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四万万中国同胞从此真正翻身做主。

然而，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但全国各个城市却百废待兴，百姓们迫切希望能过上好日子。

首都北京人民对此愿景则尤为更甚。

事有轻重缓急，城市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居住办公，修缮北京一事就被提上日程。

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等等古迹早已破败不堪，急需对它们进行改造修建。

尤其是“中国第一街”长安街，它既要承担首都人民的出行，还得在重大节日时，担负承载游行车队的职能。

因此，长安街改造工程迫在眉睫。

至195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长安街改造工程已初步竣工，街道宽度从之前的15米，一下拓宽至120米左右。

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对着改造好的长安街时，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屡次向领导表达“长安街不应该修这么宽”的论点。

毛泽东主席听说后，他微微一笑，手捻一支香烟，然后缓缓说了一句……

正是这句话，给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城市恢复与建设工程定下基调。

那么，改造后且如此气派的长安街，为何入不了梁思成的法眼？毛主席说的哪句话，一下就定了乾坤呢？

图｜1950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商量国徽图案

一、长安街的前世今生

如果去过北京旅游的同学，想必都看过雄壮巍峨的天安门广场。

当游客站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向东西远眺，有一条望不到边际笔直的街道，镶在北京内城东西轴线上，这就是举世闻名，被誉为“华夏第一街”的长安街。

在这条街上分布着众多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名胜古迹。

长安街不仅地理位置重要，更代表着国家首都的光辉形象。

翻开史书，长安街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271年，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将都城命名为元大都。

大都城内南城墙的顺城街，就是如今长安街。

据考证，元朝时期的长安街东起内城东墙，西至京内城西墙，全长约6.7公里，宽度不超过20米。

元朝败亡后，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

公元1403年，建文帝朱允炆遭亲叔叔朱棣篡朝夺位，朱棣即日后的明成祖。

他夺取皇位后，把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于1420年建成紫禁城、皇城和明北京城的内城。

由于紫禁城扩大，内城的南墙根向南推移了3公里，原来的城墙就变成了一条较为宽阔的街道，这就是最早的长安街。

据专家考证，明朝北京内城的城墙一直向南扩展到今天的崇文门、前门、和平门一带。

天安门在明朝称为承天门，是皇城的大门，承天门左右各有一座门，左边的叫长安左门，右边的就是长安右门。

长安街位于长安左门和右门之间，取长治久安之意。

当年的百姓是不能走长安街的，就连大臣们只能受皇帝召见时，绕过这条御道，进入长安左门或右门，经金水桥才能进入紫禁城内。

公元1644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上吊自缢，顺治帝福临入关。

图｜明成祖朱棣

顺治八年（1652年），承天门经过一番重修改名为天安门，长安左门改为东长安门，西门改为西长安门。

无论怎样更改，长安街还是只有皇亲贵胄才能走的御道。

甭管你是几品官，除非经皇帝恩准，谁也不许直接过长安街，更别提骑马坐轿子，否则就犯有欺君之罪。

1912年，伴随着一阵划时代的枪声，辛亥革命正式爆发，清末帝溥仪逊位。

此时的长安街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玄武门内大街，中间由于有广场的阻隔，使东西长安街不能贯通。

1913年，民国政府拆除了长安左门和右门边的红墙，天安门广场正式对外开放，东西长安街得以贯通，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1917年，长安街修成了柏油路面；1924年，民国政府在长安街上开通了有轨电车。

这时的长安街由西单至东单，长度约3.7公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同年8月，北京沦陷。

为进一步侵略中华，日寇开辟西郊新市区及东郊工业区，把东西长安街作为东西交通的主要干线。

1940年，侵华日军为适应东西城郊工业发展和交通需要，在东西两端城墙开了两个门（北京人叫“豁”），东边的叫启明门后改称为建国门。

西边的就是长安门后改为复兴门。

说是城门，其实都只是宽度不到6米的小巷，整体通行依然不畅。

1949年初，傅作义将军和平投诚，北京彻底解放。

1949年5月，北京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活动，就是从东长安街到天安门。

据说，1949年5月1日清晨天公不作美，哗啦啦下起了大雨，却阻挡不了群众的热情。

因为东西长安街路面非常窄，游行队伍行进缓慢，持续时间超过了三个多小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决心改变北京城市交通状况。

图｜民国时期的长安街，右边就是双塔寺

鉴于东西长安街交通流量日益增多，开始对这条道路进行改造。

改造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西单至南长街；第二段是东单至南池子；第三段是东长安街东单到南河沿段。

1952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拆除长安街东西三座门。

1954年到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结合北侧拆迁改建西长安街道路，把双塔寺给拆除了，这样道路就改成一幅路。

