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出生在教师家庭，虽家境不是很富裕。

因其3岁丧母，继母对他很刻薄，使他的幼年被剥夺了诸多欢乐。

相比一般的家庭更容易接受到教育，也许正因为如此，从小学习就很不错，7岁入私塾读书，17岁考入县立高小。

1910年考入了江苏陆军小学，开始军旅生涯。

7年之后顾祝同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

学习两年后毕业，因学习成绩优良，还受到校长杨祖德的表彰。

毕业典礼上，亲手接过校长杨祖德颁发顾祝同一条毛毯作为奖品，顾祝同正式进入军营。

时年27岁。

顾祝同先到长江上游陆军总部第四旅任见习官，后升为连长。

次年底转赴湖南，在谭延闿部任“清乡”司令部副官，卫队营营副。

01

认识了蒋介石，打开了通天长官之道

此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再度举起护法旗帜。

顾祝同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于1922年1月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加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

当时蒋介石正在粤军第二军任许崇智的参谋长，顾祝同经同学介绍，前往拜访蒋介石，闲谈中得知蒋介石于1906年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时，顾祝同十分高兴，马上说速成学堂就是我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蒋高自己几届，应称蒋为学长。

而此时蒋介石却相当客气回应称学长不敢当，两人是同学。

因此两人交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粤军素有排外风气，蒋介石要想在粤军站住脚，必须团结一批非粤籍的中下层军官作为根基。

顾祝同这个谦逊的学弟正是很好的人选之一。

而顾祝同对蒋介石十分钦佩，此顾祝同的命运便同蒋介石连在了一起。

第二天，顾祝同便被任命为军部上尉副官、军事教导队区队长，从此随侍蒋介石左右，为他以后的升迁埋下了伏笔。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大广州成立了，蒋介石当上了校长，顾祝同也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校教授部中校战术教官。

在该部20位教官和军校总教官，其他各部主任、副主任中，后来担任过国民党内军事要职的就有17人。

顾祝同在黄埔被列为“八大金刚”之一。

作为战术教官，他讲课举实例以明原则，深入浅出，各种实例信手拈来与实例进行结合，变得通俗易懂，因此学生们也喜欢听他的课。

后来隶属于顾祝教学的从容态度被学生们认可，加之顾本人为人宽厚笃信，深得学生们尊重，直至晚年，黄埔学生中不少有过将军、司令、军长、部长、主席经历的人，无不对顾祝同“墨师”长“墨师”短地尊称之。

广州商团叛乱平定以后，黄埔军校先后编组成立了两个教导团，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教导团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该团团长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少将，而第一团团长则为何应钦。

1925年2月，顾祝同随从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其间，顾祝同的第一营严守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的拥戴。

攻打淡水城一战中，团长王柏龄临阵退缩，顾祝同率领第一营与陈炯明部叛军展开血战，终于协助第一团攻下淡水城。

棉湖的战斗中，由于第二团和第一团没有配合好，致使一团腹背受敌，成为孤军。

由于第一团与敌军兵力相差悬殊，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情况万分危急。

其间，顾祝同的第一营作战英勇，表现突出，战半结束之后，顾祝同一跃成为第二团参谋长。

第二团中校团副，马上又升第三师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晋升为第三师少将副师长，升官之快简直是火箭速度。

可以说，在黄埔时期，顾祝同已奠定了在国民党军界的基础。

由于当时蒋介石本人尚羽翼未丰，后来在军界走红的诸将领此时不过是蒋之嫡系第一军中的连排长，大多数尚是大头兵。

而顾祝同已是该师中的副师长，所以他在黄埔系内官阶较高，在国民党中也素有“元老”之称。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顾祝同随东路军出征。

10月顾祝同所在的第三师攻克永定，12月初北伐军攻占福州后，第三师连战皆捷，顾祝同晋升为第三师师长。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孙传芳趁机渡江攻占龙潭，南京陷于危急之中。

