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还是拯救者？

　　沈浩死了。因为在他来到小岗村的六年中，为村民们带来了几十幢楼房，畅通的水泥路，生活低保金，甚至一条直达省城的客运线，所以他被很多村民看作是有神力的拯救者。然而，这个村民眼中的拯救者走的时候，家中还有年过九旬的老母亲，还有缺少他关爱的妻子与未成年的女儿。

　　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总是无助的，甚至连生活都难以自给。于是，我们需要具有神力的拯救者，需要像沈浩这样有法力的人突然降临人间，造福百姓，当他走的时候或逝去的时候，人们无法不哀伤，并会永远铭记在心。于是，典型人物优秀的事迹跟着出台，更多的人被感动，更多的人听报告、讲学习。安徽省或全国，现在还有多少个小岗村这样的落后贫困村庄？我们能不能指派更多的干部到各个村庄救苦救难、普济众生？沈浩这样的干部进村模式是不是可以推广普及？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所以，我们还谈不上真正具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无法将沈浩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转型成为一个全能的慈善组织。

　　是的，如果一定要给沈浩的行为定位的话，他只能是一个具有政府背景、具有行政执行力的慈善家。他给小岗村送去的，是伦理意义上的慈善关怀。他无力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村庄，譬如村民自治、村民组织体系、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模式等。

　　媒体报道沈浩时，题目是“永远的守望者”，他代表党和政府，到小岗村去守望那片贫瘠的热土，其实，我认为，沈浩是一个全能的拯救者。

　　报道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一些是对新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或对沈浩表示敬意。另一些跟贴出乎我的意料，这些网友认为，大包干到户是错误的，还是应该走集体化道路。甚至一些过激的言论认为，当年小岗村大包干，是分了国家的土地，是非法行为。

　　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向我们展示英雄时，同时向我们揭示了乡村中的苦难。因为苦难，所以需要英雄，因为苦难，所以出现英雄。一些人家居然50年经济发展到今天，冬天还缺被子盖，而部分人家甚至粮食不能自给。乡村仍然贫瘠，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持续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因为持续走包干到户之路？小岗村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小岗村为什么需要省派干部直接管理？小岗村的本土人才都去了哪里？小岗村里的贫困户为什么得不到邻里的互济？农民为什么申请不到小额贷款？

　　沈浩为小岗村带来的，都是小岗村缺少的，也都是小岗村自己无法自助、供给的。那么，小岗村将成为永远的被拯救者？一个沈浩倒下去，更多的沈浩将进入小岗村？

　　村庄为什么需要沈浩？

　　沈浩本来干满三年，就可以回省城复职，但是，以当年亲手写下大包干“生死契约”的严宏昌，串连了98位小岗村村民给上级写信，要求把沈浩在小岗村再留任三年！2009年，干满6年的还是被当地村民们挽留，186位村民出面，要求再把沈浩留在小岗！

　　他为村民们做了什么呢？

　　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对记者说，2004年沈浩到小岗村工作以来，先后为村里修了公路，为散居的二十六户村民集中盖了住宅楼，并在村里成立了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村委副主任、大包干的参与人关友江介绍说，五日上午，沈浩还在村里先后处理了三起土地流转事务，接待了三批前来洽谈投资的客商。

　　什么叫人民的公仆？沈浩就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但这样的公仆，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公仆。“家长式”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与当地人情同家人，另一方面，因他来自省级政府，所以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权力。沈浩因此是一个权力与道德结合的模范。当村民生病交不起住院费时，他写个条子，以自己的信誉担保，医院就收治了小岗村的病人；当村民家里冬天没的被子，他将自己被子抱给村民使用；当村民家里粮食短缺，他给村民送来粮食并申请低保，或增加低保金。

　　我们追问一句：如果没有沈浩，村民们有没有互助？村干部们难道没有这样的同情心与相应责任和能力吗？为什么救苦救难的善事好事，都让外来的干部沈浩做了？那些大包干的村民们，他们应该是村民中的英雄，应该享有一定的民间声望与影响力，他们难道不可以为村庄与村民做些什么？除了执意挽留沈浩，他们就不能选举出当地的沈浩或诞生出一个沈浩来？

　　村庄如此依赖英雄与上级干部，村庄自己如此无力，村民没有自治组织能力，而只有等待英雄与政府救助。这不是真正的村庄，它形不成整体的力量。为什么村民不再自组织？因为只有唯一合法的行政组织与党组织，其他组织都不可能成立。

　　它与传统村庄有什么区别呢？传统村庄里，有家族有乡绅，有宗教有信仰，有民间借贷，政府的力量不能抵达村庄，所以村庄不得不产生民间组织或无形的组织形式，使村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有一种生存能力，有一份宁静的状态。传统社会里，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经济并没有形成快速发展的态势，所以经济并不日新月异地压抑民间社会。现在呢，经济快速发展，GDP成为城乡的新神灵，它使村庄与基层组织都焦虑起来，既是一种鞭促，也是一道咒语。人们开始在疲于奔命上发展之路。村庄因此需要沈浩，如果没有沈浩，一切几乎皆无可能。

