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庵事件，又称余清芳事件、噍吧肆事件，是台湾日据时期诸多起事之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也是闽南人与原住民第一次以宗教力量大规模武力抗日的重要事件，也是台湾人最后一次武装抗日的暴动事件。

1915年7月，余清芳、江定等人在台南新化、左镇等地发动攻击，烧毁警察局、杀十几个日本警察，并以天命气数神明之说，鼓动人民起义，推翻日本统治。

总督府出动军队清剿，噍吧哮一役反抗者死伤无数，十数个村庄受战火波及，事件后村中几乎看不到成年男子。

被捕的人数多达1,957人，其中在台南开设的临时法庭中，被判处死刑者高达866人。

西来庵事件结束，亦使台湾人认识到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抗日起义举动不可行，从此由武装暴力转型为以社会运动与政治诉求的文化抗日运动，所以西来庵事件也成为台湾汉人有纪录以来的最后一次武装抗日。

1920年代以后，日本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反抗形态：这些反抗者并非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反而多是地主、仕绅、知识分子；他们不诉诸武装暴力，而是以文字、演说为手段；他们不再主张推翻日本统治，而是要求获得日本本岛人民应有的权利与地位。

不知皇恩、不图报答

在东京展开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早先的178人连署，运动扩展开来、一次比一次热烈，愈来愈多地主、仕绅、知识分子参加，其中还有不少人是与总督府关系良好、享有专卖等特权的仕绅。

眼看著反对运动声势即将坐大，总督府只能摸索著各种手段，试图使仕绅阶级退出运动。

最初，台湾总督府试图对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台湾议会请愿运动领导人林献堂发动温情攻势。

彰化街长杨吉臣是林献堂的妻舅、也是文协会员，官方利用他劝导、怂恿林献堂放弃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

又透过林献堂的堂兄林烈堂加以劝谏、晓以利害。

甚至由总督府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亲自出马。

同时，也对蔡惠如加以劝导，说明运动的后果。

但这些努力都未见效。

接著，总督府也对参与议会请愿连署的仕绅施压，凡是享有专卖特权者、公家机关任职者，若不退出运动，将会受到惩罚。

彰化街长杨吉臣、台中区长林耀亭、丰原的廖天三等人被吊销鸦片批发权，南投施学贤被吊销食盐批发权。

多位具有公职者，因参加运动者而被免职，如彰化街长杨吉臣、彰化线西庄长黄呈聪被解除职务，林献堂也被免除总督府评议员职务。

任职公教机关者也都受到压力，台南医院职员简仁南、彰化邮局职员蔡添喜、北斗公学校教师林汝直、彰化中学教师施至善等人陆续被免职。

甚至在民间企业任职者也受到无情的打击，例如原本任职彰化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叶荣钟被开除。

活跃于文化协会的宜兰医生石焕长、彰化医生赖和，则以违反药物使用规定的罪名遭拘留。

总督府的强势作为，确实令台湾文化协会会员感受极大压力，不少人因而退出。

文化协会中的学生会员，也被校方要求退会，尤其台北师范等学校发生学潮之后，官方更大力施压，致使文化协会会员人数锐减。

另一方面，三大日本人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则发动攻击、谩骂攻击，指责参与请愿运动的仕绅们「不知皇恩、不图报答」，「思想错误、虚荣心作祟。

」

1922年8月，彰化八卦山上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纪念碑上的「王」字遭到破坏，警方认为有人故意亵渎亲王，是为「大不敬之罪」，大举展开搜捕，牵连20多人，屈打成招。

这个「王字事件」使中部地区人心惶惶，尤其是雾峰林家首当其冲。

眼看着周遭情势极为不利，林献堂有些心慌意乱。

就在此时，台中州知事长吉德寿透过林献堂妻舅杨吉臣安排，力劝他与总督见面，希望断绝他继续支持议会运动的念头。

1922年9月29日林献堂偕同杨吉臣等八人，一同前往总督官邸，会见田健治郎总督。

拂晓大逮捕

1923年12月16日，台湾总督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全岛大逮捕。

全台共有41人被拘捕，58人受到搜查或传讯，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以为吞吧哖事件即将重演。

叶荣钟得知消息，匆匆打电话给正在关子岭温泉渡假的林献堂，报告同志被逮捕情形。

林献堂立即下山返回台中，安排被押同志的铺盖衣食，并抚慰惊惶未定的家属。

逮捕行动经过台湾总督府周密策划、保密进行，为免消息走漏，岛内外通讯交通都在控制之中，街头巷尾、公共场所都有特务站岗监视。

此刻，最难的是，如何将消息传出岛外以寻求援助？林献堂将此重任交付给秘书叶荣钟。

叶荣钟是彰化鹿港人，1900年生，曾受书房汉文教育、公学校教育。

因恩师施家本的引介，获林献堂资助赴日，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21年返台，在彰化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工作，却因参与议会设置请愿连署而被革职，后担任林献堂祕书兼日文翻译，追随他从事政治社会运动。

