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奔腾不息，造就了长江千年文脉，形成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文化发展格局，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7月21日上午，“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主题宣传推广活动青海段探访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二级巡视员白四座为探访团授旗，长江网总编辑杨文平代表探访团接旗。

王筝 摄

为挖掘阐释长江文化的深刻内涵，宣传展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全面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指导，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长江流域其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委）协办，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承办，中国城市新闻网媒联盟、长江流域重点新闻网协作体协办的“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于盛夏时节走进雪域高原，从源头探访古老长江，解码长江文化。

这是一次横跨地理空间、穿越千山万水之行，也是一次学习互鉴之旅、探索秘境之旅、艰辛溯源之旅。

一、探访城市地标，触摸古老羌藏文化

（一）青海省博物馆

青海省地处祖国西陲之地，是三江源头，东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腹地，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连河西走廊、蒙古高原，是连接西南、西北和东中部地区的纽带。

羌、匈奴、月氏、氐、白兰、鲜卑、党项、苏毗、多弥、回纥、吐蕃、撒里畏兀儿等20余个民族曾在这片热土繁衍生息。

多样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经济形态，复杂的民族结构，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交融汇聚，留下了众多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

这些文物都是见证青海历史的“活化石”，印证了古代青海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干线的历史史实，反映了青海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表明青海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重点新闻网长江网组建的探访调研团走进青海省博物馆。

这座采用传统中轴对称手法，具有浓厚民族和地方特色，散发着强烈时代气息的博物馆，彰显出作为西宁古城地标性建筑的魅力。

馆藏文物47000余件（套），以史前文物和反映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最具特色，是青海古代先民在生产劳动、文化艺术、工艺技术等方面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全面生动地反映了人类在青海地区的生产、生活脉络，体现了本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所发生的民族融合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7月21日，青海省博物馆“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内展出的双耳粗陶鬲。

王筝 摄

青海江河连东土，河湟山川通西陲。

“青海历史文物展”陈列有造型迵异、纹饰精美的盆、瓮、瓶、鼓、壶等各式彩陶器，部分文物与内地同类相似，表明自古以来，作为长江上游的羌藏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有着相互交流、融合、碰撞。

青海柳湾墓地是青海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原始符号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遗址，出土彩陶上的不少绘画符号，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柳林溪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在造型和表达方式上有高度的相似性，表明两者有极大可能的同源共祖关系，或者彼此长期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尕马台遗址是青藏高原齐家文化典型代表，考古出土的一串绿松石珠，也极有可能来源于汉江上游的湖北省十堰市，从而证明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游的湖北可能就有文化交流。

（二）西藏博物馆

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境内山脉高耸，峡谷深切，水能丰富，地貌多样。

生活在这里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藏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为集中展示藏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西藏博物馆，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地——罗布林卡。

经改扩建后的西藏博物馆，延续地域建筑根脉，外观沿用传统藏式建筑特点，金顶采用现代新型材料，集装饰和采光功用于一体，整体与不远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谐一致。

整体建筑宏伟大气、沉稳庄重，突出了鲜明的时代感、创新性和民族特色。

7月28日，“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在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文化展”双体陶罐展柜前驻足观看。

王筝 摄

西藏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特色浓郁，诸如各种类型的史前文化遗物，多种质地和造型的佛、菩萨造像，历代中央政府颁赐给西藏地方的印信、封诰等重要历史实物，蘸金粉、银粉、珊瑚粉等书写的精美藏文古籍，五彩纷呈的唐卡，巧夺天工的竹木牙雕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服饰等等。

西藏博物馆设有基本陈列《雪域长歌—西藏历史文化展》《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展》等，充分了展示西藏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与文化面貌。

陈列展出的双体陶罐，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得名，距今逾4000多年，是西藏史前文化代表——卡若文化的典型陶器器物，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纹饰精美，体现了当时最高制陶水平。