　　村民们留的是沈浩吗？

　　不是，是国家权力，是有道德责任感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深入到民间社会，服务于民间社会，这是一个个案。因为小岗村是一个英雄村，一个典型村，它曾经引导过整个国家的农村改革，它是国家的实验田，国家不能让这块实验田荒废了，要让它可持续发展，甚至成为新的旗帜。

　　沈浩实际行使的是有责任的家长职责，国家意志这时如同有爱的家长的权力意志一样，既有权力又有责任，既有能力又有满足感，还有使命感。沈浩认为，自己是党指派到小岗工作的，所以是替党来行使权力与关怀百姓。

　　1970年代末将自己名字写在分田到户的契约上，准备让自己付出牺牲；却没有牺牲，现在，一起签名让国家干部留下来，希望他有所作为，服务村庄，没成想，却让国家干部牺牲了。它的象征意味何其深远，不是寓言，胜似寓言。

　　反思沈浩之死

　　我们对比一下，当年18个村民签下“生死契约”后，各自打理自己家里的田地，当年就喜获丰收。通过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许多农民耕田时没有牛，靠自己肩膀来拉犁，但没有一个人被累死！

　　沈浩却被累死，据江西卫视《新闻早报》报道：2009年11月6日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45岁的沈浩在小岗村意外去世。5日上午，沈浩连续接待了三批到小岗村洽谈投资的客商，小岗村民称，沈浩当天曾大量饮酒。

　　一个人的拯救，一个人有力亦无力的拯救，一个国家对一个村庄的拯救，无力而有力的拯救。我们思考过吗？这种拯救是有意义的吗，如果命定要牺牲一个人，并破碎一个完满的家庭，沈浩的妻子高风亮节，说沈浩的牺牲是死得其所，因为他为了组织的安排与人民的利益。这种高风亮节我怀疑是被高风亮节，它使人想起50年前的宣传词。和平年代，为什么要让个人与家庭付出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牺牲呢？一个村庄的致富，需要政府如此作为吗？

　　对牺牲精神的倡导，是战争年代的一种“需要”。和平年代倡导个人牺牲，以实现某种目标或目的，是不恰当的，或者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沈浩牺牲，应该有人被问责。村庄的发展与转型，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强力而改变的过程，更不是一个揠苗助长的过程，依靠行政权力而使某一个村庄获得发展，这样的发展有意义吗？这与当年大寨模式有什么不同？

　　经济决定论、权力决定论与精神决定论，在此融为一体了，形成一个畸形的异化的现象。用权力发展经济，用献身精神来宣传先进事迹，家庭的幸福与个人生命被消解了，经济发展的异化也存之不论。当年的小岗已存入国家记忆，成为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为什么一定要延续它的故事，并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神话呢？

　　我们没有思考过，我们能不能不发展村庄，只让村庄获得基本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基本文化生活保障，让村庄休养生息，获得一种符合其生态的大安祥？30年前，是不革命不斗争，勿宁死，现在呢，是不发展不致富，勿宁死。

　　沈浩的所作所为，是一个道德的安抚者，同时是一个地方经营的招商者所为。正常的社会里，道德的安抚者由儒佛道等宗教人士完成，而经营或招商，则由地方政府完成。地方政府的商业化、公司化，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经济与经营集团，它往往用家长的权力意志，让地方资源与土地、人力为代价，向外来投资者献媚。地方劳动者得到的是有限的劳动力报酬而已，而土地等不可再生的资源，却为政府与资本拥有者所垄断与牟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被坐大，不持续扩张经济力量，就无法满足庞大的政府行政开支。有责任感有能力的政府工作者必然累死，如果没有人累死，则地方行政力量就会烂掉。

　　沈浩是一位有责任感与道德意识的官员，在小岗村工作期间，先后荣获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人三十事”先进个人、“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等荣誉称号。

　　沈浩匆忙地走了，他的案头留下一份《小岗村近期重点工作责任分解及完成时限表》，详细记录了他打算在11月30日前带领全村完成的11项任务：两项重大投资项目启动；整治村庄，启动20套新区房建设；生态农业园土地整理；村敬老院工程……

　　村庄是无力的，所以当上级需要小岗村作为一个模范重新出发的时候，小岗村却呈现集体无力感，只有借助外力，包括财力与权力，通过权力获得财力。整个30年，农村的智力、财力、体力、物力（资源）都被城市抽取一空，而城市对农村的回馈，却是象征性的，沈浩是一个象征，小岗村还是一个象征。

　　当年一个突破就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现在一个象征可以改变一个时代吗？勉为其难。为什么勉为其难，因为农村已空心化，它鲜美的乳汁已被城市吸干，留下一对干瘪的。我们能为村庄做的，可能只是给它树一个纪念碑一样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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