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将来临。值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高等教育的内涵及其意蕴，深刻明了普及化高等教育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增加，更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意蕴。21世纪已经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必将成为推动其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也必将可以抓住发展机遇大有可为。当前，重新梳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本逻辑、树立人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终身学习理念、深刻认识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重视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应该成为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普及化高等教育；内涵；信息技术；终身教育；学习型

　　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社会的进步及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发展到普及化阶段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971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率先达到50%，[1]成为第一个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截止到2002-2003年，在被列入统计的207个国家或地区中，已有33个国家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9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①赫然上榜。[2]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程中，其教育制度的变化、教育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及教育政策的选择等方面不仅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为我们这些教育后发型国家提供了现实的借鉴。值此之际，重新梳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并未雨绸缪制定因应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涵

　　高等教育普及化最早是由马丁?特罗教授在其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就数量而言，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时，高等教育将进入普及化阶段。[3]当然，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标准能否仅仅用数量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它又能否反映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实质变化，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对此提出过质疑。毋庸置疑的是，普及化高等教育意味着更多数量的人口进入高等学校，意味着人民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意味着更加民主化的社会。因此，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仅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数量标准的一种外在反映，并不能代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全部内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入探析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涵与意蕴，明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系统、功能、组织不同于大众化阶段和精英化阶段的特征与变化，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涵，把握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变化规律。随着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在1998年5月14日至16日举办的“北美和西欧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研讨会上，马丁?特罗教授提交了一份文件，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做了修正和重新解读。他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经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引发高等教育经费、组织和管理的变化；同时，新的信息技术的变化也为创造高等教育普及化系统提供了可能；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的信息技术对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冲击，而普及化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创造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和系统，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终身教育。因此，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挑战在于，我们应该创造普及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走向基于因特网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自此，普及化高等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处于传统的大学适龄学生进入大学、学院的入学率水平越来越高”的概念转变为“人人都能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参与在线终身教育”，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接受终身教育提供了可能。[4]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概念重构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必然指导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系统做出变革，使其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二、普及化高等教育功能与结构的调适

　　（一）对普及化高等教育功能和意蕴的重新定位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历来被视为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无论在精英化阶段还是大众化阶段，三者都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使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理论并不是简单的毛入学率的增加，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这一划分依据在普及化阶段将得到改变。就美国而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阶段，因为在拥有大众化入学人数前就已经拥有了适合于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因此，只要增加入学人数就足够了[4]；而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则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崛起。诚然，普及化时代意味着高等教育将有更高的毛入学率和更大的在学规模，与此同时，还意味着更加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阶层、年龄以及种族的多样性。满足如此多样化的需求是大众高等教育组织与系统所无法实现的，而新的信息技术，如远程教育、MOOC等技术手段则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令人欣喜的是，除却在学规模的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在传统的精英式大学和学院之外，高等教育的这种不断发展为实现自身普及化的重要使命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即为那些非正常入学年龄、非全日制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课程，这种课程不仅仅是教授传统的学科知识，还意味着要满足每个受教育者与职业、生产劳动或闲暇有关的多样化的个人需求。因此，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要承担起满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素质、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任。这也意味着在传统的大学形式之外，教育与社会职业需求、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相连，其类型包括职工再教育、旨在提升生产技能的成人教育、远程教育、非全日制教育和在线教育。也就是说，随时随地满足任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愿望，随时随地满足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愿望，高等教育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循环系统中的一部分，为构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好准备。这种为任何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其所需的高等教育课程的理念与服务意识将成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而服务民众无疑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最重要的精神内涵。我国台湾学者杨思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至少包括三层意蕴：第一是普及就学型（universalattendance），即强制所有人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第二是普及管道型（universalaccess），即当个人期望时，则在生涯的任何时点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机制；第三是普及参与型（universalparticipation），即任何人不限场所和时间，随时随地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5]此观点既表明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标准与要求，又揭示了其内涵与意蕴的质的规定性。

