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年：陈独秀晚年最大依靠，冒死带父亲棺木回乡，三次为父立碑

陈独秀，离世前的最后心愿便是： "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和祖母带回老家。

" 这句叮嘱成为他对小儿子陈松年的深切叮嘱。

陈松年的故事，在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光环下，同样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情感。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将陈延年与陈乔年的英勇事迹深深刻在了观众的心头。

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莫过于那一场陈独秀送两个儿子赴法留学的场景，以及两位兄弟慷慨就义的情节。

这是一个寂静而庄严的夜晚，星光点缀着天空，仿佛在为这一别增添了一份庄严和神秘。

陈独秀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不舍，他明白自己即将把两位充满理想的儿子送往遥远的异国他乡，迎接未知的挑战。

然而，作为一个父亲，他深知这是为了更大的梦想，为了祖国的未来。

陈延年和陈乔年站在父亲身旁，目光坚定而坚韧。

他们已经准备好，准备去追寻自己内心深处的使命。

陈独秀的手轻轻地搭在儿子的肩上，那一刻，家族之间的深情厚意凝结成永恒的誓言。

后来，观众们在银幕上见证了两位兄弟为了理想，为了国家，慷慨就义的场景。

那一刻，不仅触动了观众的心，也让他们明白了家国情深的伟大力量，这段感人至深的历史故事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这个家族的传奇背后，陈松年的故事同样让人感动。

他不仅要面对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相继牺牲，还要承受姐姐和母亲的离世。

在亲人一个个离去的痛苦中，陈松年一直强忍悲痛，默默地承担起料理后事的重任。

当陈独秀终于重获自由，希望陪伴儿子享受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却在等待归家的路上戛然而止，留下了一句关于回家的嘱托。

为了实现这个遗愿，陈松年不惜省吃俭用，花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他不止一次前往父亲陈独秀的墓地，竭尽所能地为他立碑，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份儿子对父亲的怀念，也是对家族历史的深刻执着。

陈松年最终成功将父亲的棺木带回了家乡，但这五年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实现陈独秀的遗愿。

1942年5月27日，江津的小屋内，岁月的风霜已经在陈独秀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

他，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如今却黯然离世，留下了一片沉寂。

陈松年凝视着他瘦弱的父亲，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谁曾想到，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陈独秀，晚年竟然过得如此清贫、充满苦楚。

陈松年自小便未曾品尝到父爱的滋味，年幼时就早早地背负起了家庭的沉重责任。

尽管在那之前，祖母、母亲和哥哥们的关怀曾给予他温暖和安慰，然而，随着一个个亲人的离去，陈独秀成了陈松年唯一的心灵寄托。

他记得祖母的温柔目光，母亲的慈爱笑容，以及哥哥们童年时的疼爱。

那些记忆如同点点星光，在他心头闪烁，给他勇气与希望。

然而，这一切渐渐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去，他逐渐明白了成长意味着肩负更多的责任。

陈独秀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依靠，一个唯一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渴望的亲人。

在那个小屋内，陈松年的心痛与不舍凝聚成一片深邃的夜空，而陈独秀，就像那一轮皎洁的明月，照亮了他漫漫的人生之路。

而此刻，就连他的父亲也已远离他，这意味着陈松年将再也不会享受到长辈的照顾。

在陈松年送别第六位亲人时，这一次是他的大哥陈延年。

尽管陈松年对于如何处理父亲的后事有一定的了解，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陈独秀的财务状况。

陈独秀一生都过得清贫，他并没有留下太多遗产。

特别是在经历了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困难。

这次送别的背后是对兄弟之间的深切情感，以及对陈独秀困境的关切。

陈松年知道自己需要认真面对兄弟的财务问题，以确保陈独秀在生活中能够得到适当的支持和照顾。

这一切都是兄弟之间坚实的家庭纽带所驱使的。

当他们定居江津时，蒋介石政府曾试图以高职位和厚禄来挽留陈独秀，但陈独秀却义愤填膺地拒绝了，因为他曾对国民党的行为感到愤怒：

"他们杀了我两个儿子，还想让我为他们工作，简直是异想天开！"

