念，据杨浣考察，在宋朝初期依然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大概在北宋仁宗时期，才成为“党项拓跋政权”的一个专门称呼。

　　除“大夏”的自称外，西夏还常常将自己称呼为“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有时也单称为“白高”。这样的称呼多见于西夏文文献中，其西夏原文如图所示。左边四个西夏字的意思依次是“白、高、国、大”，右边五个西夏字的意思依次是“白、高、大、夏、国”。前两字在学术界曾一度翻译成“白上”二字，并由此引发出其得名于“夏人所居白河上流”这样的说法。然在一件夏、汉两种文本俱存的佛教文献《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中，图一中的几个西夏字在汉文本中对应的是“白高大夏国”五字，西夏文的前两字无疑就应该翻译成“白高”了。如此，则“白河的上流”或“尚白”的解说恐怕就难以成立了。而将“大白上国”释为“拓拔上国”者，则颇为无稽之谈了，因为在西夏文中，表修饰成分的“大”位于“白高国”之后，翻译成汉文将其调准到前面才使得“大”和“白”排在了一起。也有学者认为，按中国古代以五色配五方的原理，西方属白色，西夏国正位于中原的西方。又或者按照中国古代朝代“德运”的原理，唐代为木德，其色青，西夏克木，则为金德，其色白。概言之，“白”代表着西夏的属性。“高”可以理解为，在地势上西夏要比中原高一些，亦或包含了一点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中原汉人的蔑视。总之，西夏缘何自称“白高”，至今都是些猜想，尚未有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汉文史籍中，亦见元昊上书自称“邦泥定国”“邦面令国”，这些名称都是西夏语“大白高国”的音译。

　　常见今人用上图中第一个西夏字来对译“大夏”之“夏”，然而按照西夏辞书《文海宝韵》的解释，此字所指当即番人。“大夏”之“夏”在“白高大夏国”西夏文词语中所用之字则与表示“夏天”之“夏”相同。

　　西夏文献中亦常见用上图中第二个西夏字自称，其所对汉文即是“番”。“番”是西夏主体民族的族称，既可以用于“番国”也可以用于“番人”。在西夏文《圣立义海》中，多次出现“番国”一词，在西夏文佛经题款中也不乏“番国”的称呼。显然，这都是以族名用来称呼国家。

　　在藏文史籍中，从吐蕃时期起，一直用mi-nyag、mi-gnyags或me-nyag等词来称呼党项西夏。这同样是一个族名，它既可以用来称呼西夏立国之前的拓跋党项、也可以称呼立国后的西夏；既可以用来称呼西夏人，也可以用来称呼西夏国。在汉文史籍中，这一称呼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新、旧《唐书·党项传》将其译作“弭药”，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则译为“捻崖”，《胜妙吉祥真实名经》译者则称“聂崖”，《范文正公集》则用“木内”一词标注西夏祖坟，元代八思巴《彰所知论》则直接以“西夏国”译藏文mi-nyag，明代《西蕃馆译语》译作“迷娘”，甚或译作“河西”，《明史·瓦剌传》则作“母纳”，清代《蒙古源流》译作“穆纳”“密纳克”。此后多为“木雅”。在西夏文文献中也有一个与藏文mi-nyag相对应的词语，这个词的使用非常少见，目前只见于《文海宝韵》及《宫廷乐诗》之中，它可能只是藏文mi-nyag的一个直译，并不在西夏本族中流传使用。藏文文献中还经常出现rtsa-mi（咱米）一词，《玛尼宝训》书中载有“弭药咱米王”（mi-nyag rtsa-mi rgyal-po），《贤者喜宴》提到一位高僧“咱米桑结查巴”（mi-nyag sangs-rgyas grags-pa），他出生于多康弭药地区。这里的rtsa-mi（咱米）一般也以为即西夏。

　　西方学者喜欢用tangut（唐古特）一词来表示西夏。这一词语可能是突厥语或蒙古语对“党项”一词的称呼。它最早见于公元734年立石的突厥文碑《毗伽可汗碑》，碑文中毗伽可汗（716—734）说，在他17岁那年，怎样和tangut战斗，击溃他们，俘获他们的妻儿、马匹和财产。这里的tangut，学界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党项。公元1069年前后成书的《突厥语词典》中也有关于tangut的记载，说它是突厥的一个部族名，他们靠近中国（契丹）而居。还说tangut是定居民族，不是游牧民族。书中三次记载到了和tangut的战斗，大致意思分别是：

　　为了不让靠近秦的唐古特军队取胜，在一个严寒的夜里，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的妇女受到了嘲弄，她们把马匹和自己的男人奉献给我们，在悲痛中低下了头。

　　哈通斯尼人与唐古特人作战了，唐古特人击败了哈通斯尼的人们。哈通斯尼的人们呐喊不已，要跟唐古特人和他们的伯克为敌，鲜血似水一般哗哗流淌，红水从脖颈挤出来了。

　　唐古特王欺骗了哈通斯尼国王，死亡撞击了他的脑袋。对失败的人，同胞们指责，仇敌欢快，见到死神，他变脸失色。

　　这里的“哈通斯尼”（Qatun S?n?）是位于唐古特和辽之间一个地名，它极有可能是《辽史》中记载的“可敦城”。这次与唐古特人的战争应该是西夏立国之前征服甘肃河西走廊过程中（1020～1030），与甘州回鹘进行的一场苦战。

　　在11～14世纪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中也有许多关于“唐古特”的记载。拉施特《史集》写作tankqūt，汉译本作“唐兀惕”。《史集》载唐兀惕部落大部分住在城市和村镇里，它非常好战，并拥有庞大的军队，曾多次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作战，境内有许多走向不同的山脉等等。在《辽史》《金史》和《元史》中，党项又被译作“唐古”或“唐兀”，甚至还有译为“唐骨”“同古”等词的。汤开建先生指出，党项之名是汉族人对这一民族的认识，而“唐兀惕”“唐古特”“唐兀”则是北方民族包括突厥、蒙古、契丹对它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唐古特”通常指称藏族地区。

　　元代还常以“河西”作为西夏的别称，河西原本是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西夏立国之前已图谋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故自北宋开始已用“河西”来称呼西夏之地，元代这一称呼就更为普遍了。元人马祖常作有一首《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招瞿昙作夫婿。”这里的“河西地”正是指西夏之地。

　　以上的这些称呼中，有些是西夏主体民族的称呼，如“党项”“唐古特”“弭药”“番”等；有些是国家的称呼，如“大夏”“西夏”“大白高国”“番国”“弭药国”。这其中有重叠的现象，例如“番”“弭药”等族名有时候也可以用来称呼国家；“西夏”“河西”有时候是国名，有时候则是地区概念。在这些名字中，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自称是“番”，他称则有“党项”“唐古特”“弭药”。作为国家名称的自称有“大夏”“大白高国”“番国”等等，“西夏”只是个他称。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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