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篇1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Abstract:Bothcityandtelevisionareessentialsocialspaceandhaveinteractivespatialattribute.So,whaturbansociologycouldenlightentelevisionstudiesisspaceexpansion.Ondimensionsofacademicattitude,ecology,lifestyle,humanisticthinking,space-time,knowledgeproductionandsocialfunction,fourschoolsofurbantheorythat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urbanrealityandprocessgivedifferentanswers.

　　Keywords:urbansociology,televisionstudies,space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注释]

　　[1]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2-10页。

　　[2][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95页。

　　[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5-16页。

　　[4]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44页。

　　[5]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71页。

　　[6][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页。

　　[7]黎瑞刚刘春封新城《中国电视三人谈》，《新周刊》2008年第6期。

　　[8]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3页。

　　[9]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Publishing.1991,pp.26.

　　[10]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31页。

　　[11]ManuelCastells,TheInformationalCity:InformationalTechnology,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heUrban-RegionalProcess,BlackwellPublishing.1989,pp.126.

　　[12]谢守红宁越敏《世界城市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04年9月号，第58页。

　　[1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44-261页。

　　[14]任雪松《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页。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2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3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且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关 键 词：生态学 生态哲学 社会学 启示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协迫效应的增加，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上,社会学受过生态学很多影响, 一些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重要的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生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对社会学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一、历史上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影晌

　　生态学作为描述个体生物及生物种群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19世纪后期由一些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建立的。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在美国社会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初,当偏重于理论建构的欧洲社会学在体制化上进展缓慢之时,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其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从而为各大学接纳更多的教师和新学科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社会学秉承当时在美国风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与一些社会改革运动相结合，注重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基本完成，社会学在各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会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大量借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曾出现“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及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学生对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产生的影响也比较久远。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借用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理论学派。在当时这些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有着许多相类似之处，因此，可以发展形成社会学领域的人类生态学理理论。可以说，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从美国社会学发展史角度来讲，人类生态学是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异军突起之前，人类生态学理论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界。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上。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人类生态学理论，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就不可能诞生。[蔡禾：15-16]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理论体系，是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出现之前城市社会学领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会学发展方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人类生态学派的全盛时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麦肯齐等学者都努力将生态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态学原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城市好像一个大自然环境，人类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为了生存，这类人、动物或植物要与另一类人、动物或植物争夺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资源。

　　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类比的方法，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一些社会学问题，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区解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自杀率、离婚率的空间分布与道德共同体的对应关系等，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末，邓肯在人类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生态复合体”，简称为poet生态复合体。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同一时期，也有的学者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历史早期或现代的不发达地区一些社会组织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限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态环境条件，而是社会体制的安排，因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与矛盾，而很少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二、 生态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在一些专家看来 ,“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说法。只是，“生态哲学”更多强调的是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系, 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一技术一经济一社会的关系，寻求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王正平，p29]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孕育,起始于20世纪初至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 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森林保护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ld)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他提出, 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1967年,美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很有影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林恩·怀特认为，我们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人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 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由于我们把自然视为异己,仅把它看作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我们已经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带来严重的恶果。他指出,“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所作取决于我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无法使我们摆脱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信仰。”人类为了克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探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精神成长的需求,必须由以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问来完成, 生态或环境哲学便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 也是环境哲学的形成时期。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哲学形成的标志是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974年，挪威学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态哲学”一词。此后国际上陆续出版了以“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命名的著作、论文( 集 )。环境哲学开始广泛探讨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实践的问题,开始以主动挑战的精神剖析和反击西方哲学、科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谬误。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环境哲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环境保护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环境哲学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l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系统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环境或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 (ecosophy) 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态哲学》一书。他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 , 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了，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无保护。这里, 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因此, 萨克塞认为 ,“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在这一关联中如何行动的问题人如何发现他的作为社会的房子——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应怎样去布置和安排。他强调，“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近化的帮手, 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 (f.capra) 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 :“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 ,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它的特点，一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二是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过程比结构更为基本。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也认为：“生态学，或生态学世界观，它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他在所著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几种环境哲学理论，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和“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思考、罗马俱乐部的新价值论、詹奇的自组织进化宇宙体系、拉塞尔的地球生命系统理论、罗尔斯顿的自然系统价值创新理论等。青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自然保护的观点也受到重新关注，还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受此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对传统的社会学提出批评, 并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卡顿和邓拉普在建立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将其中的“环境”明确定义为自然环境 ,指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三、 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启示

