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篇1

　　关键词：新闻评论；社会责任；要素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22-03

　　新闻评论不是新闻，不是事实报道，而是事实评价，是基于新闻事实或有新闻意义的事实而发表的意见。相比于新闻报道，由于新闻评论对社会制度情境的依赖更强，因而，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为突出。

　　一、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提出

　　无论是以事实描述为特征的新闻报道还是以价值规范为特征的新闻评论，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因而都处于一定的传播及媒介制度中，进而处于规定传播及媒介制度的整体社会制度之下。所谓制度，就是系统。社会制度就是社会系统。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论角度而论，处于社会系统内人化的各个要素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同其他人化的要素相互制约，并统一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服从并服务于该社会系统。就传播媒介及其传播内容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脱离了自在状态而进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整个社会系统之内，从而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大众性而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它理当更多地体现为公共的意志（“公意”）和公共的利益（“公益”）。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作为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新闻评论不仅是个人和媒体机构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针对大众传播媒介为追逐利润而逾越新闻自由的界限和抛弃应对社会担负的基本责任，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思想和理论。1788年，被美国人誉为“自由开创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在支持制订旨在保护新闻自由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就指出：“报界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可信的、准确的和重要的消息与意见。”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制订了《记者信条》《新闻法规》等规约，业界要尊重公民自由和对公众尽责的行业规范。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非政府机构―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思想：现代传播媒介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以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等。[1]其后在50年代，美国学者T.B.佩特森（Peterson）提出了作为“现代社会公众通讯工具”的媒介所应承担的包括以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启发和提高公众的自我决策意识，对政府进行监督等各项职责和任务，他认为：“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报刊，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2]70年代，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制定伦理规则明确要求：“报纸应当为人们交流评论与批评提供论坛，特别是当那些评论与社论立场相左的时候。”[3]凡此种种，表明的是新闻媒介在追求和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所应承担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责任。在所有这些对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规约中，几乎都涉及到发表意见的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

　　迄今为止，新闻（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即新闻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及其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西方的新闻业始终处在追逐商业利润、享受新闻自由与接受新闻审查、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自近代引入新闻学以来，对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就包含了对新闻责任的关切。在论述报纸社会功能和意义时，无论是梁启超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严复的文章《国闻报缘起》，还是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都涉及报业即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和道德。[4]尤为突出的是，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联系国事是报纸的第一要务，报纸所担当的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和义务，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备受重视。由此，基本上可以说，报纸不是以新闻而是以新闻评论为本位（只是到了后来，报纸才向新闻本位回归），而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新闻界的这种评论本位主义盛行至改革开放前，并存留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所谓的新闻责任首要地不是新闻报道即新闻本身的社会责任，而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责任。

　　一般而论，从人类新闻实践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说，新闻报道要早于新闻评论，因此，对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关注要晚于对新闻报道社会责任的关注。作为广义的新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主观性更强的新闻实践活动，相比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因其与新闻本身的差异而使其社会责任问题更难以被评判，更难形成公认的标准。但是，基于新闻评论更强的社会性及对公众的社会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闻报道，对新闻评论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媒介批评同样成为一种媒介实践的必然。因此，迫切需要对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加以主题化研究。

　　二、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要素

　　基于新闻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三重社会责任成为对新闻评论媒介批评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一）政治责任

　　新闻是观念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闻实践活动是一种界定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权力话语活动。如果说，新闻报道是“用事实说话”，是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因而表达的是“无形的意见”，那么，新闻评论则是“有形的意见”，是基于事实的立场和观点的价值偏向性表达，它总是受一定的权力即政治意识形态框架支配。而作为意识形态机构的新闻媒体把关后的新闻评论，更是一种制度性（而非个人性）行为，因而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或“党性”完全是一种必然的品性。在意识形态的框架效果即筛选、过滤机制作用下，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价值观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是一套言说定义（或规范）现实世界的权力话语，新闻评论活动是政治性的活动，从事新闻评论就是从事政治。恩格斯曾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么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5]从事政治活动的新闻评论当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这是一项必然的逻辑。在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社会公器”和被喻为的“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为社会（公益）服务，肩负起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司企业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责任，要求成就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及舆论支持、舆论引导（导向）和舆论调控工具的政治责任。新闻评论履行舆论监督和政策宣传等政治功能，就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这种对政治责任的承担集中表现为合政策性，即要为一定的政策所约束，服从和服务于政党和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二）法律责任

　　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关涉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人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社会关系的新闻实践活动。基于新闻评论的权利和自由是有底线和疆界的，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不作为上，力求避免评论权利的滥用和误用。新闻评论因此主要成为被社会规范的对象（而非社会规范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基本上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责任。事实上，新闻评论承担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即要合乎法律精神的要求，要受一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法之法或“良法”。从原则上说，对不良之法或“恶法”，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新闻评论不但不能在精神上受其束缚，而且在行动上要通过新闻批评的方式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使之尽早得到修正）。[6]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进行，具体是指新闻评论主体选择评论的新闻事实和人物及得出的相关结论必须是法律（主要是新闻传播法）允许传播的内容，不会对他人或某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得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不得损害法人的利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得造成干扰独立司法审判的“新闻审判”现象。

