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黄火青

1978年5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喻屏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

就在焦急难耐之际，一位老朋友上门探望。

探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这年3月，复出后被选为最高检检察长的黄火青。

两人寒暄了一阵后，黄火青主动提出，希望喻屏能够到最高检来，和他一起筹建高检院。

高检院恢复重建后，所要面临的工作量相当大，不仅要担负大量的案件审理工作，担负重建法制的历史使命，喻屏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答应老友的邀请，出任最高检第一副检察长。

而令喻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着黄火青一起参与了“两案”审理工作……

艰难万险，九死一生

1955年9月27日，新中国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授衔仪式。

也就是在首次授衔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周总理照名单念完名字后，发现台下还站着一个将军等待授衔，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将军叫黄火星，而授衔时念名单错把他的名字念成了黄火青，以至于让他站了半天。

黄火星将军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事实上因为文章资料来源众多，其实不少文章中把黄火星、黄火青的名字都搞混了。

这里要澄清的是，黄火星将军是被授予了中将，而黄火青没有参加授衔，因为在建国之初，黄火青就已经被调到地方工作了。

有趣的是，两位将军都曾在最高检工作过。

图|黄火星将军

黄火星将军曾出任最高检副检察长兼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只是略有遗憾，黄火星将军于1971年4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了。

而在黄火青的人生履历中，似乎从来没有干过司法工作，那他为什么会被选举为最高检检察长呢？

这还要从黄老的革命经历说起。

黄火青是湖北枣阳人，1901年出生，幼年时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过襄樊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与中国共产党。

从时间线不难看出，黄火青参加革命正是处于大革命时期，然而因为有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遭到了失败，在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前，黄火青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学习，一直到1930年4月才回国。

从回国参加工作，一直到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黄火青的工作经历相当复杂，时而在部队，时而又被安排到地方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样奇特的经历，养成了黄火青能文能武的能力

图|黄火青年轻时照片

在黄老革命经历中，有两件事情对他而言影响颇大。

一件事是草地分兵，另外一件事就是西路军。

1934年春，黄火青调任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参加长征。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开会，决定两军会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然而因为张国焘的反对，导致两军共同北上的作战计划并未能实现，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后、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拒绝执行中央命令，选择了南下川康地区。

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原本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五军团改称）、红32军（原红九军团）也被裹挟南下。

对于原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红五军、红32军，张国焘竭尽全力进行拉拢，然而两军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仍然赞同中央主张，其中就包括黄火青将军在内。

黄火青曾同军团保卫部长卜盛光一起去找政委何长工，明确表示反对南下，因而遭到了刻意针对，甚至一些干部会议都不通知参加，在红32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时任红32军（当时红32军下辖3个团约2000余人）8团团长的杨梅生曾表示：

“别的我不懂，但要说我们主席不是，我不相信，也听不进去。

”

一些红32军的干部都站出来对黄火青说：

“主任，您带着我们北上吧。

”

黄火青的心中确实有所意动，而且还计划同红五军一起联合行动，部队一起向西进入藏区，然后挥师北上寻找中央，不过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黄火青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当时，红32军的电台被收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更重要的是，黄火青考虑到，如果自己率部队离开，以朱老总、刘伯承（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红军总部处境也将更加艰难，思来想去，黄火青决定留在队伍里。

朱老总那时的处境也很艰难，甚至时不时的还会受到刻意刁难，或者是被莫名撤掉警卫，就连吃穿用度都出现问题。

黄火青还特意宰杀了一头牛，做成肉干给朱老总送过去。

黄火青被调离32军后，没有负责具体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因为环境恶劣，患上了伤寒，高烧不退，病倒后甚至爬不起来，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黄火青将军后来还是挺了过来。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共同北上，至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当时，黄火青到朱老总住处去拜访，碰上了陈赓，故友重逢也让黄火青格外高兴。

