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为抵御日军的进犯 协助军团首长徐海东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11-28 09:46:50 分类:娱乐 浏览:127
文/何立波
在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的开国上将中,陈奇涵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军事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奇涵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可谓叱咤风云,功勋卓著,毛泽东曾称誉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称赞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897年8月24日,陈奇涵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赣州省立第四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奇涵投笔从戎,考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
此后,他先后参加了反袁斗争和反对军阀陆荣廷、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保卫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的广州政权等战斗。
1921年,陈奇涵升任赣军副营长、代理营长。
1924年2月,陈奇涵回到广东,担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
1925年春,陈奇涵辞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职务,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后任连长、政治大队长。
进入黄埔军校工作,成为陈奇涵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奇涵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后来,经过好友陈赓、许继慎的介绍,陈奇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在国民党右派的策划下,国民党中央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跨党的党员,只能从中做出一种选择。
陈奇涵当时任黄埔军校少校队长,待遇丰厚,但他毅然辞去黄埔军校的职务,宣布脱离国民党。
1926年秋,陈奇涵带领学生肖韶、陈奇洛等共产党员离开广州返回江西,在赣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陈奇涵、肖韶、许延潘等组成中共赣县临时县委,成立了工会、农会和学生会,并在南昌、抚州等地捐资开办了书店、印刷公司,主办了《贯彻日报》,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新文化运动。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党组织派陈奇涵担任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和参谋长,并由他掌握密码和电台,与在武汉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反动势力进行“清共”等反革命活动。
陈奇涵根据上级的安排,带领部分教育团的干部学员到江西抚州、南丰一带疏散。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受到白色恐怖的包围。
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7年冬,陈奇涵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雇了一顶轿子,谎称请假回乡埋葬父亲,才躲过反动势力的检查,与潜回兴国的革命者取得联系。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一个低谷,许多人脱离了革命队伍。
这时,蒋介石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邀请他担任自己的侍从室主任。
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陈奇涵毫不为之所动,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谢绝。
◆黄埔军校时期的陈奇涵。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调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撤的起义部队。
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江西兴国。
遵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陈奇涵联络从各地失散归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兴国县在大革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党组织,重振旗鼓。
在陈奇涵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粮、抗债、抗租、抗息、抗税”的五抗斗争在兴国开展开来。
1928年,陈奇涵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
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艰难环境下,陈奇涵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农村党组织,成立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
陈奇涵在赣南特别是在兴国领导革命斗争,触怒了国民党当局。
国民党新七师师长刘士毅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
”刘士毅还派人到兴国捉拿陈奇涵。
陈奇涵在群众的掩护下转入地下斗争,使敌人扑了空。
接着,敌人又悬赏5000元通缉陈奇涵,并放火烧了陈奇涵家里的房屋,杀了他两个胞弟。
陈奇涵没有被吓怕,他表示:“敌人愚蠢得像猪猡,烧了我的窝,更会逼我上山为‘匪’。
”一天,刘士毅部三百多名士兵突然包围了中共赣南特委驻地。
特委委员和警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人,情况非常危急。
陈奇涵背着一把大刀,拎着一支驳壳枪沉着应战。
他带领六名战士集中火力打掩护,其余的战士掩护特委委员撤退。
陈奇涵的子弹打光了,但他毫不畏惧,挥舞大刀连砍两名敌兵。
趁着敌兵不敢靠前,陈奇涵就势一个翻滚,滚入附近的水塘,一个猛子钻入水中,赶来的敌兵纷纷向水中开枪。
傍晚,在约定地点,特委委员和战士们见陈奇涵迟迟没有归来,以为他牺牲了,都非常悲痛。
但是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浑身湿淋淋的陈奇涵拎着大刀踉跄地走来,大家立刻迎上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创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使北起永丰东固,南到于都桥头,东至宁都青塘,西达万安良口连绵数百里的区域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
这就为1929年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一块良好的落脚点,也为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奇涵在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多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从井冈山下山到兴国与陈奇涵见面的情形。
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929年2月,陈奇涵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赣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兴国县委常委。
不久,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到达大余时,红四军前委写信给赣南特委,说明红四军准备在赣南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建议赣南各地举行暴动响应;同时要求兴国筹集几万斤粮食、几千套棉衣和几万元款项,并准备安置伤病员。
赣南特委接到信后,立即派军事部长陈奇涵回兴国布置工作,准备迎接红四军。
1929年2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于都、兴国一带,部队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补充。
陈奇涵千方百计找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为红五军解决了大批衣服、粮食和武器。
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回师兴国。
在兴国县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并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
他还亲自举办了兴国县第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陈奇涵向毛泽东反映了兴国的情况和农民问题,为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红军主力转移后,陈奇涵立即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先后攻克宁都、桥头和兴国城。