　　（三）伦理责任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辨别善恶并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软权力话语行为。“言论是一种试图影响人、改变人―改变人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的文本，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伦理的审视。”“就像论说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论说’也可以破坏和伤害人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和‘私民’，我们必须以监督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制造和接受的论说。”[3]作为一种广为传播的社会言论（“论说”），新闻评论的伦理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评论的伦理目标应当是使传播对象或者说受众“耳聪目明”，更具思考力、鉴别力、批判力和创造力，总之，更自主、自由，更有个性，而不是相反―更易于被人所操控、役使和同（质）化。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者即“论（说）者的伦理”旨在“强化个人和社群”（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使之更有力量。而要实现上述伦理目标，就必须要求新闻评论者像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那样，做知识和真理的“助产士”，通过“辩证法”与人“理论”，目的不在驳倒对方，而在于共同达到真理，达成共识。事实上，今天的新闻评论者更应平等对待传播对象，平等交流，做到理性劝服。如果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消极性作为的责任，那么，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性作为的责任一面，它要积极作为，执行一定的社会基本职能。譬如，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社会的各种声音，搭建“开放的话语空间”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尤其是确保话语权和发言机会的均衡分配，让弱势、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地彰显人性中的光辉，显示人道主义和推崇人文关怀，弘扬和释放道德力量的正能量，以凝聚社会共识和舒缓社会情绪。当然，从根本上说，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要求新闻评论合道德性（“合德性”），即要求新闻评论遵守德性社会的道德约束，其评论主体所选择评论的、作为公开传播对象的新闻事实或人物及得出的结论都应该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为之所接纳。概括起来说，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包括：在内容上，要“公正”（fairness，而非不偏不倚，impartial），不要碰触和突破民主、法治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底线；在形式上，要公开，不得隐匿或模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得使用不利于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事实，独立、合理地进行判断、推论的论证方法或修辞手段。应该指出的是，基于伦理界限和规范不像法律界限和规范那么硬性和明确，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比其法律责任要宽泛也要宽松一些，承担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也就要求更自觉、自主一些。

　　三、结论

　　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生的，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的内在属性所规定和赋予的。一般而论，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价值标准、法律价值标准与伦理价值标准即合政策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言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权利，因此就有权禁止宣传报道带有危险倾向的意见……执政者在限制他所认为的危险意见时，他在道德上或神学上可能有错误，但是他在政治上则是正确的。”[4]―恰好从对立面上反映了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非统一性。因此，承担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就成为一种讲求周全、兼顾的平衡艺术。此外，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还要求注意一种情形。上述政治、法律和伦理三重标准有可能与新闻价值标准都不一致。譬如，有些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以新闻价值标准来衡量是值得评论和传播的，但从政治、法律或伦理的角度看，又都不适合评论和传播。因此，在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时，还有一个平衡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与传播责任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新闻自由委员会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马少华.新闻评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4]董岩.新闻责任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杨保军.新闻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评论篇2

　　题好一半文

　　这里说的“题”，不是标题而是选题，不是评论由头而是评论对象。评论选题，也就是评什么东西，这一点对于党报尤其重要。都市报紧跟热点新闻，常常无甚挂碍。相比之下，党报在评论选题上却有“举重不轻”的迹象。举什么重？举党报地位之重。党报与同级党委、政府的关系，使得党报评论工作者在选题上常有诸多顾虑，担心围绕大局不紧、配合中心太少、正面鼓劲不足等等，总的结果是，围绕上面的偏多，关切社会的偏少。即便是尽量以民生视角来评论中心工作，但在版面有限的情况下，难免会放过社会公众最关注的热点新闻。如何最大限度地将配合中心工作与回应社会关切结合起来，成为考量党报评论工作者评论意识、水准的一杆标尺。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的看点，首先在于题选得好。《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谈的是回应舆论的问题。这些年，个别官员的一些雷语，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球信息公开”、“没工夫跟你闲扯”、“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等等，令老百姓大跌眼镜。而与这些雷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的文件中对于保障公众民主“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有明确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4年多、施行3年多。一边要求信息公开，一边却是少数人搪塞、打压舆论甚至讥讽公众的信息公开诉求。由党中央机关报来批评这些乱象，是一种反省与纠正，也是对公众诉求的适当回应。其余3篇文章《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也分别从警示、析理、促进问题解决等角度，分析了回应舆论之道。

　　其实，《人民日报》的这组评论，评的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不是评热点新闻事件的“时评”，只能算是新闻评论。尽管它并不针对热点新闻，但由于所评现象、问题公众反应大，社会关注度高，同样能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响。