这一时期的东西长安街改造已经初见效果。

修建主路时考虑阅兵要走坦克，怕路面被坦克、装甲车碾坏，所以做成了沥青碎石路。

施工中为了赶工期，长安街主路路面修成了沥青混凝土路面。

后来证明沥青碎石路无法承担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车辆的碾压，沥青混凝土路面非常坚固。

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天安门、东长安街进行大规模改建。

东长安街中央绿地、有轨电车被拆除，改建成宽50米至55米的单幅路。

直至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市政管理处开始对长安街进行三次大修，三次大修分别在1987年、1997年和1999年。

2000年开始修建复兴门到建国门路段的地铁，2005年通车。

迄今为止，东西长安街经过70多年来不断改建，早已经成为北京市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甚至是世界上最宽的城市道路之一。

二、长安街为何修得这么宽，其实是准备起降飞机！

前文简单提及过，长安街道路宽近120米，或许是整个世界上最宽的一条街道。

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为何长安街又要修得这么宽呢？

其实，这与当时的国家发展，以及领导人的考虑有直接联系。

建国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长安街进行了数次大修大改。

1952年，为了国庆游行和疏导交通需要，拆除了长安左右门和门洞。

，又拆除了西长安牌楼。

1956年5月至11月，打通了长安街向西道路，修建西单至复兴门约35米宽的沥青路。

1959年，市政部门从东沿着建国门向西至复兴门，对长安街又进行了一番拓宽。

经过拓宽之后，长安街开始进入以两侧建筑物建设为主的发展阶段，单幅路的宽度超过了50米。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时，长安街两侧建设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电报大楼、北京火车站等12座建筑。

因为建国初期，中国国家主权刚刚建立，城市百废待兴，各项基础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任何事情时，都把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等重要办公建筑全部坐落在长安街边，它和天安门广场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新中国的一处象征性地标建筑。

加之建国初期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人们对城市发展建设与历史文化的保护认识不足，长安街两侧建设了许多大型建筑，导致原本的街道宽度过窄。

再加上大量政府部门都修建在长安街两侧，对交通停车问题带来诸多不便。

图｜长安街上的有轨电车

有关部门对长安街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定位于长安街功能这个问题上，建设内容就是打通、拓宽道路，适应交通和游行集会的需要。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在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台湾海峡又起风波。

为了备战的需要，东西长安街红线宽度定为120米，道路断面为一整块板的形式，其主要目的就是在紧急时刻可以起降飞机。

三、修建改造长安街时，为何梁思成屡屡提出不同意见？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儿子，妻子林徽因亦是中国近现代最为有名的一位才女。

1931年至1946年，梁思成开始广泛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46年10月系，梁思成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教授兼系主任。

1948年末，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败局已定。

诸如梁思成、林徽因这些个名人大家何去何从，成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境外势力不止一次给梁思成夫妇写信，说：“北京保不住了，去台湾不保险，梁先生可以把全家都接到美国，如果想去英国、澳洲都可以。

”

梁思成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都是中国人，都要盖房子，我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

话虽如此，几十万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北京，让梁思成先生整日忧心忡忡。

他担心的不是自己会不会遭到战火波及，而是担心城内这些古建筑会不会因为遭到战争的波及，全部损毁殆尽，那将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

就在此时，张奚若老先生带着两名解放军代表，趁着夜色到清华园梁思成的住所。

几人刚一见面，解放军代表就摊开了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先生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带回去给野战军的领导进行定夺。

一贯视古建筑为生命的梁思成，当时十分惊诧。

他原本认为共产党军队如同国民党一样，根本不爱护管理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解放军准备进攻北京时，部队领导却派专人向梁思成请教北京哪些古建筑值得保护，一下就拉近了梁思成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距离。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1949年5月，北京早已解放三个多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刚一上任，他就四处写信邀请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

给同学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激动地说：“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光明而伟大的，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拯救出来，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北京已经安定下来，已经开展建设工作，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建筑师。

”

图｜伏案写作的梁思成

1949年5月22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在北海公园成立，梁思成很快就制定了一份《城市的体型及其计划》。

这份计划的本意是吸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把工业区全部挪到市郊。

1949年9月，梁思成致信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元帅。

他希望聂荣臻市长能同意北京工业区全部移至市郊，即建设一个新的北京，把老的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与中国著名规划学家陈占祥，共同向北京市政府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建议：从长远发展考虑，北京的行政中心应该放在京城西郊，把拥有众多文化遗址的旧城完整保存下来。

当时的梁思成先生非常焦急，因为他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内城新建十多所高等院校与大量校舍。