1930年6月,陈奇涵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南路赤卫军政治委员。
1930年10月,陈奇涵调入红三军教导团任团长,不久改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又调任红三军参谋长。
此时,蒋介石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在1930年到1931年9月间,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四军、红三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朱德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
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严重扩大化。
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直陈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于难。
1931年11月,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随之撤销。
1932年3月,中革军委重新成立红一军团,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兼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接着,陈奇涵参加了红军东征作战,协助指挥了龙岩战斗、赣州战役、水口战役以及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
1933年1月,陈奇涵因伤疗养调离红一军团,伤愈后出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推行“左”倾政策,打击、处分不同意他们推行“左”倾政策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掀起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
在一次江西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主持批判“罗明路线”的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要求陈奇涵表态。
陈奇涵环顾左右而言他。
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指责陈奇涵文不对题,立场不稳。
另外,陈奇涵还曾请邓小平、毛泽覃等吃过一顿饭,此事也成为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一个有力“证据”。
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敌薛岳部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并由江西省政治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委机关驻地宁都查办。
幸亏得到江西省军区政委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军区动员部参谋。
1934年3月4日,中央苏区《红星报》以《好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贪污分子》为题,报道了陈奇涵被“撤职送法庭”的消息,并称“陈奇涵是大贪污犯”。
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
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中央红军教导师担任参谋工作。
1935年1月,在抢渡乌江之后,陈奇涵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1935年8月21日,陈奇涵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茫茫草地路。
在茫茫草地上,杂草丛生,一望无际,天气阴晴不定,雨雪冰雹来去无常。
因部队严重缺粮,陈奇涵每天只吃一点炒面充饥,有时就用脸盆煮些野菜对付。
由于草地湿气过重,寒风彻骨,陈奇涵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
他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奇迹般地走出了茫茫水草地。
朱德后来听说后,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
1935年9月,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陈奇涵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路线。
到达陕北后, 10月中旬,陈奇涵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与科长张经武一起担负作战科的领导工作。
直罗镇战役后,陈奇涵调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团所属七十八师参谋长。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奉命东征,陈奇涵被任命为左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指挥部队渡河。
东征胜利结束后,陈奇涵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
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
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
守卫延安的东北大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第四局(教育)局长,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
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守卫延安的东北大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奇涵出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绥德地委书记郭洪涛兼任政委。
绥德地区国共两党斗争极其复杂,陈奇涵指挥所属部队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减租减息政策,密切军民关系。
接着,在尖锐复杂的反顽和反摩擦斗争中,他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在每日举行的“商议”会上,陈奇涵唇枪舌剑,以雄辩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破坏抗日的行为,并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行为,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配合,随时派出部队包围攻打土匪据点,指挥部队对公然袭击八路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
◆担任绥德警备司令时期的陈奇涵。
,陈奇涵指挥警备区部队抢修了黄河两岸的河防工事。
1938年4月至1939年6月间,日军曾数十次对河防八路军阵地发动进攻。
陈奇涵沉着应战,一方面施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待敌人渡到河中心时,突然猛烈开火,歼敌于上岸之前;另一方面,他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派出精干的小分队从侧背打击敌人,配合行动,使敌人腹背受击,被迫撤退。
在陈奇涵的直接指挥下,绥德警备区的抗日和反顽斗争,取得很大胜利。
毛泽东曾称赞陈奇涵和他的同事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
在绥德警备区,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不少事端。
一天,他从胡宗南处要了个“少将法官”的头衔,跑到陈奇涵跟前炫耀说:“奇涵兄,兄弟我是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现在又是少将法官,老兄你是什么衔级呢?”陈奇涵轻蔑地看了一眼何绍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做官,若你一定要论衔级,那你好好想想,我在黄埔军校是当教官的,陈诚、胡宗南都是学生,你说我该是什么衔级呢?”陈奇涵这一席话,让何绍南顿时感到羞愧不已,自讨没趣。
1939年,陈奇涵兼任延安卫戍司令与防空司令。
一次,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
陈奇涵坚守在窑洞里,用电话指挥防空。
一颗炸弹在窑洞前爆炸,窑洞即将倒塌,警卫员催促已经受伤骨折的陈奇涵赶快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走。
情况越来越危急,警卫员急中生智,抓住陈奇涵的胳膊用力一拽,将他拖到背上迅速冲出窑洞。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下坡,窑洞就塌了。
◆ 1940年,陈奇涵(后排右三)与延安留守兵团部分领导合影。
萧劲光(后排右一)、周士第(后排右二)、萧向荣(后排左三)、莫文骅(后排左二)、耿飚(后排左一)。
1939年冬,陈奇涵调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部长。
1941年春,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陈奇涵和许光达工作对调,陈奇涵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
1942年春,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
到新的岗位不久,陈奇涵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陈奇涵要求党组织复查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