　　行文不老套

　　老套比较保险，可以防止说错话。而不老套就需创新，创新则有风险。坦率地说，网上也有人对这个系列评论的文采提出了质疑，尽管这个系列评论的文章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瑕疵，但比起“党八股”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这组评论在行文上确实有一些“硬伤”。比如第一篇《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一文中，有这样一句：“从‘失窃’、‘错字’，到‘经营会所’，故宫的回应左支右绌、差强人意。”这里，“左支右绌”用得不妥当，应该是“强词夺理”或“蛮不讲理”。而“差强人意”可以说把意思用反了。《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一文中有“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其中，“衔恨”已经是支配式的动词，意为“怀恨”，后面不宜直接跟一个名词“披露信息者”，而“瞎捅娄子”中的“瞎”完全属于赘字。

　　但相比这些瑕疵，行文上的亮点也很突出。标题中的“善治”、“无形资产”、“媒介素养”，借用的是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方面的常用语，都是党报评论中很少出现的。在行文上也讲求生动、形象，比如《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中的一段话：

　　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列举的例子形象而不生硬，树立“有形政绩”与流失“无形资产”又形成鲜明对比，排比句也增强了说理的气势，可读性较强。

　　党报评论的规整，有的时候可能显得好看，但有的时候却显得空洞。更有甚者，为了规整，硬凑词句，就难免以辞害意，导致表达不准确。尤其是那些动辄用顿号牵出来的一组早就成为套话的词汇，总是那样难看。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在改进，这个系列就是明证。虽然这组在行文上努力创新的文章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总体上算得上是一组好文章。

　　居高声自远

　　现在，社会上对党报评论存在这样一种认知现象：不看好但还是看。在态度上，认为党报评论八股味较重，空话套话多，不好看不想看；在姿态上，还是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对相关文章提出批评、质疑。这或许是因为，党报评论还是让人有“念想”、有期盼，只是现在不如想象中的好看了。

　　党报曾经是很有批判力的，其所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从党中央“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思想高度审视各项工作与问题，针砭时弊，有力地回应了社会关切，在百姓中赢得很高的公信力。199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厦门一位青年干部的来信《不能再这样挥霍公款吃喝了》。党报评论也曾经是很有批判力和公信力的。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对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进行反思，据报道，这个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终却由于用引水浇地的成本太高而下马。评论提出：

　　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

　　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

　　就是现在的一些党报评论，读者反响也很好。除《人民日报》的一些评论之外，《南方日报》的一些评论在公众中也有很好的口碑。2011年7月26日该报发表评论《“中华脊梁”与“软体动物”》，其中写道：

　　竟然声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投反对或弃权票。”这哪里还是政协委员，一只“软体动物”而已，谈什么参政议政、互相监督、荣辱与共？

　　可以说，现在每一家党报都有一些评论作品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关键是，如何让这类评论多些再多些，至少占到一半以上吧。其余的，做到不令人生厌。这样，也算不错。

　　《南方日报》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围绕中心工作的评论，告诉我们党报评论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2011年1月25日，《南方日报》发表《没有转型升级 “幸福广东”就是无源之水——三论“建设幸福广东”》，不仅标题就透出警醒权力者的味道，而且内文也不客气：

　　全省上下热议“幸福广东”，此种盛况有新政治概念带来新鲜感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概念提得恰逢其时。民众太需要“幸福”了，社会太需要提升幸福指数了……

　　现实却存在大量为了发展破坏人民幸福的行为，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以及社会道德滑坡，乃是我们为这种扭曲的发展路径付出的代价。

　　再看看《人民日报》的这组系列评论，说了地方党报不好说的话，也是因为言说空间足够大，再加上它的地位适合说这种面向全国的话。把空间用足，而不是步步后退，或者在“党八股”上用力太多，党报评论总体格局才会别开生面。

　　社会评论篇3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文艺发展形势很好。文艺创作积极活跃,文艺氛围融洽和谐,文艺队伍意气风发,文艺园地生机勃勃,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发生可喜变化。文艺理论建设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积极关注文艺思潮发展,紧密联系创作实际,正确把握文艺现象,认真分析文艺作品,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重大节庆期间,丰富多彩的文艺评论唱响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文艺评论界积极借鉴国外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有益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文艺评论的观念、文体、载体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可贵探索,推出一批创新性成果。文艺评论自身建设逐渐加强、品位不断提高,实事求是、重在建设的评论理念逐步成为共识,心平气和、健康理性的评论态度得到尊重,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说服力强的评论作品得到推崇,文坛公案和笔墨官司减少,网络恶搞和谩骂遭到抵制,科学说理的评论风气逐步形成,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文艺评论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总体态势还不相适应、不相协调,文艺评论对文艺领域的新特点、新动向缺乏及时的关注和有效的引导;文艺评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还不够强,富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评论作品还不够多;恶意炒作、有偿吹捧和低俗渲染等不良评论现象还时有出现,以及文艺评论阵地亟待拓展,文艺评论队伍后继不足、人才匮乏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社会评论篇4