从造型、纹饰和工艺分析，和长江、黄河流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此外，据专家介绍，藏北地区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刮削器等细石器，与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同类相近。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多年的一批磨光黑陶器，其磨光技艺在距今6000年的江汉平原油子岭文化就已发现，并传承至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反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征。

二、行走唐蕃古道，沉思聆听历史回声

从西宁出发，过湟源县，向西南沿214国道，车行40余公里，来到祁连山脉的日月山口，这里海拔3520米。

这里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上，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叠合区，是青海省内外流域的天然分界线，划分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具有重大的地理意义。

日月山，扼守内地赴西藏大道的咽喉，是中原王朝辖区的前哨和屏障，故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之称。

历史上，日月山还是唐朝与吐蕃的分界。

公元7世纪，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雅隆部落，兼并了其他部落后，在一个叫逻些（今拉萨）的地方建立了吐蕃王朝，与当时的唐王朝就以赤岭（今日月山）为界。

7月21日下午，游客在日月山“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主题宣传推广活动首个打卡装置前留影合照。

王筝 摄

这里留下一个美丽的故事。

当年，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时曾经路过此山。

她在峰顶翘首西望，远离故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禁取出临行时皇后所赐“日月宝镜”观看，镜中顿时现出故乡长安的迷人景色。

公主悲喜交加，不慎失手掉地，把“日月宝镜”摔成两半，正好落在两个小山包上，东边的半块朝西，映着落日的余晖；西边的半块朝东，照着初升的月光，日月山由此而得名。

今天的日山、月山上各修建了亭子，分别取名日亭和月亭。

经幡飘舞的亭子里面用碑文和壁画记录了公主入藏时的种种情景。

文成公主入藏后，从中原带去了纺织、酿酒、音乐、舞蹈、天文、地理等知识。

各种先进技术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随之，吐蕃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藏文，标志着吐蕃人民从此也进入了文明时代。

山下是文成公主庙，矗立着巍峨的文成公主汉白玉雕像。

双目远望，天高云淡，群山环绕，绿草如茵，无数经幡迎着日光在清风中飘扬，仿佛诉说着过往历史。

日月山自古就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

曾经是会盟、和亲、战争以及“茶盐”“茶马互市”等众多历史事件的见证。

文成公主入藏后，唐朝与吐蕃间交往不断。

据《全唐书》记载，仅唐太宗贞观元年之后的两百余年间，藏汉民族沿着唐蕃古道密切交往，唐蕃使臣相互往来就多达140多次。

贸易往来的频繁，让唐蕃古道迅速兴盛起来，并很快成为一条驿站相连、使臣仆仆、商贾云集的交通大道，更是一条承载汉藏交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

至今在古道经过的许多地方，仍然矗立着人们曾经修建的驿站、城池、村舍和古寺，遗留着人们世代创造的灿烂文化遗存，传颂着数不清的反映藏汉人民友好往来的动人佳话，是汉藏一家亲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是民族团结的“千年平安路”。

位于山脚的古道博物馆，展出了以古道文化为背景，反映古代各民族在共同推动青海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历程中所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文化现象，反映内地与青海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影响，反映历史上与日月山相关的人物、事件等。

三、穿越青藏公路，感受天地苍茫辽阔

青藏公路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止西藏拉萨市，全长1937千米，为国家二级公路干线。

这是一条“天路”。

沿线地形、地貌、地质复杂多变，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冻土期长达7—8个月，年降水量仅270—400毫米，空气中含氧量仅为内地的50%左右。

从西宁出发，沿着青藏公路，翻过日月山口，正式踏上了青藏之旅。

走进格尔木市，探访长江源村。

这个原位于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地处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镇的村庄，是为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而搬迁至400多公里外的格尔木市郊建设的生态移民新村。