顾祝同奉命率第三师，协同其他部队奋起反击，于26日收复龙潭车站。

孙传芳兵败逃回江北后，顾祝同升为第九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

该军各师团长以至各连排长全部为黄埔生，是蒋介石蓄意培养且最为信赖的嫡系部队。

但是，在1928年的二次北伐中，顾祝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受到何应钦的质疑。

当时以顾祝同的第九军和刘峙的第一军为主力，向孙传芳发起进攻。

两军沿津浦路北上。

刘峙的第一军担任津浦路正面攻击，顾祝同的第九军担任津浦路左路攻击。

攻占临淮关后，顾祝同对孙传芳的兵力布置情况不明，又第一次指挥三个师大规模作战，心慌手乱，担心突前吃亏，便将部队后撤。

而刘峙乘胜前进，在长淮卫与孙传芳部遭遇，一战而胜，占领了蚌埠，抢占了头功。

此时，顾祝同部已后撤60公里，而刘峙的第一军却前进了20公里。

何应钦本来认为顾祝同作战能力强，作风稳健，比刘峙能干，有意培植顾祝同，拟将第一、第九两个军归顾指挥。

通过此次战争，发现顾优柔寡断，非统率大兵团作战的将才。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顾祝同总是归刘峙指挥，升官也总在刘峙之后，顾、刘二人也因此结怨。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了达到压制各路军阀的目的，迫使地方实力派裁兵减员，中央军也宣布带头裁军。

顾祝同的第九军被编为陆军第二师。

顾军长变成了顾师长。

虽然顾祝同手下兵力未变，但级别明显降了。

蒋介石的“削藩”，引发了中央军与各军阀的混战。

在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中，顾祝同率第二师前往参战，占领武汉，随后升为第一军军长。

年底又参加讨伐反蒋的唐生智、石友三的战争。

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重创冯玉祥部，战后担任了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

11月改任潼关行营主任，负责中原军事善后。

在与倒蒋军阀的大战中，中央军的准黄埔系将领均得以升迁，顾祝同也不例外，当时加在他身上的头衔有，国民党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主席、第二军团总指挥、中央执行委员，此外还被授予一等、二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1933年，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军事部署由蒋介石直接掌握，顾的下属北路军前线总指挥是在国民党军界红极一时的陈诚，遇事越级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也时常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弄得顾祝同这个总司令形同虚设。

但顾祝同对此从未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

02

西安事变后成功解体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不久，顾祝同被任命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

1935年4月，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三日，顾祝同会同刘峙等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付之实施……”。

何应钦于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随即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集团军总司令，准备武力征讨张、杨。

面对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微妙关系，顾祝同采取狡猾的对策，即接受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然后消极应付，只令西路军胡宗南等部在咸阳、宝鸡间暂时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他本人则一直在南京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活动。

他与宋美龄、孔祥熙联系密切，时常出入孔宅商议对策。

而此时，刘峙的东路军却在积极行动。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受到蒋介石嘉奖，积极迎合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刘峙遭到蒋介石的嫉恨。

1937年1月1日，顾祝同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小型会议，研究对西安事变的报复措施。

随后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5个集团军，包括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向西安地区分别推进，以施加军事压力。

临行前，蒋介石特地叮嘱顾祝同要不战而屈人为上，武力解决为次。

顾祝同一面率重兵进驻潼关号令各军作好攻击准备，一面与张、杨旧部进行紧张的谈判。

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漳关至苏皖边境整编；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被整编。

2月9日，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下令将东北军的25个师整编为4个军10个师，调往苏北、皖北、豫南，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西北军整编为三十八军下辖的2个师，迫使杨虎城出国。

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胁迫下，按蒋介石的旨意完全解体。

同时，顾祝同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代表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事宜。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中共代表提出四项要求：

取消边区政府；中共必须发表宣言，服从中央及蒋介石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改革；红军整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

由于此四点建议是限制和削弱中共红军武装，我党当然不有接受，双方未达成共识。

以后又经过反复争论磋商，双方相互作出让步，国民党承认陕甘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正式形成。

03

抗日不行，反共却是高手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顾祝同成为第三战区副司令，同时兼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之战，南京失守后，东南门户洞开，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早期授衔的二级上将深得蒋介石宠信，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

第三战区地处东南，包括苏南、皖南、赣东北及闽、浙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也是经济上支撑抗战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

尽管第三战区与日伪军接触范围很大，但顾祝同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第三战区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八年间除在浙赣线一带与日军进行过一些战斗外，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