还有多座工厂分别在老城的西北部和京城东郊开始建造，导致城内外交通大量增加，机动车辆急剧增多。

老城墙、城楼、马路中央牌楼，成为妨碍城市发展的障碍，是必须拆除的目标。

鉴于此，梁思成、陈占祥不同意有关部门拆除这些古建筑。

他们说明：这些城墙、城楼、牌楼都是北京古都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每座建筑至少都有大几百年的历史，与北京故宫、三海都是古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拓宽改造长安街，修建到景山前街西段时，建筑部门遇上了困难。

因为景山前街西段必须经过中海与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桥。

为了畅通这段主干道，有关部门主张拆除团城。

在讨论会上，梁思成详细说明了团城的价值，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团城西面建筑新的桥梁，拓宽路面解决问题。

不过，梁思成的建议还是没有得到批准。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直接找到周总理，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周总理没有怠慢，亲赴现场，采纳了梁思成的意见，在团城西南新建大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长安街为何要在团城这里拐了一个弯。

只可惜，团城是保住了，前门外大街、东四、西四，长安街上的牌楼几乎被拆除一空，令梁思成非常难受。

不久之后，梁思成陷入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漩涡中。

梁思成仍然认为：北京市的城墙不但不应该拆除，应该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作为一个整体计划。

城墙不仅是一段古建筑，还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

1952年年底，北京外城城墙因妨碍交通被陆续拆除。

1955年之后，东西长安街已经初步竣工，包括双塔寺、牌楼，还有一系列古建筑都被拆除。

梁思成此时反思检讨自己，说犯了毛主席经常提到的“矫枉过正”的错误。

四、梁思成不同意拆除北京古建筑，毛主席又是如何拍板决定的呢？

梁思成、陈占祥、林徽因等人之所以不同意拆除老城墙、牌楼等一系列古建筑，目的非常纯粹，就是想维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图｜正在拓宽改造的长安街

按照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方案，北京内城全部保留下来，任何一段城墙都不能拆除。

机关、工厂、学校全部挪到东西城郊，等于建立了一座新的北京城。

为此，梁思成给出的说法是：“解放军当时发起平津战役时，宁可流血牺牲都要保护古建筑。

现在当家做主人，也不能去拆除北京城。

没有解放之前，北京内城住了40多万人，当时交通似乎没有那么拥挤。

”

说穿了，梁思成认为解放前北京城是什么样，解放后也得是什么样。

从长远角度考虑，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想要发展，不进行大修大改那是完全不行的。

解放前北京内城40万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梁思成未必不清楚。

解放后大家都翻身做主，难道还像过去一样，吃水都得从城外去买，基建设施一塌糊涂，遇上刮风下大雨，下水管道全部堵塞污水反流吗？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党中央主要考虑尽量快速恢复生产，提高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

当时老百姓的就业、复员军人安置问题都摆在政府面前。

1950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兴奋地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八方都是烟囱。

”

召开省市领导会议时，毛主席一再叮嘱他们：“只有发展成生产城市，才能解决大面积就业，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解决一系列问题。

”

从这两段话不难发现，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想法，与梁思成有极大差别。

梁思成想把北京老城全部保护下来，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却没有实际考虑到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毛主席站在实用的角度，选择大力发展城市工业，提高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拆除一些古建筑那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可以假设，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同意了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古城保护方案，其结果无非就是国家大动干戈，在北京东西两个城郊修建大量工厂、学校、政府办公机构。

还得拿出一大笔财政，用来维持北京内城四五十万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维护这些古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工作。

这些钱从何而来？北京财政包括整个中央财政能否承受得住？

这么大个北京内城放着不用，固执地保留其“原汁原味”，这难道不是一种铺张浪费吗？

就算咱们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去破坏，倘若有一天战争真的来到，这些古建筑能否经受住反动派的两颗炮弹？

图｜毛主席出席开国大典

到那个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其这样，倒不如在旧北京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结语

毛主席最爱中国历史，每到一处必要浏览当地的名胜古迹，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故意拆除这些古建筑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著名的学术派和理论家，与毛主席看问题的方法肯定不同，其结论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只能这么说，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凡事为人民着想。

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关于北京建设方案，不适应当时环境。

正如毛主席常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按照当年梁思成设想，北京不是工厂林立，到处冒着黑烟，应该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现如今，由于咱们国家经济已经腾飞，类似于“梁陈方案”的北京新建设管理办法，早已写进了北京市总体规划。

在前门的大马路上，一系列仿古建筑建立起来，几段明代老城墙准备复建。

此情此景，相信足以告慰梁思成、林徽因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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