如今的村庄，一排排藏式民居，规划整齐有序，设施配套齐全，百姓祥和幸福，一派生机盎然。

一路西行，草原、戈壁、雪山、荒漠等自然景观尽收眼底，大气磅礴，丰富多样。

翻越海拔4768米的昆仑山口，进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

沿途不时看见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狼等珍稀野生动物出没，埋头吃草，信步悠闲。

湛蓝苍天之下，群山，小溪，绿草，动物……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温馨画面。

穿过苍凉的五道梁，翻越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跨过海拔4600米的沱沱河，爬过海拔5231米唐古拉山口，高原反应也更强烈，头痛欲绝。

当地有“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之说。

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蒙语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

7月23日，在沱沱河附近拍摄的藏羚羊。

王筝 摄

沿青藏线继续前行，穿行安多草原，到达西藏“北大门”—安多县城。

短暂休整，第二天从安多火车站踏上西去列车，沿青藏铁路直抵拉萨市。

在青藏高原修建公路，难于上青天。

高寒缺氧、地质复杂、设备简陋......6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众志成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胜千难万险，历时5个春秋，依靠铁锹和双手，于1954年建成川藏、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在“人类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创造了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铸造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如今，川藏、青藏公路已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雪山蓝天铭记，高原大江为证。

行走青藏公路，在“神奇的天路”，深深感悟筑路人的豪情壮志、养路人的牺牲奉献，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他们在雪域高原铸就出不朽的精神丰碑，并将这一宝贵财富代代相传，成为雪域天路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激励与鼓舞着一代代人奋发向上、砥砺前行，成为时代精神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性。

四、寻访长江源头，追溯大河生生不息

沱沱河为长江源头，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冰川中，全长375公里，与当曲河、楚玛尔河等共同组成长江江源水系。

据当地资料记载，沱沱河的名称源自蒙古语，意为“平静的河”。

青藏高原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谚：“上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沱沱河，不知死和活。

”

平均海拔4700米、誉为“长江源头第一镇”的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就坐落在沱沱河畔。

各拉丹东雪山融水汇聚成长江最初的河水，润泽着生活在这块广袤大地的居民们。

“长江源头第一桥”、全长1389.6米的青藏铁路长江源特大桥在此连通“天路”。

附近不远处，青藏公路沱沱河公路大桥横跨在宽阔的沱沱河河道上。

放眼望去，河水在宽阔的高寒草地间恣意流淌，漫无边际的河道让人难以分清楚主次河道。

7月24日，吴建刚（左）在直播中接受长江网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长江源特大桥北面的小山坡上矗立着一座灰白色花岗石纪念碑，高2.5米，重14吨，由7块优质花岗石材组成，金色“长江源”三字在高原阳光直射下夺目耀眼，蓝天白云作伴，在不远处的五彩经幡衬托下，显示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庄严和圣洁。

静静地俯瞰着蜿蜒曲折的沱沱河，岸边的小镇和南来北往的车队行人。

碑石背面刻有碑文——“摩天滴露，润土发祥。

姜古迪如冰川，乃六千三百八十公里长江之源，海拔五千四百米，壮乎高哉。

自西极而东海，不惮曲折，经十一省市，浩浩汤汤;由亘古至长今，不择溪流，会九派烟云，坦坦荡荡。

如此大江精神，民之魂也，国之魂也。

江河畅，民心顺;湖海清，国运昌。

感念母亲河哺育之恩，示警明志:治理长江环境，保护长江生态。

玉洁冰清，还诸天才;青山碧水，留以子孙。

”

源头一滴水,世界一条江。

源头活水，滋养万物，润泽生灵，让长江文化生生不息。

保护母亲河，从长江源头开始，需共同参与，已逐渐成为人们共识。

坐落在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主要职责就是保护、监测、治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开展服务。

旁边设立的“长江1号”邮局，为前来长江源的游客提供休息、交流、邮寄等服务，已成为一个长江生态环保及各项文化活动交流的平台和旅游打卡地。

五、考察卡若遗址，探寻西藏史前文化

距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以南12公里，澜沧江西岸的卡若村附近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经考古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被命名为卡若文化，1996年11月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西藏三大文化原始文化遗址之一。