三人寒暄了一阵后，陈赓主动提出：

“你跟着我们走吧。

”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调黄火青回红一方面军工作，然而黄火青当时出于大局考虑，认为两个方面军都已经会师了，自己此时回到红一方面军，必然要影响两军团结，毕竟自己当时已经不在红32军，而是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任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所以婉拒了陈赓的提议。

黄火青始终为此事感到后悔：

“如果当时带上红9军团受排挤的干部跟陈赓走，还可以多保存一批干部。

”

1936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夺取宁夏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31军以及妇女独立团等部渡过黄河，因胡宗南隔断了东红军主力和渡过黄河的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西路军在孤立无援、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同优势敌人马家军奋勇血战，最终寡不敌众基本全军覆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幸免于难。

黄火青后来跟随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一路突围到达新疆。

在新疆兼职出任审判长

1937年12月，根据中央的命令，李先念，李卓然率领“新兵营”回到延安，而黄火青留在新疆工作，出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在当时，黄火青是留下干部中职务最高的，陈谭秋、毛泽民都是后来才在中央指示下在新疆展开工作的。

黄火青出任秘书长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会长由盛世才担任，因此具有相当的话语权，黄火青也利用这一身份，在新疆展开组织群众，宣传抗日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黄火青任秘书长期间，致力于改组反帝联合会，使得这一组织变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当时留在新疆的不少共产党人和新兵营的干部战士都在联合会工作，截至到1939年年底，反帝会已有27个区会，118个分会，33个直属分会，24个直属小组。

会员人数已有1万以上。

图|盛世才

黄火青的突出作用，也引起了盛世才的重视，不得已的情况下，盛世才给了黄火青一个审判委员会委员长。

凭借这一身份，黄火青还把被盛世才非法关押的周纯麟从狱中救出。

1937年初，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夺取了在新疆的统治权，也因为这个缘故，盛世才在政治上采取了亲苏的态度，他在执政后，把在新疆的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关闭，把所有外籍人员一律驱逐出境。

除了苏联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国人，几乎一律被逮捕。

得益于这一重因素的影响，盛世才对进入新疆的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进行了特殊优待，1938年2月，党中央委派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39年陈谭秋回到祖国后，在中央指示下留在新疆，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可从1938年6月以后，盛世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图|周纯麟

1938年9月初，在新疆喀什担任盛世才所属的骑兵四十八团三连少校连长的周纯麟突然被逮捕。

当时、曾良玉、周纯麟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指示，秘密盛世才所属的骑兵队伍担任军官，同苏联代表苏联哥萨克骑兵马术专家萨哈诺夫学习骑兵战略战术，因盛世才内部派系倾轧被关进了监狱。

事实上，盛世才对两人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之所以下令关押，纯粹就是出于迫害。

曾良玉、周纯麟被逮捕关押后，在狱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周纯麟的手关节都被拉的脱臼了，但自始至终，两人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的斗争，并且也没有袒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之后几次提审，两人都被打的遍体鳞伤，新疆的秋冬时节，天气异常寒冷，关在狱中的曾良玉和周纯麟甚至连条被子也没有。

最危险的时候，曾良玉、周纯麟几人差点拉出去被枪毙。

好在党组织与苏联代表及时联系，这才将几人全部都搭救出狱。

1939年年初的一个月，黄火青陪同盛世才的省公安局局长一起到狱中看被捕的人，在那一霎那，周纯麟立刻认出，眼前这人是同他一起转战祁连山的同志，考虑到要保守党的秘密，周纯麟硬生生忍着没吭声。

一直到趁人不注意，黄火青才同周纯麟说了一句话：

“你们的事情，中央代表都知道，现在也都搞清楚了。

你们是被人陷害的，受了很多折磨。

本来，你们早可以出去。

但是，为了受牵连的大多数人能一块早点出去，你们在这里还要再委屈几天。

”

