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么？

一朵普普通通的君子兰可以卖到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并且几乎是一花难求？

相较于我们的认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却曾经真实的发生在了我国长春，甚至这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连续数年的疯狂。

究竟是什么样的花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时代。

一、

君子兰，形似兰花，是产自南非的花卉。

“立似美人扇,散如凤开屏”

它因本身形态优雅，花色繁多，观赏性极强而名扬中外。

不过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它深受喜爱还有着另外的原因——那一抹神秘的皇家文化，君子兰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932年，经由日本学者进献给深居长春沈阳皇宫的伪满洲皇帝溥仪。

是的，它并不是中国本土花卉，而是舶来品。

之所以在长春流行，也正是因为伪帝的加持。

传说溥仪最宠爱的妃子特别喜欢它，一直将兰花养在宫中，悉心照料。

深邃的重重宫殿，美貌的亡国后妃、凄凉的末代君王，都让君子兰多了一些雍容而又神秘的色彩，也让君子兰成为当时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佳品。

君子兰养殖、品鉴、交流一时蔚然成风。

即使后来伪满洲国倒台，这个文化却留了下来。

二、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抗战胜利，伪满洲国随着日寇的投降也烟消云散。

曾经贵为皇家御品、帝王独享的各种名品君子兰随之也流出了那重重宫殿。

大量曾为帝王养殖花卉的能工巧匠流落民间，这在一定程度带动了长春的兰花文化。

到上世纪80年代，长春的兰花品类在半个世纪的积淀中已经小有所成，大批养兰人通过人工授粉的方式培育了各种各样的兰花:黄技师、和尚、圆头、花脸等君子兰名品争奇斗艳。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的长春每到冬春季节，几乎家家窗台养着君子兰，色彩缤纷，名品竟出，幽幽的兰花香几乎成为当时长春的一大名片。

这时的兰花交易主要局限在一些名贵品种，大多是一些爱花的养殖者，价格多在成百上千元。

当时很多人惊为天价，却不知这才是开始。

三、

改革开放后，为了搞活经济，各地纷纷出台经济政策，作为共和国重工业中心的长春也不例外。

迫切想要提振经济的市政府将主意打到了君子兰头上——他们希望发展一个高附加值的园艺产业。

于是，一系列鼓励君子兰养殖交易的政策出台了。

要知道，东北重工业最辉煌的数十年里，这里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着不少的积蓄，这也成为这场疯狂里最初的助燃剂。

1982年初，长春街头出现了5万元一株的君子兰花王;而到了9月份，在红旗街花市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元，普通的君子兰也已经到了几千元一盆。

疯狂的价格引起了市政府的担忧。

1982年，长春市下发了一盆君子兰价格不得高于200元的限价令。

然而市场的火热并未受到抑制，次年，政府再次规定价格最高不超过500元，且征收10%的临时经营工商税。

君子兰交易短暂地受到了控制。

不过谁也不会想到，这仅仅只是大戏开场。

四、

看到君子兰市场里蕴含的丰富利益后，时任政府对于是否继续开发利用长春丰富的君子兰文化争论不休。

君子兰经济到底是要继续发展还是继续打击，摸着石头过河的执政者还在游移不定中。

直到1984年末:

1984年10月11日,经长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将君子兰定为长春市市花。

1984年12月4日,《长春君子兰周报》创刊的头版头条中引用了当时国务委员陈慕华的话:「大力发展花卉事业」。

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也表示:“希望君子兰在中南海盛开”。

君子兰经济有了政府的背书，长春市的政策开始飞速转向。

市政府废除了限价令，明确君子兰交易全部买卖双方自行议价，不加限制;

并在《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搞活我市君子兰市场发挥君子兰优势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每户至少养3-5株君子兰，发展窗台经济，将其作为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君子兰养殖交易中突出贡献的授予荣誉……

至此，君子兰交易全无束缚，甚至大有成为经济振兴发动机的态势。

一株不起眼的绿植似乎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

当年君子兰交易有多火爆可能无法想象，不过从留下来的几份报道可见一斑:

据官方统计，当时每天长春各地花卉市场的交易人数达40万左右，而长春本地人不过200余万;

1985年初，长春市养兰大户王显文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市的姚敬，得到了14万元人民币，而在当时14万能换取40多两黄金，堪称金花;

同年，一个在当地考察的港商用一辆皇冠汽车换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的郭凤仪的一盆“凤冠”君子兰;

甚至商场里直接一盆花换冰箱彩电的都不在少数。

以至于，相声大师侯宝林在长春演出都需要用君子兰来恭维长春人几句——“现代长春城的三大名产，汽车、电影、君子兰”。

真金白银的收获、以物易物的成功无不为君子兰交易的火爆再次注入了强心剂。

长春的君子兰市场几乎成为了全国花卉的中心，几乎每天都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商人。

这种风潮里，很多国企机关单位也开始介入君子兰交易，政府参与，公款交易，不仅是公信力背书，更是真金白银的参与，真正将君子兰交易推向了疯狂。

当时的养花大户李福真就曾经帮时任市建委主任方向、原市纪委副书记王志英、商业局长孙良等人培育过君子兰。

培育买卖一条龙，而这些干部人员坐收渔利。

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不满足于自己微薄本金的官员开始把目光投向单位公款，由此贪污、行贿受贿也就层出不穷。

鞍山市电池沟锅炉厂为争到给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锅炉生产合同，将君子兰分送给主管锅炉生产的省、市领导干部，于是，合同很快批给了这个厂。

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到鞍山，一次买走君子兰二十九盆，价值七万四千元，大部分用来送礼、拉关系。

高额利润下也导致了社会治安的破坏——1984年全年，由君子兰引发的盗窃、抢劫犯罪高达127起，1985年1月至5月，此类案件竟高达243起。

畸形的繁荣下整个社会几乎是千疮百孔。

六、

在上世纪80年代，10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几乎是大学生100年的工资总和。

这样的暴利几乎是可以瞬间改变人一生的，引人发狂也就不足为奇。

而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这种疯狂更加肆无忌惮，很多人几乎都是在蒙眼狂奔。

最传奇的一个说法是有个人在花卉市场买了一盆兰花，从东头走到西头，价格就涨了三万。

足以可见当时的疯狂。

不过，畸形的繁荣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挖社会主义墙角”、“败坏社会风气”、“引发刑事案件、破坏社会稳定”诸如此类不绝于耳。

1985年6月1日到13日，吉林省机关报《吉林日报》头版连续刊发《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再谈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不能靠挖国家墙脚来哄抬君子兰花价》三篇社评，批评长春君子兰繁荣下公款大量流入花市，靡费财务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同月，《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称其是国家财政的墙脚，是一种需要马上改正的虚业。

连续的压力之下，长春市政府被迫发布禁令。

1985年，长春市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是禁止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君子兰。

另外，各级领导干部只准养殖观赏，不准出售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违者可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这给了火爆的君子兰市场当头一棒，清理市场、限价交易、增加税率几乎给君子兰交易判处了死刑，尤其是作为主力的公款退出几乎断绝了君子兰交易的脊梁。

于是，一夜之间，曾经创造无数神话的市场萧条了下来。

曾经数万元的君子兰重新落到了几十上百元……

君子兰本就是个只有观赏性的绿植，除了漂亮一无是处，即使稀有也是一时的。

而在当年的疯狂里，人们也不是追求其自有价值，而是期望其价格无限上涨而获利，就如击鼓传花。

可这终归是泡沫，历来无数泡沫，历来击鼓传花，惨的都是因为贪婪而参与其中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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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君子长春交易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