由于一些错误的思想，陈独秀的社会地位急转直下，只能依靠稿费勉强维持生计。

直到陈松年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陈独秀的晚年才渐渐有了一些经济支持。

陈松年的薪水并不富裕，妻子窦珩光只能做些零工，还要照顾几个孩子，家庭生活一直都很艰难。

特别是陈独秀晚年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治病的费用也一度令家庭负担沉重。

因此，当陈独秀突然离世时，陈松年甚至连为父亲购买一个体面的棺材的费用都筹措不到。

幸运的是，一些父亲的朋友和当地的乡绅纷纷伸出援手，帮助陈松年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安置陈独秀的遗体。

尽管金钱问题解决了，但陈松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应该如何安葬父亲，以确保父亲的坟墓不会被敌人侵犯？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最后承诺。

1942年5月27日，位于重庆江津的小屋内，陈独秀在永远合上了双眼。

陈松年站在父亲的遗体旁，心中沉痛地思考着他生前的承诺。

根据陈独秀的遗愿，他应该将父亲的遗体运回到安徽老家安庆，这不仅是儿子对父亲的郑重承诺，也是对母亲的坚定履行。

陈松年深知，这个任务不仅仅是一次物质上的迁移，更是对家庭传统和尊重的一种象征。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决心要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以表达对父亲的最后敬意，同时也是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根基的尊重。

这个过程将成为一段富有意义的旅程，承载着家庭情感和责任的重荷。

当时正值全国抗战的时刻，整个中国都被战火笼罩，跋涉长途，带着具棺木回家，成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他必须穿越日本人的封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贼心。

而他手头的积蓄，也远远不足以支持这艰难的行程。

在深思熟虑后，陈松年最终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他决定将父亲的遗体暂时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的鼎山。

这是一个充满考量的决定，他明白在当前的情况下，资金状况并不允许他立刻履行父亲的遗愿，将其送回安庆。

当他站在鼎山的葬地前，眺望着远处的江水，心中涌上了一股深沉的愧疚感。

他知道这并不是父亲最初的愿望，但却是现实所迫的选择。

然而，这也是他对父亲的一份承诺，一个信仰的表现。

他坚信，只要时机成熟，只要资金足够，他一定会履行父亲的遗愿，将他送回故乡安庆。

这个决定既是对现实的理性回应，也是对家庭情感和尊重的坚守。

陈松年明白，虽然暂时无法完成最后的愿望，但他将用尽一切努力，等待时机的到来，以最高的敬意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

在江津的这片土地上，父亲将安息，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于是，在江津的大西门外，一块墓碑傲然矗立，上面刻有“独秀先生之墓”的字样。

如果按照传统，墓碑上本应刻有陈独秀的字“仲甫” ，但当时的情况并不容许。

江津相对来说还算安全，但一旦父亲的真实身份曝光，恐怕难免会引来别有用心之人的破坏。

陈松年只好委屈父亲，暂时将他安葬在江津，距离故乡遥远的地方。

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一直憧憬着将父亲的棺木送回老家安庆。

这是他深深的承诺，也是对母亲深深的怀念，是一个儿子对家庭情感的坚守，不管前路多艰难，他都愿意坚守这份承诺，直至完成父亲的最后遗愿。

陈松年的家庭背景复杂而富有戏剧性，家庭中充满了坎坷和情感的纷争。

他的母亲高晓岚，是他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生母。

陈独秀在他哥哥们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父亲的责任，与高晓岚的关系逐渐恶化，争吵不断。

家庭的困境并没有在陈松年出生后得到缓解。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私情曝光，引发了陈家和高家两家人的愤怒。

