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新时代女性，都传承着先辈的优秀品质，秉承着先辈坚强的意志，让人感触颇深。

其中赵纫兰与李大钊的故事，让人既羡慕又难过，羡慕他们的情比金坚，难过他们的生离死别。

常言道：“糟糠之妻不下堂”，身具功名且富贵显赫的男人们，可不要忘记那以前与你患难与共的妻子！殊不知，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感情一直被阶层、财富、地位所支配，婚姻关系大多数是局限于“门当户对”、“男才女貌”等难以逾越的标准。

很多人一旦发家，得到了功名利禄，便爱慕虚荣，娶小纳妾。

但我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先行者，也是我党的创建者之一的李大钊，对此事极其鄙夷，并勇于同封建社会世俗陋习作斗争。

因此，李大钊不但在其政治生涯中具有革命气节和革命伟绩，并且在家庭生活中具有可敬的崇高品质和高尚情操。

他始终忠于与原配妻子之间的爱情婚姻，妻子十分通情达理贤淑，而且被李大钊表现出的崇高品质深深感动。

这段世纪佳话宛如灿烂的耀眼明珠，在20世纪的漫漫长夜中，闪烁着绚烂的光辉。

青梅竹马结连理，妻子成家中顶梁柱

李大钊在其《狱中自述》中两次提及了妻子赵纫兰。

一是说他离开家乡到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祖父已逾八旬”，全赖妻子“在家里服侍”，另一处则是说他在天津市法政专校读书六年的这段时间里，“学费所需”皆赖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是妻子替他回报祖父的养育之恩，也是妻子支持着他的工作。

1884年1月，赵纫兰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是赵家三女。

父亲赵文隆多年经商，擅长诗词。

他为自己的三女儿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纫兰。

这个词来自屈原诗《离骚》中的“纫秋兰以为佩”。

人如其名，像兰草一样秀气的她，尽管从未进过学校大门，但父亲从儿时就开始教她认字与阅读，聪慧的她，从小就倍受父母亲的喜爱。

慢慢地，她的阅读能力大大提升，像《红楼梦》之类比较考验阅读者文学功底的书，也能够毫无障碍地理解书中的内容。

但相较于她从小受宠的生长环境，在1889年10月出生的李大钊，却从小命运多舛。

李大钊出世前6个月，父亲李任荣死于肺病。

在他出世16个月的时候，母亲又因忧郁成疾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如同他之后在他所写《狱中的自述》中所言那样：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这位“垂老之祖父”的名字叫李如珍，对大钊十分疼爱，同时对他的管教也很严格。

还吃着奶的小孩子，一下没有了母亲，这让年事已高的祖父很为难。

没办法，祖父只能把食物一口一口地嚼好喂他。

四岁的时候，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了。

进私塾学堂之后，先生教他念这些书时，他早已经会读了；再加上样子俊秀，聪慧过人，全村人都认为他是“小神童”、“奇才”。

赵纫兰的家和李大钊的家都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俩家间隔十几户人家，是世交，关系亲密无间。

赵纫兰比李大钊大5岁，自小他们就常在一起玩。

他们平时呼姐唤弟，两小无猜。

赵纫兰的父亲早就看上了李大钊，认为此子不凡，以后必有所成就，因此打算把三女儿许配给他。

赵纫兰亦暗暗开心，大方同意。

1900年春夏之交，赵纫兰与李大钊正式成为夫妻，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也是李家的福分。

赵纫兰勤劳朴实，善于料理家务，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女性。

那时李家的境遇十分艰难，一家三口，没有了顶梁柱，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祖父73岁，走路已经颤颤巍巍，祖母77岁，长期瘫痪在床，李大钊刚11岁，又要去上学。

而赵纫兰是赵家闺秀，尽管她年仅16岁，但她学会了一手好针线活，因此在炕上地下，屋里屋外缝衣煮饭，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她十分孝敬两位老人家，侍奉十分周全。

对李大钊也十分体贴入微，再三叮嘱他要好好地读书。

她相信父亲的眼力，认为李大钊一定会有成就的，所以甘愿默默付出，打理一切。

丈夫为理想四处奔波，妻子卖掉家产支持

李大钊果然不辜负妻子的期望，学业日渐进步。

16岁离开家去卢龙城里永平府中学读书，18岁入天津市法政专科学校学习。

其勤奋好学，当时被称作“法政三杰”之一。

因为见识的增长，他倍感国势危急，再建家国的雄心壮志日渐高涨，在老师的影响下，他参与了滦州起义的革命活动。

而这几年，在老家的赵纫兰支撑着整个家，祖父、祖母陆续去世，为了安葬老人家，她卖掉了半个家庭的财产，但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学业，赵纫兰一直没有告诉他。