　　明末广州的宗族——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实像

　　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赈灾行动述略

　　从育婴堂到救济院:民国时期传统慈善事业的危机与转型——以保定育婴堂研究为中心

　　唐代的村落与村级行政

　　唐代的村与村正

　　清代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

　　卢作孚“北碚模式”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

　　汉唐间侠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内涵

　　谄佞之风与盛唐之衰

　　16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

　　金兰契研究

　　留日及东游归国群体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

　　中国“邪教”的由来与演变

　　瘟疫与民间宗教——以林兆恩与三一教为例

　　汉代诗歌中所见女性观

　　明清徽州商业观的兴起及其局限

　　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从社会普遍意识角度看民本思想与统治思想的关系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为历史进程指标的传染病

　　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

　　从清宫医案看天花的防治——种痘与治痘

　　生命统计与疾病史研究初探：以日据时期台湾为例

　　婴儿死亡率与近代香港的婴儿健康服务(1903—1941年)

　　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

　　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

　　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

　　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

　　从诗歌看中国自然观念的基础

　　唐代家庭伦理关系探微——以荥阳郑氏为例的考察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纠纷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血缘秩序控制

　　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

　　明代军人抚恤制度述略

　　嘉庆六、七年直隶地区水灾和政府的救灾活动述评

　　从社会大众的政治心态看民本思想的文化功能

　　元代华北的书院:蒙汉文化关系

　　明清陕西城隍考——堡寨与村镇城隍庙的建置

　　变革时代·近畿地域·特殊群体——清初三朝直隶旗人群体浅探

　　清代告示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近代北京社会的“铺保”初探

　　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

　　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择医与择病——明清医病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

　　何以成医:明清时代苏松太地区的医生训练和社会

　　天津广仁堂医疗机构初探

　　中西医知识冲突下的近代中医医院

　　近世浙西的环境与水利

　　清代后期钱塘江海塘大修经费筹集问题研究

　　社会评论篇5

　　今天的新闻上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房地产业的高管级别人物游伟在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中，被医生要求应该住院接受治疗，但是他不相信，而且还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辱骂了医生，可惜报应总是来得这么快。

　　如果他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会让自己狠狠的被打脸，如果他知道自己一语成谶，也许他会后悔，可是现在做什么也来不及了，因为就在他在朋友圈大放厥词、认为医生是在恐吓他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后，他就因心脏病而猝死。

　　游伟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网红，得到了她所追求的浮名，可惜另一个世界他根本不会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成了网络热搜吧。什么？他在朋友圈里说自己已经有妻子和孩子，上天不会收他的，可是看起来地狱的使者根本不会这么在乎一个人说过什么，尽管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如今他一死，无论是妻子女儿还是事业全都归了别人，自己也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不得不说，有太多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从小的角度来看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从大的角度来看，甚至还有不尊重别人生命的行为。今天在一个群里我看到有一个人毫不在意地说着想要去非法行医赚钱。或许在他眼里，别人的生命就像一粒灰尘，可以轻而易举的吹走，即使进了哪个人的眼睛流下泪来也不在意吧，这个人还是曾经在海外留学的高材生，这就说明学历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也无法表明一个人的三观正确。

　　社会评论篇6

　　从这些书评的生成原因看，有几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评论机制问题。不少书评作者与专著作者一般为或师生关系，或脾胃相投的“哥俩好”，戏文尚未进入“正本“，其开场锣鼓先就使得书评的客观公正性大打折扣；国外由编辑指定或随机选取书评者、盲评机制在我国尚未形成。特别在我国音乐理论界，“短平快”书评的即刻出笼，也使得能够坐下来潜心研读原著、可能发表不同看法者因被“抢占先机”而不得已悻悻然作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普遍国人心理也使得前者如入无人之境，大行其道。

　　二是成果评价问题。一般来说，书评不能被认定为学术成果，且要写出精当的书评，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研读原作，故真正愿意为之费心者寥。这就必然造成下列普遍现象：1．“拉大旗作虎皮”。即不论货色怎样，首先树一招牌，拉一名人“剪彩”。名人若真有耐得住性子细看书再为文者固可放心，但要求功成名就者再来费这个劲儿未免天真；况且，恕我小人之腹度之，名人一般来说心情都不错，下手也就特别温柔。故此类书评多半乃“隔山买牛”之作，凭老经验，没有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至于[前这块猪肉是否真正吃进了嘴里，就很难说了。2．“套近乎”心理。此类专著作者大多已为名人或准名人，无需吭声稍假以颜色，必有侍者争宠。要求这类书评说真话，有如要儿子打老子，可得乎么哥？这就像小孩儿佩服孩儿王，以为[前就是天王爷，夸起来都精选最美的词儿，简直捧上了天。你若想在这种书评中见出真正的“学术”评价，那就对孩子们要求太高了，如果不信，不妨将著作与书评当作商品与包装，比较一下便可见出在下所言大致不虚。

　　当然，并不排除书评中亦有中肯之作，但这暂不纳入本文探讨范围。

　　社会评论篇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项目（2012BLS013）

　　[作者简介]王燕（1989―），女，河南省新安县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75-05

