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浅析19世纪，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信仰的变动过程——19世纪40年代，路德教会的权威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村地区受到了挑战。

1832年12月28日俄国颁布了《俄罗斯路德教会法》，波罗的海各省的路德教会被置于圣彼得堡的一个官僚机构的监督之下，该机构是俄罗斯路德教会的总宗教机构。

在此之前，波罗的海各省的路德教会一直在各省的事务司法院的监督下运作。

一、福音路德教与俄国东正教

1818年以后，俄国外国宗教事务所的主要管理机构，允许波罗的海宗教团体和波罗的海骑士团体在中央政府干预最少的情况下管理地方教会事务。

1832年12月28日，俄国政府明确的界定了福音路德教与俄国东正教之间的关系。

法律规定波罗的海各省混合婚姻的后代接受洗礼，作为东正教徒抚养，同时不准路德教牧师劝诱沙皇的东正教徒改信路德教。

由于《俄罗斯刑法》在波罗的海的颁布，波罗的海的牧师不遵守东正教的的特殊权利会被受到起诉。

1836年，里加建立东正教的主教区，俄国所关心的主要是波罗的海各省现存的各个小的东正教共同体的需要。

尽管俄国政府一般都不愿意劝诱波罗的海各省的居民改信东正教，直到1841年，许多当地居民突然要求加入东正教。

这些居民的要求被拒绝了。

在随后的4年里，俄国政府重新评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改宗东正教的政策。

许多波罗的海农民蒙受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减产和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错误的相信了只要他们接受东正教，沙皇就会把温暖的俄罗斯南方土地赐予他们。

波罗的海居民向沙皇提交了无数的请愿书，他们实际抗议的是19世纪早期的解放协议的条款，这些条款使农民受制于短期租约。

高昂的劳役地租和地主强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

1845年，尼古拉一世用戈洛文取代帕伦为新的里加总督。

尼古拉一世要求新总督不准任何人阻挠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改信东正教，皈依东正教不能以物质报酬为基础，而只能以宗教信仰为基础。

二、波罗的海社会

1845-1848年间，利夫兰约有7.5万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改信东正教。

总督戈洛文欢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东正教的兴趣，但他也清楚俄国政府和东正教缺乏自由来接纳大规模的新皈依者。

1848年尼古拉一世意识到利夫兰农民对东正教的吸引可能与他们的困境有关，为了确保皈依者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尼古拉规定了6个月的等待期，作为最终接受东正教的条件。

尼古拉一世对利夫兰代表团说：“波罗的海路德教的牧师与当地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往往格格不入，因为农民不喜欢牧师与地方贵族关系太密切。

”

1849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已经深信改宗不会带来任何物质利益，因此失去了对东正教的兴趣。

路德教会失去了如此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成员，这动摇波罗的海社会的基础。

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和神职人员开始积极捍卫陷入宗教混乱的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不辛灵魂的选择自由。

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防止俄罗斯在这三个省份的影响力，并成为了一项人道主义事业。

虽然不是全部的波罗的海农民人口转信为东正教，但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德教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的精神统治已经开始被打破。

总之，在19世纪前期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维持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个时期的俄国沙皇对他们的态度总是友好的。

首先，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通过制定农民解放条例使得自己的地位提升了，尽管这种解放不是迫于农民的经济状况，而是来自于俄罗斯帝国的压力。

其次，19世纪前期的农业危机中，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通过农业创新和向政府的求助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俄国政府之所以会提供援助。

主要是俄国想利用经济援助杠杆来推动这个时期的波罗的海农奴解放。

最后，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波罗的海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重新获得了开放。

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青年获得良好的教育，也使得他们更容易进入俄国政府部门服役。

在尼古拉一世时期，首先，对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最有利的政策是《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汇编》，它巩固了自己特殊地位的法律基础。

其次，由于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皈依东正教。

同时这时期的波罗的海地区爆发农业危机，这迫使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制订了土地改革计划。

这项计划决定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特殊地位。

最后，从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俄国政府开始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影响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但俄国政府的政策总是得不到贯彻，因此这些政策对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影响不大。

：波罗的海诸省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关键几十年间，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边疆地区的精英们还保持着对当地社会。

经济甚至政治的控制，他们通常会设法利用变革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在埃斯特兰、利夫兰、库尔兰这几个省份，俄国政府对当地事务的干涉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三、波罗的海问题争论

早在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一世时期德意志精英阶层与俄国精英阶层关于波罗的海特权问题的争议开始产生。

1839年随着乌瓦罗夫在《奥格斯堡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遭到了利夫兰首席贵族的抗议。

首席贵族向尼古拉一世抗议乌瓦罗夫侵犯了利夫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教育和语言的权利。

同时多帕特大学的校长也直接的攻击了乌瓦罗夫，抗议的人强调保护路德教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重要性。

以及波罗的海各省教育的日耳曼文化特点，因为他们是沟通欧洲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桥梁。

从1841年开始，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开始出版波罗的海意识形态的书籍，其中以奥托·穆勒为代表。

他是里加市在利夫兰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他认为利夫兰的特权不仅是独立的等级特权，而且是日耳曼文化在波罗的海各省历史中有机发展的结果。

他谴责俄罗斯行政一体化是有害的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

他认为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利夫兰就与俄国保持着契约关系。

他认为未经缔约双方同意，单方面和任意地改革波罗的海自治的权利和特权，将侵犯利夫兰的权利。

几年后，当时年轻的内政部官员尤里·萨马林制定了一套与穆勒竞争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意识形态。

1845-1848年，萨马林被派到里加市政府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收集大量关于里加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资料。

其中编写出了《里加市的社会秩序：1845-1848年内政部任命的调查委员会的研究》，里面包含了他根据档案来源编写了详尽而漫长的里加历史。

1848年，里加总督解散了该委员会，萨马林的建议没有得到执行。

萨马林在委员会的工作使他成为了俄国最著名和最有效的波罗的海事务专家。

1848年，萨马林未发表的《里加来信》首次清晰地阐述了他对波罗的海问题的看法。

1848年下半年到1849年初，萨马林的这些信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朋友、熟人和官员中广泛传播。

萨马林在他的《里加来信》中轻蔑地把波罗的海贵族和城市市民的特权降到了中世纪，认为他们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

萨马林强调俄国政府有权利和责任改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民的生活条件，允许这些农民离开他们德意志征服者的教堂成为东正教徒。

他还强调俄国政府要保护波罗的海各省的俄罗斯人的权利，他们很多人被德意志城镇居民和骑士团体的法律剥夺了公民权。

他认为没有理由允许享有特权的当地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拒绝俄罗斯政府提出的改革。

萨马林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来说尤其的危险，因为他如此有说服力的陈述俄罗斯官员和宗教领袖广泛持有的观点，既有必要将波罗的海当地的权利置于俄罗斯帝国的普遍福利之下。

尤里·萨马林在派往里加的市政府委员会之前，在圣彼得堡内政部就波罗的海的土地问题工作了5个月。

结语

1845、1846和1848年，萨马林同一部门的另外一位官员戈洛夫宁编写了四篇长篇报告。

详细说明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如何在几个世纪内征服和剥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

以及他们如何在19世纪利用土地立法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役，通常损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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