此时的顾祝同利用辖区的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并且在反共方面那是绝不手软，皖南事迹正是顾祝同一手炮制和执行。

他把第三战区称为“铁的三战区”，经常扬言如果任何一方面的敌人踏进了第三战区一步，他便要将其歼灭！很显然这句话是针对新四军说的。

新四军在1938年成立时，被编入第三战区。

抗战中，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并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对此又恨又怕，一心想除掉和抑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从1939年起，蒋介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一系列反共摩擦，顾祝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内亲自部署发动了罪恶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在何应钦、白崇禧以总长、副总长名义发出“皓电”的第二天，顾祝同在长官部的例会上，指定参谋处制定围歼新四军的计划，并命令派最强的部队去执行这个计划。

为和重庆开通有线电话联络，直接与蒋介石秘密通话，从1940年秋顾祝同便指使部属赶修重庆至上饶的长途载波电话线，在其严厉催逼下，线路终于在12月中旬开通。

保障了他和蒋介石的秘密联络。

12月初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密令，要求顾祝同把新四军一网打尽，活捉新四军的领导人叶挺和项英。

于是，打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旗号，顾祝同命令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全部开到江北，同时密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和有关军师长，在新四军撤退途中将其全部消灭。

并亲自指挥部队在安徽茂林设伏，构筑工事，完成了对新四军的袋形包围圈。

1月4日，叶挺军长率新四军9000余人，告别皖南根据地，北上转移。

6日，部队行至茂林。

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遣为由，下令围歼新四军。

新四军已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上官云相指挥其部队，大举围攻。

新四军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过7昼夜的激战，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被俘。

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压，顾祝同多次劝降不成，将其押送重庆。

皖南事变严重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抗日力量。

由于内耗，新四军的实力被极大消弱，很快其后果就呈现了出来。

1942年日本向进攻衢州，顾祝同被打得溃不成军，率其部下仓皇北顾，逃到到了福建，过了很久顾祝同才回到江西铅山。

因一手制造了千古奇冤，反共有功，顾祝同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但顾祝同对蒋一贯绝对服从，从不敢居功自傲。

1944年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时，曾向蒋介石推荐由顾祝同继任，未被采纳。

有人为顾打抱不平，顾祝同坦然蒋介石的安排是正确，表示坚决服从，由于顾祝同一贯忠心事主，从无怨言，这是蒋介石最喜欢的人才类型：听话。

蒋介石于1945年1月升顾祝同为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

抗战八年间，准黄埔系有起有落，何应钦、蒋鼎文、刘峙、钱大钧等人均因种种原因，不是被束之高阁，位高而无实权，就是保持原来位置无进展，更有甚者被削去实权，深受冷落之苦。

只有两个人地位不断升迁，这两位便是陈城和顾祝同。

而正是这两个人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人民解放军摁在地上摩擦。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主动发动全面内战，顾祝同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即指挥徐州、郑州之线30万兵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大败而归。

1947年春，蒋介石又发动了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命令顾祝同直取鲁中，以解除对南京和上海的威胁，保住国民党的首脑机关和总部。

顾祝同将所辖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45万人的兵力，分为3个机动兵团，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分别为第一、二、三兵团司令，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首先打通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和徐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鲁南；然后全线进攻鲁中，占领山东。

却被陈毅和粟裕在孟良崮全歼第七十四师。

第七十四师被全歼的消息传来，顾祝同并没有罢休，而只是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调整部署。

然后采用所谓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击，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于6月下旬再度向沂蒙山区发起进攻。

而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

顾祝同闻讯后急忙调兵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再度损兵折将。

到8月上旬，顾祝同被人民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然而顾祝同却再度高升，从陈诚手中接过了参谋总长之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的内战。

顾祝同直接指挥下，在淮海战场上，国军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消灭。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再度任命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意欲制制遥控国民党军。

1949年12月7日，在蒋介石的安排下，顾祝同与胡宗南准备在西南负隅顽抗。

筹划在成都地区与入川解放军进行一场决战，但我军一野贺龙部进兵神速，该计划未来得及执行便被打破。

顾祝同指挥的西南军事，终究无法为国民党挽回败撤台湾的大局。

而顾祝同在西南战斗中，也差点成为我军的俘虏。

这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军官最终逃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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