　　[摘 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周评论》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关注时事。在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报积极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连续系统地报道五四运动，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并以附录的形式汇集当时社会最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客观真实地报道时事。《每周评论》第1～25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主要以评论时事政治为主，笔锋犀利；从第26期开始，胡适接任了报纸主编，报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评论性文章减少，成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由政治评论转向多元化评论。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学、白话文的提倡，《每周评论》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文所写成的，语言通俗易懂。顺应时展潮流，《每周评论》较之前的报纸在版式上也有所变化：分段分行；区分大小标题；使用标点符号。《每周评论》较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赢得了全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积极反响与回应，因此，研究《每周评伦》对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每周评论；社会变革；政治评论；白话文；版式设计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15

　　《每周评论》是1915―1923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仁，为适应形势需要而创办的对时事政治进行评论的报纸，办报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1]，以政治鼓动为主。该报共出版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从第26期起，因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被军阀政府逮捕，由胡适接任主编。《每周评论》每周于周日出一张，4开4版，辟有《国外大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12个栏目，每期必有5个栏目以上。[2]除正常版面以外，有时还增出《特别附录》，随报赠送。胡适任主编后，该报逐渐删减了时事政治内容，改用主要篇幅发表杜威的演讲和罗素的著作，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报纸。1919年 8月30日《每周评论》出至第37期时，被北洋政府查禁。目前，学术界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研究的论文较少，大多仅涉及《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每周评论》的办报人、《每周评论》的影响等某一个方面。本文拟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报刊主编人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变化、版面形式的变化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深入了解社会环境对报纸媒体的影响与报纸媒体在时代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转型期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变化反应迅速，有时整版甚至整期都是反映当时国内国际重要的时事问题，在传播事实的同时也表达了办刊人的价值判断。

　　1.《每周评论》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十月革命影响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此期间，报纸媒体对其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周评论》在1919年第3期上发表李大钊的《新纪元》一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说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3]。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919年第18期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与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一样，都被后来的历史家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4]。与此同时，《每周评论》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5]

　　2.《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的报道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情况之所以能迅速被国人所熟知，且发展成一次大的爱国运动，源于报纸媒体的报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密约公布、舆论组织和民众动员，国人很难知道“外争国权”的必要性和“内惩国贼”的迫切性。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大众传媒时代来临后，其对新闻的关注和报道更敏捷，对社会的影响更大。[6]

　　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每周评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已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各国都在争本国的权利”[7]。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不仅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而且及时评论并给予支持和引导。运动发生的当天，该报就在第20期的《国内大势述评》一栏上一方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的狡诈态度，一方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8]从第21期开始，报纸又连续5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给予关注。报纸第21、22、23期全部，都是对山东问题的报道和评论。第21期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一文中，提出了北京学界的全体宣言，并呼吁“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9]还有一些文章是对日本目的和罪行的揭露，以及列强对山东青岛问题在欧会中讨价情形的介绍等。第22期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专门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面报道。其中，《学生无罪》一文提到北京高等学校学生因青岛事件被捕，从法律、国家和外交3个方面论证学生运动的正当性，呼吁应将学生无罪释放，这给了当局者以舆论压力。第23期有关对山东问题的报道中，提到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10]，第一次提出了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种旗帜鲜明的号召，给五四学生运动以很大鼓舞，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些对五四运动的大力报道和评论，对民众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每周评论》对国内劳工状况与问题的报道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主与科学得到了弘扬，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国际上对下层劳工状况的异常关注也引起人们对中国劳工的关注，各种对劳工情况的报道也随之而来。《每周评论》专设一栏对国内外劳工情况进行了介绍，如1918年第1期的《劳工神圣》，1919年第3期的《北京之男女佣工》，第4期的《修武煤厂之工头制》，第5、6期的《北京剃头房与理发店之今夕》，第8期的《人力车夫问题》，第12期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其中，《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反映出工人不如骡马、生活条件恶劣、每日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有时会发生因公事而死的情况。[11]这些文章是对下层工人状况的深度报道，也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同时也呼吁社会关注下层民众生活。另外，《每周评论》还有很多介绍国内劳工状况的文章，而在此前各种媒体的宣传中很少有关注这方面问题的。

　　4.《每周评论》对自由主义的宣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自由、平等的言论充斥着当时的社会，反映在舆论媒体上，即对独立、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每周评论》第24期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宣扬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提醒当局“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杜绝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12]。这一时期对自由思想的宣传在《每周评论》中时有体现，扩大了自由思想影响的范围，全国各地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并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

　　5.《每周评论》的3个《特别附录》

　　《每周评论》以附录的形式将当时社会最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汇集到一起，强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如1919年4月13日第17期和1919年4月27日第19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都是以北京大学的新潮运动为主要内容，汇集了这一阶段民众对自由、平等、改革旧思想、文学改革等方面的迫切需求；1919年5月18日第22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大力报道，汇集了民众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对国民爱国精神的赞赏。附录集中主要观点和言论，充分表现出《每周评论》的办刊特色，即对社会问题反应快，且“附录”是随报赠送的。《新潮》杂志称赞《每周评论》说：“读他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13]

