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使用铁器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中期，当时已出现陨铁制品。

考古学者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的块炼铁，并随之出土块炼渗碳钢。

公元前7世纪前后有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公元前5世纪前后有了铸铁脱碳技术，公元前4世纪前后出现淬火技术。

由此可见，中国铁器技术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是，铁器的大规模出现，包括各种全铁产品——从普通农具到一般兵器，还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铁器时代起源究竟是指最早的铁的应用？还是指炼铁技术的出现？抑或指铁器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如何理解铁器技术革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由于西北地区如甘肃发现有早至公元前14世纪的铁器制品，因此在探讨铁器技术的起源时，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冶铁技术（至少是块炼铁、渗碳钢技术）来自西亚。

不过，考古发现同时显示，中原地区的铁器自成体系，产品类型与西北地区并不相同。

需要强调的是，铁器不同于驯化的羊、马、小麦等，这些动植物是中原地区所没有的，而陨铁制品中国早已有之。

中国青铜时代已有浇铸技术，铁矿较之铜矿更容易得到，铜铁共生矿亦多，古人在炼铜时可能已发现了铁。

因此，对中华先民而言，铁的冶炼在技术上来说并不是问题。

尽管早期的块炼铁杂质多，硬度不如青铜，但是不久就有了渗碳钢技术，克服了这个缺点。

因此，阻止铁器大规模应用的真正问题应该不是技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即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障碍。

换句话说，铁器时代的起源应该不是指技术上的尝试，而是与社会变迁相关联的产业应用。

中国铁器时代替代的是青铜时代。

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的青铜技术发展程度非常高，熔炼浇铸大型器物与采用失蜡法铸造复杂纹饰就是标志性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铜早已渗透到当时社会不同层面的结构组织当中。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制造礼器与兵器是青铜的主要用途；青铜还被用于经济贸易，作为通货；还有部分用作实用工具。

简言之，青铜已经融入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生活运作，这是可见的方面。

不可见但可推知的是，青铜可能是当时人衡量价值的尺度，类似现代人用金钱来衡量物品与服务的价值，青铜在当时人意识形态建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器物无法比拟的。

铜远不如铁常见易得，其稀有性自然赋予它更高的价值。

新铸出来的青铜器耀眼炫目，这种属性与稀有性使得它很适合用来彰显威仪，尤其是与典章制度结合起来，奠定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青铜礼器因而成为社会政治规范的象征。

青铜器历时久远之后，遭到腐蚀，铜绿丛生，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属性，古意盎然，显示一种历久弥新的传统。

而铁器就不具备这样的性质，除了陨铁，铁并不稀有，也没有耀眼的光泽，而且非常容易锈蚀，不易产生美感。

再者，青铜的冶炼需要混合锌、锡等成分，这种技法及其在上古文化背景中的“超自然”内涵，已然成为一种知识权力。

青铜冶炼所需要的不同元素往往来自不同地方，甚至需要与西南地区远程贸易才能获得。

由资源控制所产生的权力感，也不是社会准入门槛较低的铁器所能比拟的。

最后，青铜作为通货，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换，而铁器由于普遍易得，无法具有这样的品质。

由此，围绕青铜，不仅产生社会规章制度，而且产生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甚至是审美观念。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是青铜作为文化传统的价值一直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金石学的产生就是明证。

归纳起来说，物性视角中的青铜已经融入当时社会组织、生活实践与意识形态构建之中。

由此，全面取代青铜的垄断地位，绝不仅仅因为铁器廉价易得、坚韧耐用就能够实现。

没有社会的全面变革，要建立一个堪称“铁器时代”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的。

郭沫若提出，铁器的普及应与当时“私田”的增加、新兴地主阶级形成相关。

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更愿意采用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铁器工具。

他由此提出，与这种新的生产力相应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代表封建社会。

尽管彼时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尚少，郭氏基于理论推导，认为春秋战国之时应该已使用铁制农具。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考古发现的数十件铁制农具与工具，部分印证了他的观点。

郭氏所没有注意到的是铁器在物性上的意义。

对于新兴的社会阶层而言，铁器不仅仅是一种效率更优越的工具，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工具。

青铜因为稀有、生产成本高，以及在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注定不可能大规模用作普通农业工具，当时主要的农业工具还是石器、木器、骨器等。

与铁制农具配合使用的还有犁耕、牛耕，从前利用石质工具无法开垦的土地得以利用，耕地面积、生产范围得以扩大，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单位成为可能。