　　生态哲学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蕴含有一种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的观点，社会生态学关于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看法，后现代环境哲学对启蒙世界观的批评,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蕴含了一种很深的生态智慧，在一个由多种生命形式及其与环境间关系交织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自然演化出了相当完备的机制, 使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动形成“封闭的循环”,基本不留废物。人类的经济体系也是地球生态圈物质与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此系统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导引、改变、利用这一循环，使物质与能量在其流动中为人类所用。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其活动就不能违背生态规律。在探讨合理的工业组织与经济体系时，社会学应该认识到，虽说从长远看，人类有可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以缓解生态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但对任何特定的时期而言，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鉴于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难度，实际上应该将人类的干预维持在适当地低于此阈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人类可以从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达成或接近“封闭的循环”为一个评价标准，而不能把经济的元限制发展作为一个预设,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学认为, 人类之所以对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态度,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尤其是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一一人类是把社会中的等级制移用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余谋昌137-138]社会生态学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创始人默里·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目前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事实上，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354]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受此启发, 社会学在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途径时,应该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发展，把社会问题转嫁于环境,在加重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回避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样最多是将问题拖延一段时间，而同时又得冒着将自然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危险。

　　后现代环境哲学认为, 启蒙世界观是造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留给现代社会的两大遗产，一是张扬理性,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对理性的张扬强调人类的独特性, 让人类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 将自然仅仅视作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鼓励了人们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与高速运行的经济体系，促使人类以强大的技术手段从自然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结果使生态系统的变动超出了其自动平衡机制所能恢复的限度, 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环境危机。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启蒙世界观。当环境危机使我们警醒时，我们有必要对启蒙世界观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命运是紧相交织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应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需要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加界定，还会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挑战。

　　四、结束语：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这种隔离也使得人们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直接生活体验的范围，在深层次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不难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依赖于其自然环境的。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其理论建构与实际研究中完全应该把社会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对生态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加以审视,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是社会学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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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美〕戴斯?贾丁斯．环境论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维克多·奥辛延斯基：《未来启示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7 页。