时隔多年后，周纯麟谈到这次被盛世才关押，黄火青为救他们出狱，做了很多工作。

原来，曾良玉、周纯麟被关了几个月后，被盛世才假模假样的送到了审判庭审判，当时黄火青正担任着审判委员会委员长，就利用审判长的身份，将几人宣判无罪。

图|黄火青（右二）

1939年5月初，黄火青开着车，亲自将几人从狱中带出来。

得益于此，曾良玉、周纯麟后来都辗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抗日的战场上再立新功。

同月，黄火青调任阿克苏行政区区长。

一直到1940年10月，黄火青才离开新疆回到了延安，出任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秘书长。

出任最高检检察长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77岁的黄火青当选为最高检检察长。

多数人都认为，之所以选择黄老出任最高检检察长，正是因为他原则性枪，而且具备很高的资历与威望，能够“镇得住”。

要知道在当时，检察机关的工作已经中断了十多年，黄火青一上任首先面临的重任，就是重新恢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负责一些具体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案件。

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参与林彪、江青案件的诉讼工作，当时简称“两案”。

黄火青是“两案”领导小组组长、特别检察厅厅长。

鉴于案情重大，黄火青在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的投入工作中，每天面对的就是一米多高的“两案”资料，亲自翻阅研究，有时要一直研究到深夜。

图|黄火青出任特别检察厅厅长

谈到这件往事时，黄火青曾深有感触的说了一句：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讲，这个案子要管一百年。

那可是马虎不得啊！”

等到法庭审判当天，黄火青高声宣读起诉书，一直到读完十余人的被告名单后良久，才在末尾说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33次开庭、45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最终依法对所有被告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判决。

1993年12月4日，《中国检察报》上刊载了一篇有关黄火青的文章，称参与“两案”是他革命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笔。

然而就在时隔多年后，当有记者就此事采访时，黄老微微一笑说道：

“那都是中央领导的。

”

“彭真同志是总导演，我们只是演员……”

话又说回来，对于最高检恢复重建工作，黄火青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图|黄火青（右一）

因为已经中断了十年，能够担负起来这样工作任务的人少之又少，喻屏就是黄老亲自上门挖过来的，但即便是从各方抽调人手，最高检一开始的办公人员也就只有十数人，而且绝大多数都要投入到“两案”中。

即便人手少，但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就像黄老说的那样：

“几个人也要做事情。

”

黄火青担任最高检检察长时，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要知道在最高检恢复重建后，很多人对于检察机关是否设置、它的职责和功能等等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在大家思想普遍拘束的情况下，起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困难可想而知。

黄老后来坦言，在起草编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许多提法，都是第一次写入其中的，比如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图|1984年黄火青

令黄火青印象深刻的是，起草组织法时，有人对检察工作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有疑虑。

但那时他便坚定的表示：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靠党的领导取得的，检察工作也是―样。

坚持党的领导这不是一个一般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不可以争论的。

”

在黄火青担任最高检检察长的5年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扭转了当时社会的风气，时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治安静了一点、案件少了一点、坏人怕了一点、群众硬了一点……”

1982年，黄火青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担任了中顾委委员。

到1991年，黄火青虽然已经退居三线，但仍然以90高龄继续担任中顾委第七小组组长。

一直到1993年中顾委撤销。

尽管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但黄火青仍然关心着国家建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

“虽然从职务上退休了，党员却永远不能退休。

”

黄火青虽然年龄大了，但他始终记忆力很好，面对记者采访有时会提到的人名，他就闭着眼睛想一想，思路一如既往的清晰，并不时地伴着手势。

1998年，高检院举行庆祝检察机关恢复工作20周年纪念日，已经98岁高龄的黄火青还出席了庆祝活动，看着检察机关生机勃勃的样子，黄老高兴之余，站在台上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激动的热泪盈眶。

一直到弥留之际，黄火青惦记的仍然是国家大事，江泽民到医院探望黄火青，还盛赞他：

“长寿而且生命的质量很高。

”

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逝世，享年99岁。

在高检院举行的黄火青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黄老的女儿黄易宇还在会上做了发言：

“父亲走了，他对党的忠诚，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朴素平实的为人，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从他身上体现出的党的优良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期望我们永远不忘，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踏踏实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去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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