　　6.《每周评论》对时事的客观真实报道

　　《每周评论》的报道大部分是反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现状，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因此大都是针对客观事实的直接报道，直陈现实，客观报道，较少虚浮的语言。如对国内外政治、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对社会现实的随感录等，每期都是作为新闻报道的，且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均是综合各方面的材料进行评论、分析，使读者深入地了解该事件的背景、后果、影响。[14]另外，《每周评论》不刊载任何商业广告，政论性极强，因此深受读者喜爱。从报纸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每周评论》消息简洁明快、客观公正，符合报纸的特点。

　　二、报纸主编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从第1期到第25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主要以评论时事政治为主，笔锋犀利；从第26期开始，胡适接任了该报主编。胡适政治上主张进行渐进的改良，因此，不主张报纸刊登针对当局的过分激烈的批评文章，于是报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评论性文章减少。新闻评论往往抓住一个新闻事件，分析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与影响，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性强，文章多短小精悍。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日趋紧张复杂，新闻事件很多，迫切需要加强对新闻的评论。因此，这一时期许多报纸都发表大量评论性的文章，如《每周评论》中的社评、评述等。《每周评论》在陈独秀任主编时期，评论直陈时弊，文字简练明快，立场鲜明，且多从现实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政治色彩浓厚，引起了读者莫大兴趣。其中，《每周评论》中的社评，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与评论相结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改革的要求，“评论是代表一个报的主张和政见，并且是一个报纸整个精神寄托的所在”[14]。但胡适任主编后，基本上取消了反映政治斗争的内容和激烈的社会评论，撤掉了每一期的《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等栏目，刊登大量杜威来华讲学的内容和罗素的著作和教育方面的内容，如第26、27期全部都是《杜威讲演录》的内容。

　　其二，成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胡适在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接着李大钊在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有力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战。《每周评论》第31～37期都刊载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文章，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此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也从统一走向分裂，《新青年》发生分化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每周评论》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详细报道，对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由单纯政治评论转向多元化评论。胡适担任《每周评论》主编后，《每周评论》介绍了大量俄国的土地制度、婚姻、新经济法等，如第29期的《俄国的土地法》、第30期的《俄国的婚姻制度》、第32期中对俄国新银行法的介绍等，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评论，这些介绍对国内的经济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胡适接任主编后，《每周评论》大大增加了改良主义色彩，避开了政治性的内容，且语言温和，以避免与当局发生直接冲突。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胡适是以学者立言，陈独秀是以革命家立言”[15]（P230）。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而胡适决心20年不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文艺性的。[15]（P231）两位主编的不同政治态度与个人取向，将《每周评论》分为前后2个阶段，报纸刊载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每周评论》作为一份紧跟时代风潮、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的报纸，仍不失其作为反帝反封建阵营中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影响广泛的舆论阵地。

　　三、语言文字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文化运动中对新文学、白话文的提倡，中国语言风格的变化比较明显。著名学者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文的先驱，他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提出今日文学改良的8条要求，其中第8条为不避俗字俗语。[16]“白话文字有一种根本上的大经济，就是先生说的‘教育上的经济’。一句文言，懂得的有十人；一句白话，懂得的有千人万人”。[17]语言文字的变革在《每周评论》中也得到了体现。

　　第一，《每周评论》中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第13期“新文艺”一栏上刊载的《背枪的人》：“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只有一个背枪的人、站在大马路里。我本愿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怕见恶狠狠的兵器。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共的事――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18]这是一篇对背枪的人歌颂的文章。

　　第二，语言通俗易懂，不再咬文嚼字。如第23期“随感录”一栏中的《黑暗的东方》：“天明了、曙光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薮。”[19]文章通俗易懂，易于理解。

　　白话文以简单明了为特点，与晦涩难懂的古文形成鲜明对比。《青年励志会十周纪念刊》中是这样提到白话文好处的：“普及教育的工具；能全量表现出作者心中的情感，并能引发读者之同情；科学的文学。”[20]白话文简明易懂，有利于对西学的吸收，反映在报纸上则是更利于社会消息的广泛传播。

　　四、版式设计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报纸版式是办刊者对报纸形式的设计，它是一种文化、一种审美的体现，也是自身形象的体现。近代以来，随着报业发展与各种技术在报纸出版中的运用，主办者也开始注重版面的设计。报纸的版面形式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与内容密不可分，不仅对读者的阅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也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宣传效果。《每周评论》较之以前报纸在版面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分段、分行。每一期分4个版面，每一版面分4个栏目，全部竖排，每一段写完之后都另外起行，而不像早期报纸一样没有分段，《每周评论》第 1～37期都是如此。整体看起来非常整齐、美观而不杂乱，令读者赏心悦目。

　　二是每一个大标题周围都用提花加以修饰，从而将每一大部分都鲜明地突显出来。大标题之下的小标题用三角形或实心圆加以标注，从而将每一小部分都鲜明地区别开来，使读者一目了然。