　　10、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4

　　生 平 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58-1962年，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的经济法律系。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梭尔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任教。1969-1970年，卡斯泰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drid)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卡斯泰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的新技术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兼院长和巴塞罗那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 成果与荣誉 卡斯泰尔是当今世界上信息化、城市化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勤奋刻苦、耕耘不止，迄今已出版过20多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以及被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等。尤其是197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转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泰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1995-1997年卡斯泰尔曾受聘担任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高级专家组成员。也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此外，卡斯泰尔曾在大约40个国家的300所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说，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欧盟，以及智利、法国、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电子网络可以说已经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原先仅存在于科学家或计算机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网络，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方式了。网络已经成为当今许多话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和技术手段。正如蒸汽机带来了工业社会一样，网络也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型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网络社会，其重要特征体现在：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等。网络社会的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点，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契机，并成为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重要源泉。正如卡斯泰尔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并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创新，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全球化通过借助于网络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并在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互联网将连接个人与群体，并共享多媒体的超文本(hypertext)，而这种超文本构成了新文化的支柱，使其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的同时，得以跨越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历史。四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全球网络，将造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终结。五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及其运用将使工业时代以来的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六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还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二、信息时代的三部曲 卡斯泰尔倾心14年心血著成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使其一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其在网络社会方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国际声誉。在他的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体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变化，尤其在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劳工模式方面的变化；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主要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重要变化，尤其是大量不同的文化运动，重点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上。第三部《千年的终结》主要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问题，以及在他们的主权中是如何衰落的问题，把许多表面是“松散结果”的案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 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卡斯泰尔追溯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三个独立的过程，但这三种同时到来的效应催生了我们的新时代。他所说的三个过程指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诸如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根据卡斯泰尔的论述，信息技术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更有效力、更强劲、更牢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则是由民族国家、男权社会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所引起。同时，这三个过程共同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新的经济模式——全球信息经济和新的文化形态——原生文化。同时，卡斯泰尔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入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信息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做出了宏观的概括。 卡斯泰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一部卓有成就的著作。因为，此前从未有其他人能够有更好的洞察力来审视当今世界诸多大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分析简洁、深刻又极具纪实性，所涉及的问题也极为广泛，从苏联的解体、“和平时代” 的到来到全球性犯罪组织的出现，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排斥和社会冲突到男权社会的颠覆、民族国家的削弱。卡斯泰尔正是通过整合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才诞生了这套他本人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理论，并为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描述与解释的范本。 三、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卡斯泰尔认为，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s）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 然而，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卡斯泰尔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是一直试图在理论研究上超越“传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他依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并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从而形成信息资本主义。而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它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1)信息就是原料；(2)新技术无处不在；(3)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都具有网络化逻辑；(4)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5)特定技术将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因此，卡斯泰尔的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全球性、网络性等特性的融合体。由此，他还做出了预测，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而这种新经济的核心就是强调生产力要以知识为基础，并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式。因为信息化以其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而网络化能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也主要依赖于以网络化为基础。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四、信息化城市 卡斯泰尔于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精装版）一书，曾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91年改为平装版，其后又分别于1992年至1999年六次修订重印。在这部书里作者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著名学者彼得·霍尔评价道：“《信息化城市》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尽管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也一直在理解新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卡斯泰尔却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并且我相信，这一分析的高度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无人可及。” 的确，《信息化城市》可以说是卡斯泰尔展开对信息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总领性研究纲要。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城市信息化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示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并对信息化城市的形成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引起我们注视和思考。虽然不能说卡斯泰尔已经给出了有关信息社会研究的最终答案，但他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其后的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人称他为“90年代的贝尔”，是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本书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也逐步走向分散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卡斯泰尔的著作比以往任何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和具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又认识不清的一个新的空间——城市的信息空间或叫做“虚拟空间”，并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开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探讨了信息化和空间变化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域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针对信息化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卡斯泰尔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策建议。 五、主要学术影响 　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泰尔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卡斯泰尔的著作经常被人们与马克思或韦伯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 “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是由曼纽尔·卡斯泰尔握于掌中的。”他的著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宣称，即便是将卡斯泰尔的论著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毫不夸张。彼德·豪尔（peter hall）则将其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盛赞其前瞻性，称这部写于20世纪末的作品将成为21世纪的巨著。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更是指出，既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了，那么就应该有像卡斯泰尔这样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按照巴西前总统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教授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看法，卡斯泰尔的著作揭示了当代文明制度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的内涵。的确如此，卡斯泰尔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卡斯泰尔不仅对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信息社会之结构、信息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 卡斯泰尔青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踌躇满志，非常热衷于政治运动。曾在西班牙阿尔瓦塞特、喀他基那、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居住过。在巴塞罗那学习期间，他是一个反对佛郎哥独裁政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被西班牙政府驱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巴黎，他因受益于政治难民的救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年轻气盛的卡斯泰尔又再度卷入政治运动之中，这次他又被驱逐，最后只得转赴加拿大。 卡斯泰尔会讲六种语言，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30岁时他就曾以《城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为超越“美国式”的经验研究，他的足迹又几乎遍及全世界。卡斯泰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飞跃，以缩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代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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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叶涯剑. 中国城市演变的空间逻辑[R]//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分论坛论文集[C]，2010（7）.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都市性别空间变迁与重构：以沈阳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又称“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域性、群众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时尚的符号，是族性与历史的叙述，是城市人格的价值诉求。城市文化内含四个层次：物质秩序或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风格、特色与色彩的文化内涵，街区的结构与风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们构成人的居住结构；管理——制度文化层，包括城市管理体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等，它们是人——都市的社会结构；生活与行为方式层，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日常交往方式、国际化全球化的程度、时尚等；心理——观念文化层，即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哲学理念，艺术底蕴及其所属的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剧院、书店和网吧等。只有深入研究城市伦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文化，引导城市文化向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7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逐渐趋于成熟，而城市就业、住房、交通、环境等城市内部问题凸显，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从宏观的城市体系及中观的城市个体走向了微观的城市内部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如何改变中国城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是我国当前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体系与教学侧重

　　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区域规划等课程内容有诸多交错，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需要把握重点、合理取舍。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与其他课程有效整合后，将“城市概念、城市地域、区域自然及经济地理条件、地理位置、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职能分类、空间分布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教学的重点。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及“城市内部空间、城市问题”分别于“区域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三门课程予以详细讲解。