1907年，在他们婚后的第8年，她当了母亲，生了一个女孩，但没多久就夭亡了。

过了两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字葆华。

接着又过了两年，这次生了个女孩，取名字星华。

由于李大钊学费持续上涨，为供他上学，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经历了人生磨练变得坚强的赵纫兰，起早贪黑含辛茹苦，为了供丈夫念书，以及养育子女，经常靠着典当过日子。

1913年底，李大钊东渡日本出国留学，一去就是三年。

1916年归国后，他因投入新文化运动而无法回老家与家人团圆。

那年中秋佳节花好月圆的时候，他终于回家了。

三年不见丈夫一面的赵纫兰，望着眼前日思夜想的丈夫，意外惊喜伴着如烟往事，想念、疲惫、煎熬一齐涌上心头，再也抑制不住激动不已的情绪，眼泪顺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淌。

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丈夫只好一个劲好言相劝，这才让赵纫兰擦干眼泪，破涕为笑。

那一晚阖家欢乐，过了一个开心的中秋节。

她很希望丈夫多待几日，而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又不能不让他来去匆匆。

带着浓浓不舍的心情，她把丈夫送走了。

可她知道，相聚虽然是短暂的，但两人的感情是真切的，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无怨无悔地在家等他回来。

回到北京，李大钊因创立《甲寅》杂志期刊，依然是继续四处奔波，忙碌不休。

就这样时间过了半年，妻子终究是因过度操劳而病倒在床上。

李大钊闻讯心急如焚，便抽时间回了家。

赵纫兰见到丈夫回到家，虽面容憔悴，但仍然面带笑容。

已经身为专家学者的李大钊，则每日精心照料妻子，递茶喂食，煎汤熬中药，体贴入微。

在细致的照顾下赵纫兰的身体渐渐地康复了。

夫妻俩相处的时间多了，无话不谈，沟通交流着这几年的生活情况。

听见妻子的倾诉，李大钊心情复杂，他感觉妻子为他付出得太多，而自己给妻子的却太少。

他对单纯心地善良的好妻子深深感激，而妻子则通过交流对丈夫的事业更为了解。

那次李大钊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尽管赵纫兰还希望丈夫在身边多住些日子，但她怕耽搁丈夫的工作，就劝他早日返京。

丈夫不得不离开了，她就带着孩子去村边，目送他远去的背影逐渐消失。

分居多年终相聚，家庭安全却遭威胁

1918年9月，她的生活迎来了变化。

李大钊被北大聘为公共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得到了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益。

赵纫兰的期盼已成真：她来了北京，两地分居多年的两口子，终于在一起生活了。

她得偿所愿，煮饭、洗衣服、照料丈夫、教导孩子，虽然每日还在继续忙忙碌碌、有时甚至感到疲惫不堪，她还是感觉到了生活的幸福快乐甜美。

夫妻俩生活在了一起，赵纫兰更能感受到丈夫平时是多么的辛苦。

经常写到深更半夜，甚至是通宵达旦地写。

但她却感觉丈夫的情绪越来越兴奋，仿佛不知疲倦。

她常常建议他早点休息，保重身体。

可这个时候，丈夫正在研究分析我国革命到底要走什么路的问题，哪能顾得上其他的。

根据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相对比较，李大钊经过了详细分析，认为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目前我国革命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

此后相继撰写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胜利》《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等文章内容，并四处发表文章演说。

1919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

作为运动领导者的李大钊，不顾自身的安危，自始至终站在运动的最前沿。

赵纫兰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大力支持丈夫的行为。

因为看见丈夫常常疲惫不堪，她放心不下他的身体，就常做些他平时喜欢的家常便饭。

不管他回家多晚都要等他回来一起吃饭，同时也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让父亲分心。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马列主义研究分析有了质的飞跃。

他成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一年的暑期，一家人都回老家，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及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五四运动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出版发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也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