　　三是标点符号的使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可以明确表达出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和意思，因此标点符号作为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对标点符号向来是忽略的，从五四白话文一提倡，才渐渐被重视”[21]。《每周评论》除第1期、第2期的国外、国内大事述评没有标点符号外，其他部分都有标点符号，从第3期开始每部分都有标点符号。但第1、2、3期每一部分的标点符号，都是标注在每句话最后一字的侧面，这种标法有时可能会出现错误。从第4期开始，每一部分的标点符号直接标注在每一句话之后，占据了一个字符的位置，这样标点符号就融入到文章之中，使读者读起来更顺畅流利。

　　《每周评论》版式设计的变化，顺应了时展的潮流，让人们更容易、更方便地了解社会消息，进而了解《每周评论》。

　　五、结语

　　《每周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消息传播媒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变革，每一步都紧跟时代脉搏，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较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赢得了全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积极反响与回应，因此其对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佚名.发刊词[N].每周评论，1918-12-22（1）.

　　[2] 佚名.本报简章列左[N].每周评论，1918-12-22（1）.

　　[3] 李大钊.新纪元[N].每周评论，1919-02-05（2）.

　　[4]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N].每周评论，1919-04-20（3）.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N].每周评论，1919-04-06（2）.

　　[6] 熊玉文.五四时期“卖国贼”问题中的传播因素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155.

　　[7]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N].每周评论，1919-05-04（3）.

　　[8] 佚名.山东问题[N].每周评论，1919-05-04（1）.

　　[9] 亿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N].每周评论，1919-05-11（1）.

　　[10]毅.“五四运动”的精神[N].每周评论，1919-05-26（1）.

　　[11]明明.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N].每周评论，1919-03-09（3）.

　　[12]常.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N].每周评论，1919-06-01（3）.

　　[13]佚名.每周评论[J].新潮，1919（2）：355.

　　[14]张炳钧.关于新闻纸之评论的研究[J].河北前锋，1931（3）：5.

　　[15]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1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1.

　　[17]胡适.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J].新青年，1919（6）：645.

　　[18]仲密.背枪的人[N].每周评论，1919-03-16（2）.

　　[19]常.黑暗的东方[N].每周评论，1919-05-26（3）.

　　[20]顾承勋.白话文的利益[J].青年励志会十周纪念刊，1924：38.

　　社会评论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 新闻评论策略 南方都市报 富士康

　　社会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旧有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生活，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社会失去了主导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每个价值观念都提出了一种价值标准，从而造成了价值多元化的局面”①。因而，由价值多元化导致的价值冲突正是这个转型社会最显著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争议性话题，如“富士康跳楼”、“房价居高不降”、“慈善该怎么做”等，也正是这一转型社会的产物。

　　转型社会，媒体关注与报道的社会问题日趋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之后，相当多的意见倾向于问责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而忽略了“新生代民工”自身的复杂性。应当客观地看到，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和农村土地的大面积流失是导致大批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的重要原因，然而没有知识和技术支持的他们想在城市落户又是难上加难。正如一些报道中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打工第二代的心路处境，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但城市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又缺乏必要的技能。在工厂整天面对的又是机械的工作和淡漠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双重失落”使得跳楼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路径。所以说，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断层问题靠打倒一个富士康是解决不了的。

　　《南方都市报》对“富士康跳楼”事件的评论特色

　　从评论文章的版面情况分析。目前，《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评论设置了社论、个论和众论三大板块。众板块又包含了社论、街谈、推荐、中国观察、法的精神、媒体思想、虚拟@现实、关键词、声音和跟帖等专栏。2010年5月，富士康跳楼事件屡发不止，震惊中外。在发生第8次跳楼事件之后，《南都》开始以几乎每天一篇评论的速度关注事件，剖析问题。评论文章总共12篇，分别发表在街谈、来论、批评/回应以及个论上，其中个论所占比例最高。个论中专业背景各异的主笔们往往通过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夹叙夹议，从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视角揭露问题症结，挖掘出“富士康跳楼”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章时而诙谐讽刺，时而鞭辟入里，体现出较高水准的分析评论能力，大量不同视角的切入又保证了问题分析的客观程度。媒体如此长期、高密度、多角度地关注一个事件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南都》已经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事件背后的复杂性，一系列评论也是经过缜密策划的。

　　从评论文章的高频语义分析。经笔者对评论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统计后发现，使用最多的两组语义是“新生代民工”和“人与社会的断裂”，如《“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一文中出现的“80后、90后”和“劳动问题积累和社会劳动关系矛盾的激化”、《富士康连续坠楼何时能止》中的“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不过24岁”和“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以及《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中“新生代民工”和“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等。其中两组语义同时出现的评论文章共有8篇。2/3的评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员工的年龄问题，并提炼出“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通过这些评论可以看到，一方面，“新生代民工”境遇悲惨，连选择死亡的方式都十分单一；另一方面，评论作者们又都清楚地认识到“新生代民工”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进程之一，因为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且农村剩余人口在短时间内甚至还会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例如，5月17日的《富士康，请让农民工完整地生存》一文中最后说道：“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即新生代民工卑微的存在是现代化的一个悲剧。又如，5月20日发表的《挥不去的标志性口号》中说道：“在讲究GDP的城市追求幸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例如富士康‘九连跳’的9位朋友，他们就是太在乎感受而无法忍受现实的生活，所以选择了离开，去追求永恒的幸福。”在这段评论中，自杀显然成为逃离现实社会的一种解脱，这是多么悲情啊！再如，作者在5月21日的《为工人自身强大提供社会支持》中发出的呼喊：“他们所要求的不会更多，只会和我们的一样多。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有生活，有尊严。”试问，在这个现代化社会里，还有什么比人失去完整、失去尊严更加凄凉的呢？

