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韩愈，咱们脑海中浮现的是“唐宋八大家”，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但若用“文豪”来界定历史上真实的韩愈，那可就太委屈他了。

用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轼的话来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一个人文、道、忠、勇同时具备，而且他还是个文人出身，这是多么稀缺、何等难能可贵？

韩愈出生于安史之乱之后。

他的祖上曾在北魏时期因功封王，父亲韩仲卿先后担任过武昌县令、秘书郎，也称得上是“官宦之后”。

可惜，韩愈在年幼时便失去了双亲、沦为孤儿，被堂兄韩会抚养；但不幸的是，公元777年，韩会被贬往岭南后病死，韩愈只得跟着嫂子相依为命。

但悲惨的童年，并没有造就一个自暴自弃的孩子。

相反，韩愈反而由此越发上进，从小便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据称每天要求自己必须默记上千字，并且将这种状态持之以恒、数年如一日。

就这样，长大后的韩愈已经完全通晓儒学六经、诸子百家。

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20多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考中了进士。

要知道，唐朝可是有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能够高中进士，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人中龙凤，韩愈的出色文采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此。

然而，韩愈的仕途却并不顺利。

公元796-800年，他先后担任宣武节度使、徐泗濠节度使的观察推官，期间曾险些遭到兵变的殃及。

公元801年，韩愈回京通过了吏部的铨选，先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前方看似一片坦途，但实际上却称得上是“命运多舛”。

而这一状况的原因，仿佛是因为其“不识时务”。

史书中有个典型的例子。

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大唐王朝赖以发家的关中地区面临大旱。

隋唐时期，这种自然灾害其实并不鲜见，关键在于朝廷如何应对，当初的隋文帝、唐太宗时期，君主圣明、官场清正，朝廷处理得相当妥善，

但此时却是另一副模样。

韩愈在查访后发现，关中大地如同遭遇了人间浩劫，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遍地都是饿死、病死者。

为何朝廷毫无作为？当时的京兆尹（可以理解为首都市长）李实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严密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如此弥天大谎，却在朝廷那里轻松过关。

于是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关中百姓痛不欲生，如同生活在炼狱；朝廷却以为这些子民正歌舞升平、一派和谐。

结果自然是形势越发严峻。

相比较其他心存默契，耿直的韩愈对这一近乎丧尽天良的行为零容忍，他愤怒地呈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却醒来兜头一盆冷水：不但没能揭露李实的行径、引起朝廷的重视，反而遭到了对方的陷害，没多久就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当时的大唐朝廷就是如此不堪。

韩愈的霉运从此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转辗在阳山县令、江陵法曹参军、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等职，艰难地从地方回到中央，但却在公元810年，再次被贬为河南县令；随后又经过两年再次回到国子博士的岗位。

所幸的是，韩愈通过用来自嘲《进学解》引起了当朝宰相的同情与认可，被赋予史馆编修的工作。

接下来又升任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并在公元817年八月以行军司马的身份，跟随名相裴度参与平定淮西之乱。

此战中，文人韩愈的军事才华令人眼前一亮。

面对僵局，他曾提出一条建议：擒贼先擒王，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淮西军的大本营蔡州，生擒吴元济。

对于这一大胆而天才的设想，裴度还没来得及操作，就被“英雄所见略同”的将门之后李愬付诸了实践——他上演了传奇般的“雪夜入蔡州”壮举，在1000多年前就为我们呈现出一场特种兵破袭战，一举擒获吴元济、平定了持续两年之久的淮西之乱。

对于这一战术的首个提出者——韩愈，许多有识之士表示惋惜。

在他们看来，这原本是一个书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传奇故事。

但他们也不需遗憾，接下来，韩愈仅凭一封书信就劝降了彪悍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无愧为苏轼“勇夺三军之帅”的评价。

就在终于在朝廷站稳脚跟之际，韩愈却迎来了生涯中最沉重的打击。

公元819年，崇道信佛的唐宪宗亲自出马，带领好几十位宫女赶去护国寺恭迎佛骨。

他计划首先将其在宫里供奉三天，随后再送往京城各寺庙中以供瞻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再次兴起了举国信佛的风气，这让经济、民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大唐愈发举步维艰。

但当时的唐宪宗承接平定河北三镇之余威，已经逐渐骄傲自大、腐化堕落，压根听不进什么反对意见。

因此，绝大多数大臣都对此熟视无睹。

但已经担任了刑部侍郎韩愈却仍旧与众不同，他酣畅淋漓地挥毫写下《论佛骨表》，以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为例，尤其点出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因信佛而亡国的事实，不留情面地指出供奉佛骨是极其荒唐的行为。

唐宪宗自然是龙颜大怒，甚至要将韩愈杀头泄愤，多亏裴度等人拼命说情，韩愈才被免去一死、改为贬到数千里之外的广东潮州担任刺史。

那时的潮州并不等同如今富庶的潮汕地区，不仅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南蛮之地”，甚至还经常发生韩江中的鳄鱼随意吃人的骇人情况。

为了消除这一祸患，韩愈亲自撰写了《鳄鱼文》，随后宰猪杀羊、在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据称，祭文宣读后的当晚，满天空的暴风雷电；几天后，韩江水面逐渐干涸，往西六十里外出现了新的江面，鳄鱼之患终于得以解除。

以上“韩江改道”自然是传说而已，但韩愈写文驱鳄，则是以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安抚民心。

这一“迷信”行为，充分体现出韩愈关心民生、踏实办实事的作风，即使被贬在潮州仅仅八个月，他却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但这样一个忠君爱民、看似完美的士大夫，在那时的唐朝却处处受挫、举步维艰。

究其原因，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政治领域的一大困局：什么是忠君爱国、啥才是成功的官员？是致力于顺从君主、维护与同僚的关系，还是致力于解决所处社会实际苦难、甚至不惜与大行其道的“潜规则”作对？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了封建官场的死结。

许多道德高尚、心系苍生、具备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优秀文人，却不断遭到所处环境的排斥；但如果放弃操守、随波逐流、向身边的痼疾屈服，则极有可能随着大部分人一样逐渐堕落，说到底等同于饮鸩止渴。

也许这是封建社会永远无法跨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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