7月30日，“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来到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市文化保护研究所所长扎西旺加（左二）向探访团介绍情况。

王筝 摄

卡若遗址是目前西藏境内保存最好、最系统、遗存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4000年前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线索，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藏东的生活方式，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划分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探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生业模式的重要遗址之一，对于研究藏民族历史、西藏高原人类史、西藏史前文化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在远古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

卡若遗址先后历经四次考古发掘，出土房屋遗迹二十余座，还有大量古人类所使用过的石制生产工具以及谷物、兽骨等遗存，表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在这里开疆拓土。

该遗址文化遗存面积大，保存情况好，文化堆积厚，内涵丰富，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

一是生产工具方面，遗址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全部特征，但却仍然是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骨器也较为丰富。

二是陶器制作方面，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

纹饰以几何图案刻画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

器形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器。

三是建筑营造方面，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原料，如石墙房屋、石砌道路、圆石台、石围圈等。

房屋遗址分为两种类型，即半地穴和地上房屋。

半地穴房屋又可分为圆底、平底、石墙房屋三种。

半地穴圆底房屋有圆形、方形两种，底部呈圆状。

圆底房屋，经复原，是一种以室内立柱和周边斜柱搭成的圆锥形窝棚式建筑。

半地穴平底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种。

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垒砌石墙，有的并在上部续建一层楼居，显示出建筑的地方特色及营造技术的进步。

半地穴石墙房屋为半地穴砾石墙建筑，有方形、长方形两种。

地上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种，面积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双室房近70平方米。

半地穴的居住面主要以草拌泥建筑为代表。

此外，发现有农作物粟和家畜猪的遗存，表明当时经济生活以粟作农业为主，辅以经常性的狩猎。

卡若遗址的发现表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和中华大地其他地区一样，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文明主干。

但卡若文化并非西藏高原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得来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他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

同时，也说明横断山区南北走向的六条江河把千万年来无法互相见面和交流的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在此连接起来，沿江、河而上的北方和南方各民族终于在横断山区相见、相交、相知、相融。

因此，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康巴地区就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多重性特点。

卡若遗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北方的细石器文化、长江流域的粟米文化和南方的贝壳文化在此相遇，这一地理上的“横断”却成就了不同特点的多民族、多文化形式，从而证明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特征。

六、徜徉茶马广场，激发千年古道幽思

昌都市，位于西藏东部，地处横断山脉和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扼守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交界的咽喉部位，为川藏公路和滇藏公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茶马古道”的要地。

昌都是藏语，其意为“水汇合处”。

因东边的扎曲和西边的昂曲在昌都镇相汇为澜沧江，这也是“昌都”名称的由来。

昌都市坐落在群山怀抱之中，处在商贸往来的枢纽地位，素有“藏东明珠”之美誉。

7月30日下午，昌都市茶马广场，小学生向巴格来在“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打卡装置前拍照留影。

王筝 摄

位于市中心地带的茶马广场是昌都市的重要文化地标，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民族风情展示于一体，展现了昌都市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活力。

坐在广场干净的木制凳子上，眺望四周逶迤的群山，凝视依势而建的藏式建筑，倾听澜沧江急喘的咆哮，透过尘封的历史烟云，仿佛听到了阵阵马蹄声声，在古老的茶道间激荡回响……

茶马古道源于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为高峰。

因康藏属高寒地区，茶叶有分解脂肪、防止燥热的功效，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

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

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有南、北两条主道（即滇藏道、川藏道），还有若干支线。

昌都市是重要的节点地区。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势最险峻、环境最恶劣的古道，横贯滇、川、藏，穿越高山峡谷，淌过急流险滩，一路险象环生。

茶马古道，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集经济、文化、政治于一体之道，特别是抗战期间，还承担起了作为西南后方的主要物资供应通道的重任。

在历史长河中，茶马古道既是西南、西北地区民族之间进行经贸往来的走廊，又是民族间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作者 吴建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专班二级调研员）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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