新兴阶层更可能把铁器及其优越效率看作自身地位合法性的标志，用以强化身份地位。

对于旧的社会秩序而言，铁除了是“新的”，还是“外来的”。

于是，当时社会，以青铜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与铁器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矛盾。

铁器时代崛起的标志是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制体系的崩溃，青铜器作为兵器的作用也为钢铁所取代。

青铜器从社会政治权力中心退出，更多成为文化传统的载体，以及作为经济交易的通货单位，融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

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变革。

当然，推动变革的是铁器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崛起，以及生产关系的调整。

相对于青铜而言，铁的物性是平实的、效用的、普遍的，还是“叛逆”于旧礼制体系的，它打破了以血缘贵族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开启了一个讲究事功的新时代。

此外，铁器时代的到来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核心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成为可能，人口总量与密度增加，经济控制的收益相应提高，成本降低。

与之相应，以铁器为标志的经济权力崛起。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青铜时代成就斐然，青铜铸造技术的复杂程度以及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都是空前的。

这个时期包括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相关阐释只有少量文献与传说作为参照，因此归入“原史考古”，又称“三代考古”。

在中国历史上，“三代”是后世倾慕的典范时期，这个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思想基础，不妨称之为“古典中国”时期。

三代是以青铜为标志的时代。

如上所述，物性视角中，青铜是炫耀性的合金，同时因为涉及复杂、专门的技术以及产地各异的合金冶炼矿物，所以它体现的控制性也很强。

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与战争，与政治、军事权力密切相关，其铭文往往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用语结束，强调血缘世系的重要性。

青铜器提供了一种血缘联系的凭证，显示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以血缘联系为中心的时代。

青铜器传承的权力合法性，也是财富合法性。

中国青铜时代，尤其是在西周时期，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青铜器使用礼制。

青铜器的器型规范有序，中正稳重，朴素端庄。

北宋时，金石学兴起，注重从青铜器中汲取文化精神。

感受是主观的，但又是可以沟通、理解的，这也是文化传统能够代代相传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多为狰狞、令人恐惧的图案，除了炫耀，还有震慑威吓的效果。

加之青铜器还用作兵器及与军事相关的车马器，因此予人的印象是强制性权力，与暴力密切相关，权力的彰显和渲染更加夸张。

与铁器时代相比，青铜时代的炫耀性更强，形式大于内容，对权力的控制其实不如铁器时代严密。

但是与石器时代相比，已是巨大的发展。

青铜时代取代的是一个以石器为中心的时代。

相对于青铜而言，石器制作也可能需要远距离、多手段采集原料以及大量、专业的劳动投入。

但是，石器不像青铜那样需要不同原料配比熔铸，资源控制程度与技术的垄断性远不如青铜。

石器产品中的玉石，外观晶莹剔透，相比于青铜的金光灿烂，其色彩的可炫耀性要弱得多。

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可能在于，打磨后的玉石并不适合用作实用工具，除了用于祭祀、装饰，基本没有其他实用价值。

青铜则有一项重要的实用价值——军事。

青铜因为可以熔铸生产，其大小、形状、纹饰等特征，都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制作，不像石器产品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形态。

比如，古人希望生产不同尺寸的玉石产品，但是原料的大小、形状、质地（是否有裂纹、杂质等）都是难以克服的限制因素。

正是基于青铜材料的特征，中国古人建立起复杂的用鼎制度，鼎、簋及其他器物构成多样的器物组合，代表一种明确的社会秩序。

青铜时代的人们正是借助可以变化铸造的材料，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社会组织规范。

中国青铜时代是一个“王国”时代，与以玉石所代表的“古国”时代、以铁器为代表的“帝国”时代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形态与物质表征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与物长期关系的产物。

“王国”时代不同于“古国”时代的最明显特征是，“王国”首领是世袭的，而“古国”首领更可能是禅让式的（可能自愿也可能被迫）。

青铜时代的社会控制力、政治权力集中度更高，权力形式更具有强制性，社会秩序意识更强。

和“帝国”时代相比，“王国”的控制集中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经济与文化的控制力相对较弱。

青铜时代的崛起，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社会秩序的控制，相比于玉石时代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来说，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意味着攻伐相对更少、暴力程度降低，尽管青铜时代看起来更重视杀伐。

实际上，从民族志的研究来看，在缺乏统一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群体之间相互攻伐的频率更高，在人口总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攻伐偷袭造成的人口伤亡比例更大。

青铜时代对社会秩序的强调，某种意义上说回应了这种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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