　　在“新生代民工”被提出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便是与他们不相适应的生活环境，紧张、焦虑、痛苦、疏离等成为出现最多的字眼。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断裂呢？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在这里仅选取5月14日的《揪出细节中的“魔鬼”》作为典型案例以供参考。评论使用一系列发问给予了恰当的回应：“生活方面，数十万人需要对应的超市、医院、公园等公共设施，请问富士康有多少？娱乐方面，富士康又有多少图书馆、影剧院等活动场所、社交圈子、精神食粮？企业文化方面，富士康的理念有多少为普通员工而想、而设，多少员工能参与、分享，难道只是几句格言挂在墙上？管理方面，富士康的员工手册规定得虽然比较合乎情理，但基层管理混乱又欠缺情商，责骂、罚款等方式屡见不鲜，而像签订整月加班与否的协议，死板且僵硬，又有几多人性化？”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新生代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事实上比起以往还有所好转，因此正是逐渐萌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导致“新生代民工”一次次选择了死亡。

　　从《南都》评论看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新闻评论策略

　　体现人文视角与人文情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博爱互助的人文价值观，总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近年来这种认识又得到不断深化，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应当与社会的自由和尊严统一起来。笔者以为《南都》评论一致对“新生代民工”表达人文关怀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因为其背后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即尽量衔接转型社会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断裂。“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其实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则明确了这个群体存在的客观现实并体现出这是时代的产物；二则对这个群体表达出无限的同情，以慰藉“新生代民工”又或者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不完整的存在。用人文关怀来帮助社会过渡，可以说是起到了一种润滑作用。尽管《南都》作者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落脚点却惊人的相似，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包含了“人与社会的断裂”这种语义，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是《南都》评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物质需求已经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因此如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是目前这个社会应该尽快着手解决的问题。如果要这么做，我们就应该赋予每个个体起码的尊严和自由。这种新的价值观也应和了《南都》评论近年来不断重申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即紧扣一个“人”字，关注个体的存在。

　　彰显承上启下的时评理念。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结果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攻破了防线，于是我国开始“大肆”发展工业化，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则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近代中国屡遭欺侮，源于没有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开始重科学而轻国学，如今的食品安全、医疗事故不断则又毫不留情地表明我国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几次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转型社会最忌讳的便是矫枉过正，而几次矫枉过正的背后无疑都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因此，只有既不完全抛弃旧的，又积极拥抱新的价值观，社会转型的过程方能平稳而坚定。如何使社会从容不迫地度过转型期，《南都》评论给予“承上启下”四个字作为回答。对于富士康员工“惨烈的12连跳”，《南都》评论既满怀悲情地抒写人文关怀，又敏锐地洞察到这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出现断层；既抚慰了伤痛，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既合情，又合理；既承上，又启下。

　　搭建通往公民社会的平台。马克思人本主义认为：“对不希望把自己当做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②这就强调了公民起始应有的独立之人格，狭义一点理解就是自尊。公民社会则是“活动在公权与私权、政府与个人之间，活动在企业主与劳动者个人、为有支付能力者服务的市场势力与消费者包括无能力的消费者之间的‘第三方’。它是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之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是因为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本就应该由公民组织来完成。③正如《南都》评论《“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中提到的一样，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将有效制衡资方。

　　《南都》评论由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知识分子和资深传媒人主笔。正如《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所说：“我们做这个评论版，正好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和转型联系起来。”《南都》评论正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孜孜不倦的公民写作，不断宣扬并培育公民精神，从而促使中国朝着公民社会的方向演进。

　　关注转变中的国家与社会。《社会责任论》早在1942年就提出“媒介有责任呈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④。针对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业应适应这一变化，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优质的信息和交流平台，切实保障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进公众的相互理解和磨合，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既是媒体的优势，也是媒体的责任所在。”⑤也就是说，媒体应将传播先进文化、引导正确价值观，提高人民素质作为己任；还应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为解决转型社会诸多矛盾开辟畅通的言论环境，使讨论更富有成果；并且意识到自身对于保证社会各阶层共生互动的润滑作用。这样媒体才无愧为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守望者，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南都》的评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⑥，这种理念也使《南都》评论的思想和价值观成为《南都》的一面旗帜。

　　注 释：

　　①兰久富：《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8页。

　　③杨兴锋、范以锦、张晋升：《南方报业采编精英演讲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④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⑤喻国明：《媒体的优势和责任》，《人民日报》，2005年6月1日。

　　⑥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10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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