这个家庭矛盾，一直持续到陈独秀去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们的故乡安庆。

因此，在陈松年的回忆中，他一直感到“父亲”这个词很陌生。

只有他的大哥陈延年和二哥陈乔年，才像父亲一样对待他，给予他关心和指导。

然而，这种亲情只能维持短短的几年，因为陈延年和陈乔年毅然跟随父亲的革命步伐，投身革命阵营，致力于为中国寻找“救世解药”。

对陈松年来说，这是一个深刻而矛盾的时刻。

他怀念着那些短暂的亲情时光，但也理解他的兄弟们为了追求更高尚的目标而离开。

父亲的遗愿将他们推向了革命的道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决定放下家庭的情感，投身到宏大的历史使命中。

这个决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使陈松年明白家族的历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那时起，陈松年只能与祖母、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陈松年的嘴里，经常会提到父亲陈独秀，而高晓岚并没有诋毁丈夫，只是希望陈独秀能够回心转意，回到家庭中来。

每当陈松年听到母亲的期望，他总是坚定地向她保证："我一定会把父亲带回来的。

" 这个誓言，在他心中燃起了一股无法动摇的决心，一个儿子为了家庭和母亲的期望，将走上一段充满挑战和艰辛的道路。

高晓岚曾经认为是充满童趣的承诺，在1947年终于变为了陈松年的现实。

安葬好父亲后，他坚定地决定将陈独秀的遗体带回安庆，与高晓岚合葬，这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在随后的时间里，陈松年与妻子一直过着江津的生活，生活在祖母和父亲安葬的县城。

一方面，他方便给先人扫墓，及时检查坟墓的状况；另一方面，他隐姓埋名，辛勤工作来积攒路费。

从江津到安徽，陈松年需要雇一艘船来运送父亲的棺木，之后再转为陆路，雇用马车。

这一路上，全家的吃喝，面对官兵时的应付，以及回到家乡后的安葬、立碑、人工等等，都是巨大的开支。

自从1942年开始，一直到1947年，陈松年和妻子埋头苦干了整整五年。

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省吃俭用，只为了凑够路上所需的花费。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国民党陷入内战，分身乏术。

对于一些与战争无关的事情，他们也开始放松了控制。

陈松年才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

这是他漫长等待的时刻，也是对父亲的最后尊敬和承诺的实现。

临行前，陈松年细致入微地规划了整个回乡之路，考虑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并为每一种情况都准备了周详的应对方案。

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父亲的棺木，确保他们的旅程安全顺利。

为了保护陈独秀的身份，陈松年在江津将“独秀先生之墓”的墓碑留了下来，而在父亲的棺木上，他刻上了一个曾被陈独秀使用的假名——陈乾生。

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免他们的行动受到干扰。

一路上，陈松年一家人小心翼翼地前行，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生怕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平安地将祖母谢氏和陈独秀的棺木带回了家乡。

安庆的独秀山成了他们的目的地，这座山是陈独秀先生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他的名字的来源。

陈松年选择在独秀山附近的安庆北门叶家冲选址，并将母亲高晓岚与父亲合葬。

这一切不仅实现了父亲的回家遗愿，也履行了他对母亲的承诺，将父亲最终带回了她的身边。

陈松年心头的烦忧并没有因此减轻。

父亲的墓碑依然不能显示真实姓名。

首先，陈独秀仍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真实姓名一旦曝光，坟墓难免会遭到破坏。

其次，陈独秀的朋友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国民党可能会趁机抓捕，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在深思熟虑之下，陈松年决定沿用陈乾生的名字，在墓碑上刻上“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几个字。

父母的遗愿终于实现，但陈松年心头的担忧却依然沉甸甸。

墓碑上的名字和如何保护父亲的墓地，都像一座沉重的山，艰难地压在他的心头。

与此同时，陈松年自己的家庭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父母合葬后，陈松年将具体位置深藏不露，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也不知道爷爷的安息之地。

这个秘密深埋在他的心底，成为他孤独的守护。

陈松年的生活却在某一刻崩溃了。

他最亲近的家人，妻子，也被生活的重压击垮，离开了这个世界。

唯一能够给他温暖和慰藉的亲人也已不在，于是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将所有的痛苦和忧虑都深深埋藏在心底。