对此,中央军委为陈奇涵作出了平反决定:“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错误,应予正式撤销其撤职处分。
”陈奇涵背了近十年的“包袱”,终于解除了。
1943年,陈奇涵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中央党校党支部书记。
1945年4月,陈奇涵被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调离中央党校,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奇涵指挥所部连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47年冬,陈奇涵调任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后,率部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
1948年初,陈奇涵率领军区部队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向沈阳外围进攻。
3月率部围攻吉林,吉林市解放后,又转攻长春。
1948年夏季,陈奇涵出任辽宁军区司令员。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
陈奇涵指挥军区部队积极参加辽沈战役,有力地支援了野战军主力的战斗。
其后,他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 1948年留影。
陈奇涵(后排右一)、贺晋年(前排右一)、陈先瑞(前排右二)、文年生(后排左三)、阎红彦(后排左四)。
1949年3月,陈奇涵随第四野战军南下,5月,中共中央任命陈奇涵为江西军区司令员。
解放初期,赣南有许多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老红军战士、老党员以及烈士家属来找曾经担任过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长的陈奇涵。
面对这些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与牺牲的父老乡亲,他都及时地一一接待,从不摆官架子。
对于他们提出的重新入党、归队、参加工作、解决各种困难等实际问题,陈奇涵既坚持政策,又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兴国革命烈士子弟多,他就介绍他们参军、参加土改工作队或到八一革命大学、烈士子弟学校学习。
许多人反映的“AB团”被错杀问题,他也及时地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并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被错杀的人可视为革命烈士,家属子女享受烈属待遇)。
陈奇涵也曾几次重回故里,为家乡的建设出策出力。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审判工作。
同年2月28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军事法院暂行编制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在从事军法工作的同时,陈奇涵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当选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
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授衔之前,毛泽东特派汪东兴到陈奇涵家里看望,代表他向陈奇涵表示慰问。
“文革”中,陈奇涵自称“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
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
”1955年申报军衔时,他填了“中将”。
陈奇涵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
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
”不久,陈奇涵又准备退下来。
在1957年60岁的时候,陈奇涵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接班。
◆上将陈奇涵。
1955年摄于北京。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为反感。
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陈奇涵以讥讽的口气问:“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吞吞吐吐:“算革命派吧。
”陈奇涵神情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支左”,担任军管会主任。
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
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
”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
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
”
陈奇涵把两派群众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
既然你们都是革命派,那就以革命的行动来证明。
各派立即停止武斗。
”陈奇涵话音未落,只听见下面的人喊道:“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1964年,陈奇涵(左二)与萧劲光(左一)、滕代远(右二)、粟裕(右一)在一起。
眼看两派又要动手,陈奇涵走到操场中央,大声说道:“我以宣传队的名义宣布,双方停止武斗,谁敢再挑事端,我绝不客气。
”这时,一个小头目跳出来叫道:“不客气又怎样,我就不信你们敢对革命小将开枪。
”自幼习武的陈奇涵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扫视周围,然后快步来到操场的高台旁,拾起一块方砖,挥掌将其断为两截。
此举令在场的红卫兵小将们目瞪口呆。
陈奇涵大声说:“老子不用枪也照样打仗!”
显赫一时的林彪,曾经是陈奇涵黄埔军校的学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四野两人也曾长期共事。
“文化大革命”中,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的陈奇涵,毫不理会林彪的拉拢。
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林彪、江青等人为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把陈奇涵诬蔑为“一贯的老机老右”。
毛泽东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在中央会议上严正指出:“我们的军队,原是由许多个‘山头’汇集在党的统一的旗帜下来的。
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
”毛泽东亲自提议,把“八大”候补中央委员陈奇涵选为中央委员。
◆1967年,任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主任的陈奇涵。
一些和陈奇涵熟悉的战友知道,陈奇涵资历深,又不在第一线工作。
而且他为人忠厚,正义感强,对同志是有求必应,因此大家一旦遇到危险情况,就来陈家避难。
后来当大家回忆起那段最艰苦的时期,都为陈奇涵的热心肠感动不已。
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大学生“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待!”“我们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陈奇涵说。
“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地说:“我不知道朱德是什么黑司令。
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胆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他是我们的红司令!”接着,他不容学生继续讲下去,说,“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
”这时陈奇涵身边的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学生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不好为由,把学生们支走了。
◆1962年,陈奇涵(右)陪同朱德(中)重返井冈山。
陈奇涵在党内斗争中,一贯采取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立场和态度,一身正气,让想搞破坏分裂党的人不寒而栗。
陈奇涵总是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
”1962年3月,陈奇涵陪同朱德重返井冈山。
回京后,朱德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竹碗代盆栽插的一枝井冈兰。
春去秋来,花谢叶枯。
陈奇涵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写上“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十个字,然后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挂在书房。
它伴随陈奇涵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后来,陈奇涵又栽种了十几盆兰花。
每日清晨,练了一路南拳后,陈奇涵顾不得擦去汗水,便提着喷壶给兰花精心浇水。
陈奇涵常对人说:“像我们这样半辈子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人,到晚年能够打拳养花,已经很知足了。
”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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