　　（二）作为高等教育内容承载者的课程：模块化课程和职业化课程

　　无须多言，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采取不同的课程模式。这里把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研究性大学、精英学院和州立大学；二是面向就业、旨在扩大人民受教育机会的社区学院、远程教育、继续教育等机构。诚然，这两类机构在招生中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传统的大学也承担着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重要职能，但因两类机构在教育功用与教育目标上存在差异，姑且作分类阐述。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正如马丁?特罗教授指出的那样，精英式研究性大学该何去何从需要我们进行其意义探究。普及化高等教育变革无疑会改变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和传统功用。毕竟远程教育等新技术手段所教授的课程是远离基础语言或基础研究的，这类课程更多的是传授一些实用型、技术性的科目，而不是像历史学家希莫弗莱德（GertrudeHimmelfrad）所说的那样，帮助学生去欣赏诗歌、理解思想、发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接受辩论的逻辑、探讨伦理两难困境、做出理性和符合伦理的判断———“所有这些都需要训练心智，涉猎所有人文学科，不涉及技术而充满博学思辨的一切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6]。因此，不同的功能定位决定了精英式研究性大学和远程教育等形式必须选择自身适切的课程并要意识到其弱势和局限性。即便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仍然是多样性的，要满足社会各类人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对研究性大学而言，在选择课程上尤其要慎重，既要为学生提供宽厚的学科知识基础，又要避免与社会生活相脱节。在这种两难的博弈中，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模块化课程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求———既能为学生提供宽广的知识范围，又能保证其知识体系的关联性为学生今后所从事的领域提供必备的基础。在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会，学会学习、具备综合能力无疑比掌握知识更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带来的挑战。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所说：“我们不教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7]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与精英式教育相对的远程在线教育和社区学院则是实现不同程度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必然途径。社区学院既是学生学习职业技能、为进入社会做准备的场所，也为学生进入综合性大学继续深造提供了通道。无论是社区学院还是远程教育，其课程内容都必须紧紧围绕实用性、职业化等特点，才能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高等教育需求，才能吸引不同群体的关注，成为那些需要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享受学习的进修群体的首要选择。

　　三、美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因应策略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自此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体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已有十几个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行列。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其在高等教育制度、结构、立法、信息技术的运用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所裨益。正如著名比较教育专家王英杰教授所言：“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百年走过的历程，对于认识今天世界高等教育的成就与问题，展望新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向，制定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8]

　　（一）政府鼓励私立高校的发展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私立高等教育系统，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始于1636年创建的哈佛学院。据统计，目前美国共有私立高等院校2484所，占高校总数的59.4%；私立高校的在校学生已达3481825人，占美国高校学生总数的23.5%；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科研合同、经费补贴等方面对私立高校进行资助，仅在1980年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补助已经达到了私立高校资金总额的31%。[9]正是基于政府对私立高校财政以及院校自治的大力支持，才使私立高校在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占据着卓越的地位。

　　（二）政策法律为高等教育大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与其功能的变化与转向离不开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部法案，分别是《莫雷尔法案》与“威斯康星计划”、《退役军人权利法案》和《国防教育法》。1862年《莫雷尔法案》通过后，美国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专门发展农工业，由此开启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先河，美国高校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04年，威斯康星校长范海星推出了“威斯康星计划”，并提出了两条重要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以函授教育帮助本州公民，[8]这既是对大学职能的新发展，又通过函授教育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新途径。1944年美国的《退役军人权利法案》为二战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揭开了非适龄人口大规模接受高等教育的序幕。此外，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把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法律保障。

　　（三）社区学院完善了高等教育的层次

　　社区学院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史上的高等教育结构创新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提出来的。他主张把大学分为学术学院和大学学院两部分，分别称为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与之相应，完成学术学院（初级学院）学业的学生获得协士学位，完成大学学院（高级学院）学业的学生获得学士学位。[10]芝加哥大学率先完成了这一改革，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认为是全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1]。社区学院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元素，带来了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引发了高等教育结构的改变，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日臻完善，最终形成了社区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等三个层次，以及协士（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四种学位制度。当今，社区学院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社区学院一方面为大学学院输送优秀的毕业生，另一方面也使大量社区青年得以入学接受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职业化教育，这大大增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和入学规模，促进了该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