不像他的父亲和哥哥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陈松年从小生活在经济拮据的环境中，一家人还要不断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日子艰辛无比。

陈松年一直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哪怕没有钱上学，他仍然每天挑灯夜读，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

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夫妻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抚养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而最大的愿望就是供孩子们接受教育。

为了给孩子提供这个机会，陈松年一天要打数份工，而他的妻子也没有闲暇时光，要么照顾孩子，要么赚钱补贴家用。

在这种拮据的条件下，妻子不愿意花钱治病，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医疗费用的负担。

时间一天天过去，妻子的病情恶化，最终不幸离世。

生活有时候就是如此不公平，中年时，除了孩子以外的亲人都离开了陈松年，只留下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的考验。

尽管大女儿多次提出辍学来帮助父亲分担养家的重任，但陈松年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

“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就行，钱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他总是如此坚守自己的信念。

幸运的是，在1953年，毛主席亲自关心陈松年的困境，为他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发放30元的补贴，这缓解了陈松年的经济压力。

但是，陈独秀的身份仍然存在争议，陈松年依然不敢公开父亲的埋葬地，更不敢为他重新立碑。

在最艰难的时刻，陈松年想要去墓地查看一切是否安好，却只敢选择在夜深人静时前往，一路上时刻警惕，生怕有人在暗中跟踪。

有时为了确保安全，他甚至不敢轻易前往墓地，生怕自己的行动会被人发现。

这是他对父母的承诺，也是一种为亲情守护的坚定决心。

陈松年的儿女多次提出想要与父亲一同祭拜爷爷，但陈松年总是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有机会再带你们去。

”

“你们知道得太多也不好，再等等吧。

”

“今年我也不去祭拜，等下次再带你们去。

”

陈松年心底深处，一直渴望着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只是眼下时机尚未成熟。

他深知，将后人带到陈独秀的墓前祭拜，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只是目前无法轻易实现。

在陈松年的坚守下，陈独秀的墓地得以完好保存，远离了风雨飘摇，成为亲情和历史的见证。

这块坚固的石碑，不仅是父子之情的象征，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它在时光的冲刷下，仍然屹立不倒，见证着家族的情感传承和坚韧的精神。

1979年，随着陈独秀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陈松年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向政府提出申请，计划着重修父母的坟墓，并为父亲修改墓碑。

那一年，已经年近七旬的陈松年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重修父母的陵墓，庄重地在墓碑上刻下“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这一刻，陈松年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前去扫墓，他可以毫不担忧地携带子女一同祭拜亲人。

更令他欣慰的是，1982年，安庆市政府出资重修了父母的墓碑，让其免受风雨侵蚀。

这个举措不仅证明了陈独秀曾经的贡献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也让陈松年可以向后人讲述父亲的光辉事迹。

此后的岁月里，陈松年每年都会拄着拐杖，步行十余里，来到父亲陵墓前，向父母述说新中国的崛起，就像对待老友一样。

祭拜完父母后，他还会前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祭拜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

但每当站在哥哥们的墓前，陈松年的心都会剧痛，因为他无法忘记哥哥们的英勇牺牲，也对陵园内没有哥哥们的遗骸而感到无法释怀。

回想起那些岁月，陈松年在13岁时母亲高晓岚拿出一本《新青年》，陈松年在上面找到了父亲和两位兄长的文章。

在那个时刻，父亲和哥哥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物。

可惜《新青年》是国民党严禁的杂志，陈松年和母子二人都不敢留下它，只能在阅读后销毁。

17岁那年，陈松年接到大哥陈延年牺牲的消息。

他担心祖母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于是偷偷隐瞒消息，与姐姐一同前往上海料理后事。

但国民党反动派坚决不允许他们领回兄长的遗体，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只能在外围祭拜，然后带着悲伤和遗憾返回家中。