　　城市地理学教学方法与实践探讨

　　1.详细解读教材内容，加深理解。城市地理学涉及到的某些研究指标多、数据量大、方法复杂，但在教材上表述不够详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数据源、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仔细讲解。如教材155~160页的全国城市职能分类，采用了周一星发表于1997的研究成果，数据源是1990年全国465个城市13个行业劳动者人数资料，对数据进行保留、删除、新增、合并处理，最终归纳为9个行业，其中旅游业为新增行业。采用方法一是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形成大类、亚类、职能组成三级分类体系；二是对于每个城市的专业化部门和专业化强度采用纳尔逊平均值加标准差的方法予以计算。最终城市职能用职能规模、综合职能类型及强度、工业职能类型及强度加以表述。在研究中采用了“旅游业职能指数”这一新增指标，指标从何而来，如何计算在书中并未详细解释，教学过程中必须为学生讲解清楚，即假设城市旅游业的绝对规模与城市旅游资源的平方成正比，通过给城市旅游资源打分，获得每个城市的资源得分。部级、省级、市级风景名胜区分别为16、4、1分，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和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16分和4分，通过公式T=R2/P（T为某城市旅游职能指数，R为某城市旅游资源得分，P为某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另外，聚类分析的原理及方法，纳尔逊平均值加标准差的原理和方法、“职能分类系统表”中每个职能类型包括哪些城市都要给学生逐一讲解。2.大量引入实例，提升兴趣。在教学中引入了大量实例，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如在讲解交通地理位置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时，引用了“杭州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1]，其中论述了随着长江三角洲产业的转型与重构，浙江省温州、宁波的崛起，杭州湾大桥的建设，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经济腹地、交通地位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通过构筑区域交通网络，建立和拓展杭沪、杭甬、杭宁、杭徽、杭金、杭州湾跨海大通道，加强杭州与上海、南京、安徽、江苏、福建及省内各城市的直接联系，扩展杭州的经济影响腹地，疏通后方疏运系统，使杭州成为沪杭甬、沪宁杭、杭甬金、杭宁徽等多个区域大三角交通网络相交的复合中枢节点，承担集聚、中转、疏解、配送的功能。在讲解城市空间分布体系的城市“中心性指标”度量时，引用了普雷斯顿（RE.Preston）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公式C=N-L（C为城市的中心性，即为城市以外区域服务的相对重要性；N是城市的结节性，即城市为本地和外地服务的总的绝对重要性；L为城市自身作为地方消费和服务的一个单元的重要性）。其实际操作模式：C=R+S-aMF（R为城市零售总额；S是经选择的几种服务业的经营总额；a为中等家庭收入中用于零售和几种服务支出的百分比；M为某城市的中等家庭收入；F为某城市的总家庭数）。同时注重与学生熟悉空间环境的联系，如引用王青等[2]“成都市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研究”，其中提出了成都市城镇体系的五边形结构理论，论证了成都向东、南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引起学生的认同。3.广泛阅读期刊论文，拓展知识面。期刊论文代表业内最新的研究动向、研究技术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城市地理学的教学中，一是要求学生必须查看一定类型的期刊，如地理学报、地球科学进展、地球信息科学、经济地理等，使学生在系统学习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同时获取前沿信息，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二是由教师提供一百篇以上的期刊论文及学术著作供学生参阅。所提供的资料一部分是教材上引用的期刊和著作的原文，如陈田“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系统的初步分析”，顾朝林“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的初步研究”，管驰明等“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变研究”；另一部分是教材未提及的相关期刊和著作，如宋小冬等“上海市城乡实体地域的划分方法与应用”，杨国安等“中国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吴兰波等“中国城市建设区面积二十年的时空演变”，还有一部分是课程某一理论知识点的扩展研究及应用，如讲解“城市中心性”理论时，提供了周一星等“城市中心性与我国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一文，讲解“核心-边缘”理论时，提供史春云等“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一边缘空间格局演变”供学生参阅。通过广泛阅读，拓展了城市地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4.实时作业，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城市地理学教材内容布置适当的平时作业，这些作业必须进行一定的前期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运用一定研究方法，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如以下两个作业，一是“根据教材127~130页周一星先生都市连绵区演化模型，分析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阶段。”这个作业要求学生首先要查资料弄清成渝经济区所包含的城市，收集每个县市的人口和经济资料，然后根据教材24页的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方法，界定哪些县市已经形成都市区，哪些还未形成都市区，再根据教材26页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方法看有哪些指标满足，而哪些指标不满足，最后绘制类似教材129页的图形，划定成渝经济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二是“分析家乡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城镇规模体系分布的特征。”该题目要求学生首先收集家乡所在省（市、自治区）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资料，然后根据资料，选择合适的分析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得出研究结论。这些作业涉及的数据量较大，学生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锻炼和挑战，更可以得到提高。

　　结语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8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城管执法行为。城管执法部门本身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机构,其规范化程度还有待加强。首先,要提升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其次,提搞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在树立自己既是依法执法的执法人,又是城市管理的管家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管他为他”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更新业务知识,真正做到高质量的城市管理水平和手段。再次,规范执法手段。城管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流动摊贩可以采取思想教育、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等,而非纯粹的暴力手段。城管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秩序和优美的城市环境,以推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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