　　（四）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受教育者得以从传统大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中解放出来，通过在线学习和远程教育就能够学到以前在传统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知识和课程，这极大地扩展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和范围，也为学习化社会提供了技术前提。通过远距离学习的方式，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猛增；同时，信息技术也为美国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仅在数量上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面貌，而且对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功能、质量和管理都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现代信息技术要求我们对普及高等教育所需条件的概念进行更新：信息技术允许并且已成为实现不同程度普及高等教育的途径，通过因特网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向人们提供各种课程，这涉及院校结构和对高等教育态度的深刻变革。”[4]同时，这些变革也让传统的精英式研究性大学开始思考在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浪潮下该何去何从，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高等教育使命。

　　四、21世纪中国普及化高等教育将大有可为

　　正如高书国所言，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开始，世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体要经历50-60年。在第一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在差异中发展；在第二阶段，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抵消；在第三阶段，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另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成为推进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动力，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中国和印度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12]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大国，中国完全应该在21世纪的头二三十年抓住世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机遇，并在推动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大有可为。

　　（一）要重新梳理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以上，高等教育的在学总规模已经突破3700万人。研究表明，在未来的三五年，我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将发生变化。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13]。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警示，以便为高等教育组织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值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和特征，明了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以便应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和挑战。纵观我国近年来对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虽然对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研究较为薄弱，但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了梳理。例如，别敦荣教授对普及化高等教育在质与量两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将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超大系统的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我国国民应尽的义务，且高等教育质量与结构的意义将更加凸显，并释放出广泛的国际影响力。[14]这些研究都阐明了我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部分内涵与特征。然而，通过对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更加强调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更加强调随时随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便捷方式，更加强调任何人不限场所和时间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立足于当前对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理解，我们必须重新梳理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使其内涵更加清晰，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定位更加明确。这意味着，在大力发展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今天，思考并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形式，以便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高等教育机会，是我国高等教育接下来要走的路，也是必须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诚然，这也意味着我国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广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回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要树立人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终身学习理念

　　在短短百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超精英化阶段－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后大众化阶段。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意识。高等教育已经不是少数上层阶级的特权，而是要走向平民大众，成为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与机会。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既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外在要求。21世纪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转型的中心。如果能让占世界1/5的人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前，也许仍有一些人对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持否定态度，认为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导致了学历贬值。但事实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制止高等教育“贬值论”的不当言论，认识到人人接受高等教育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即将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前几年，我们必须明确高等教育的内涵与意蕴，建构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树立人人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教育理念，为高等教育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发展做好舆论准备和制度支撑。

　　（三）要深刻认识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公立高等教育独霸天下，而民办高等教育则艰难求生。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从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给予民办高等教育鼓励和支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出资办学，实行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两条腿走路、更加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使民办高等教育成为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重要载体和为各级各类受教育者提供受教育机会的重要途径。纵观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私立高等教育在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公立教育所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治理机制，能够更快速地捕捉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这都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应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要重视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为高等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新际遇，也给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带来了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受教育者从传统高等教育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能够随时随地更加自主、自由地学习自己所需的高等教育课程，且成本更低、耗时更短，这大大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形态，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服务社会、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助推力。这种在线信息技术手段为学习型社会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传统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加强联系提供了载体与通道。如何发展并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与培训应该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的重视和关注。今天，世界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国作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国，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动力。我国必须抓住机遇，发展并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途径的高等教育形式，以推进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进程。21世纪必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大有可为的世纪，在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巨大发展潜力和光明前景的同时，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正如网上曾流行的一篇题为《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15]的文章所言，对于我国来说，即便是随着毛入学率达到50%而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我国仍然需要在高等教育质量、结构、功能、内涵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进程。就目前来说，要真正建构起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张艳丽 单位: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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