第二年，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牺牲，陈松年同样没有告诉祖母，再次与姐姐前往上海料理后事。

与大哥陈延年一样，陈乔年的遗体也遭到严重破坏，反动派依旧不允许他们领回遗体，只能就地焚香祭拜。

但当再次回到老家后，陈松年的姐姐无法承受看到亲人遗体的打击，离开了这个世界。

接着，陈松年失去了母亲高晓岚，她也因为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离世。

那时，陈松年仅仅20岁，但他亲手处理了四位亲人的后事。

每当他站在上海祭拜兄长，回想兄弟俩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画面，痛苦和遗憾总会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伴随而来的是，姐姐陷入精神崩溃，母亲病重离世的场景。

而更让陈松年自责的是，二哥的女儿陈鸿至今行踪不明，他无法知晓何时能够找到侄女，将她带到父亲墓前祭拜。

晚年时，陈松年无论走到哪里，都携带着父母的照片。

或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与父母的心灵相聚。

相比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领袖，陈松年虽然没有太多的光环，也没有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过显著的贡献。

但他却是烈士家属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大地上普通而伟大的一位普通人。

当陈独秀将前卫思想传授给进步分子，将富有启发的文章和深远的革命运动带给贫困的中国时，陈松年一家却在敌人的追捕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

从三岁开始，陈松年就过上了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生活，不停地与反动派周旋。

即使在祖父去世的时候，反动派仍然要践踏伦理道德，威胁要将陈家后代根除。

如果没有邻居的庇护，陈松年很可能早就被囚禁，甚至像他的哥哥一样，在反动派的手下献出生命。

当陈延年和陈乔年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加入革命事业，陈松年只得用幼稚的肩膀，背负起家庭的沉重责任。

在父兄三人都在生死线上战斗，为中国的未来而忧虑的时候，陈松年在家乡也没有闲着。

从辍学到打工，从照顾祖母到躲避国民党，从与日本侵略者的博弈到与命运抗争，陈松年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但是，尽管在困苦中，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求学之志。

尽管在那些没有学费的日子里，他仍然熬夜读书，充实自己的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终于被反动派释放，陈松年迫不及待地将祖母和妻儿带到了父亲身边，全力承担起了父母的生计。

可惜的是，陈独秀的养母，也就是陈松年的祖母，在抵达江津后，没有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可以说，在陈独秀晚年的时候，正是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带给他无限的欢乐和安慰，让他也能够享受到儿孙团聚的幸福。

32岁那年，父亲陈独秀离世，陈松年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他花了五年时间，将父亲和祖母的棺木送回安庆老家，完成了父母的合葬，为父亲树立了第二块墓碑。

然后，他又花了32年的时间，成功保护了父亲的墓地，并为父亲树立了第三块墓碑，上面正大光明地印有陈独秀的名字。

人们常说，在亲人离开后，留在世上的人才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保留着所有的记忆和思念。

这种痛苦，陈松年却已经七次经历过。

除了他三岁时去世的祖父，陈松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目睹了七位至亲之人的离世。

对于陈松年来说，父亲和两位哥哥固然是他的楷模，但对于陈家人来说，陈松年同样是所有人的骄傲。

少年时，他目睹着父亲和哥哥们为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而努力，自己则默默忍受着背后的苦难。

青年时，他目睹亲人的一个个离开，然后处理他们的后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继续支撑着整个家庭。

中年时，他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默默守护着父亲的坟墓，等待着一个能够光明正大面对的时刻。

晚年时，他终于完成了所有任务，却在不自觉中，将父亲和哥哥的精神传承了下去。

陈松年的一生，更像是他父亲陈独秀和两位哥哥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1990年，这位一生都在面对生离死别的80岁老人，含笑离开了这个令他孤独的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中，他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陈松年去世四年后，陈鸿终于被大家找到，与陈家人团聚了。

此后，陈鸿一直与陈松年的子女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标签：父亲陈独秀这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