为了躲过监视，叶荣钟利用中午特务用膳的间隙，骑著脚踏车飞奔到追分，居然突破警网搭上北上的快车，夜间抵达台北。

他不敢投宿旅馆、也不敢到同志家里，一路来到台北医专的学生宿舍，找到就读医专四年级的鹿港同乡丁瑞鱼。

当时留宿外人在医专学生宿舍，这是犯规的行为，但丁瑞鱼知道兹事体大，冒著被学校开除的风险掩护叶荣钟，并帮忙腾写了几份文稿。

趁著暗夜星月无光，叶荣钟拜访《朝日新闻》驻台特派员蒲田，请将事件经过转告东京本社政治部部长神田正雄，迅速将消息披露。

又到大稻埕大安医院，请蒋渭水的弟弟蒋渭川取消策划中的工友总联盟示威行动，以免刺激总督府当局，造成更大的牺牲。

近午夜返回学生宿舍，丁瑞鱼已在门口紧张不安地守候多时。

翌日一早，叶荣钟又潜到基隆码头，找到神户基隆间固定航班「因幡丸」一位相熟的茶房，将三封密函託给他，待船一抵达神户，就上陆将信件投邮，分寄东京台湾青年会、《台湾民报》的林呈禄、明治大学的庄垂胜。

《台湾民报》在东京创立时合影

东京的同志们一接到消息，立刻紧急开会，解除台湾总督府的封锁措施，结束恐怖统治。

因为消息已曝光，总督府只好准许保释，依法行事。

1924年7月25日起的两周，治警事件在法庭上公开审判，共有蒋渭水、石焕长等18人被起诉。

治警事件引起全台民众高度关注，每次开庭，清晨不到五点钟，群众就排队鹄立在台北地方法院前等候，使得法庭外挤得水泄不通，《台湾民报》则做了大幅的报道。

蒋渭水入狱实在像入学

治警事件一审经过九次开庭，于1924年8月18日上午宣判，审判长堀田真原宣告「检察官起诉证据不充分，判决18名被告等全部无罪」。

他并且发表谈话，反对检察官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提出告诉。

堀田审判长特别提醒，此事件的罪刑最高不过是徒刑六个月，或是罚噬百圆以内，以这样的罪刑对议会运动者提告，将上海内地人与本岛人之融合，可说是因小失大。

不过，并不是所有法律人都如堀田审判长这样想。

三好一八检察官得知判决，认为此次宣告无罪，将增长反对运动气焰，「非再上诉不可！」1924年10月29日上午，高等法院宣布第二审判决结果，推翻了堀田审判长的主张，众人分别被判刑：

徒刑四个月：蒋渭水、蔡培火。

徒刑三个月：林幼春、陈逢源、林呈禄、蔡惠如、石焕长。

罚锾百圆：蔡式穀、蔡年亨、郑松筠、林笃勳、林伯廷、石锡勳。

无罪宣告：韩石泉、吴海水、吴清波、王敏川、蔡先于。

郑松筠、石焕长、蒋渭水、蔡培火

日本统治时代的治警事件全岛震动，但经过司法程序，反对运动人士最终只被判处最高四个月的刑期。

台北青年准备举行盛大欢送入狱的计划。

警方探知消息，不让反对运动者与群众有任何机会，宣判之后，立即将蒋渭水押入台北监狱。

同日，蔡培火、陈逢源收押于台南监狱。

台北的入监惜别会被警方破局，却在台中上演。

因脚伤在外的蔡惠如，11日从清水出发到台中监狱，一路上民众绵延簇拥，跟随到清水火车站，也有人同车护送到台中的。

蔡惠如从台中车站步行到台中医院探望将入监的林幼春，群众沿途随行，愈聚愈多，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惜别。

最后，台中警察署长只得亲自骑马到现场指挥警察驱散民众，民众散而复集，至台中监狱门口。

蔡惠如向民众挥手道别，民众也高呼「万岁」相应。

从1923年到1925年，蒋渭水因治警事件两次入狱，他说「入狱实在像入学」，将入狱当作积极进修的机会。

他在狱中大量阅读，自修完成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讲义录，吸收社会主义思想。

出狱后的蒋渭水脱胎换骨、更甚以往，过去在《台湾民报》上多从事新闻翻译的他，出狱后已能滔滔论述，并成为社会主义路线的支持者。

恐怖的镇压行动虽然对运动打击一时，却塑造出一个一个台湾英雄，出狱之时，不仅同志热烈相迎，也受到民众景仰与支持。

入狱，成为政治运动者的光荣勋章。

治警事件中被逮捕但无罪释放的彰化医师赖和，对自己竟成为「英雄志士」，大感意外。

总督府方面也发现下错了这步棋，治警事件之后，官方报告中指出：

下狱者反成为志士，名重一方，普遍受到青年学生的景仰，声誉鹊起，对运动反呈推波助澜之势。

参考资料：《自治之梦：日治时期到二二八的台湾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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