1920年起，李大钊于北京组织马列主义促进会，成立共产主义团队。

作为一位革命的导师，有很多人来找他请教、讨论，在他家里面，访客不断接踵而来。

赵纫兰举止得体，待人接物热情，协助丈夫迎来送往。

她是一位贤淑的妻子，也是一个忠贞的贤内助。

她和丈夫一起同呼吸，共进退。

当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常常到他们家里面来密商。

不论什么时候，赵纫兰都会遵循丈夫的叮嘱，在门口放哨，保卫建党的工作。

自北京的共产主义工作组成立后，李大钊拿回家的钱逐渐减少，原来他把一部分薪水花在共产主义工作组的经费预算以及帮助贫困生上。

因此，家里面的日子也没法维持了。

而赵纫兰一如既往任劳任怨，节衣缩食，有时候还得靠典当过日子。

这件事情传到了北大校领导蔡元培的耳朵里，虽然他对李大钊的行为很感动，但还是把他工资的一部分钱扣下来送往他家里面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而在丈夫的言传身教下，赵纫兰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对取得胜利满怀信心。

因此联想到丈夫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才需要钱，不能够因为家里面需要钱而影响了他自己的工作，因此让人给校领导带信，说家里面的钱已经足够用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以北大教授的身份作为掩护，领导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平日里更为繁忙，有时候一连数月都没法回家。

而反动执政者因斗争日趋激烈，感觉到了威胁而施行了镇压，赵纫兰的家庭安全方面常常遭受威胁，住所四周总会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晃来晃去。

甚至有一次，长子李葆华遭受一伙歹徒的围殴，还有一次，家里的一只小箱子也失窃了。

就在这种恐怖气氛中，赵纫兰始终顽强地生活着。

牢房中的相见，竟成最后一面

1924年5月，北京吴佩孚的军阀政府机构下令通缉李大钊，在十分紧急的状况下，李大钊通知相关同志藏匿。

赵纫兰帮他焚烧带不走的文件，剃掉了八字胡，扮成生意人以后，他带上15岁的长子李葆华秘密躲进昌黎五峰山脉，自己所去的地方李大钊只告知了妻子。

当日夜里，北京警察局总监王怀庆派人去李大钊的居所追捕搜查。

没抓到李大钊，就把赵纫兰逼问了一遍，让她交代李大钊的下落。

在面对敌人的枪口，赵纫兰从容不迫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敌人万般无奈，只能悻悻地离开。

次日，赵纫兰带上其他孩子们返回自己的老家乐亭，敌人又尾随到乐亭，却仍然只能空手而回。

半月后，中央通知北京党组织，让李大钊率队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而北京的党组织不清楚李大钊在哪儿，于是就由另一位责任人于于树德去乐亭找赵纫兰。

赵纫兰马上找到她的侄子赵希增，让他带上于树德去五峰山，把通知转给了李大钊。

李大钊得以按时率团参加了这一次大会。

对于丈夫的安危，赵纫兰一直放不下心，在于树德给李大钊送信的时候，她还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一块捎了去。

信上说，她要写信给白坚武(原李大钊的同窗好友，现在是吴佩孚的军阀政府机构的参议)，求白坚武帮忙撤销通缉令。

在看了信后，李大钊尽管认为妻子的想法有些天真，却清楚地感受到妻子在为自己忧心如焚，因此立刻给妻子写了一封复信，让于树德把信带回家。

信中，他先说“给白坚武寄信没有必要”，随后又满怀深情地叮嘱妻子“学会坚强，千万别为我心急”，“往后我再没有时间照顾亲人，你要振作精神，抚育孩子们……”

从信的字里行间，赵纫兰看到了一个临危不惧，义无反顾的革命者容光焕发的身影，还有丈夫的情深和对孩子的爱。

就这样，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她带着几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

在共产国际大会完毕后，李大钊又到苏联各个地区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访问，并于当年冬天回到北京，再次领导北方地区党组织的活动。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所组织的大规模运动遭受疯狂镇压以后，全家人和北平党组织一起秘密转移到苏联大使馆的旧营房内，再继续进行斗争。

没多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了北京，在1927年4月6日，突然拘捕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以及两个孩子，与此同时被抓的还有80余人。

牢房里，两口子见了最后一面。

李大钊刚毅的面容给赵纫兰以巨大的力量，使她更为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有这样一位妻子，李大钊也感到无憾。

4月28日中午，我国共产主义先行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我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同志，被罪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

当天晚上，赵纫兰和她的孩子们被释放回家了。

回到家里面，她才知道丈夫被敌人杀害了。

她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一连昏迷了三次。

那时候她刚生了一个女儿，孩子才3个月大，在牢房里遭受了22天的摧残，现如今又被这个噩耗重创，心神极其疲惫。

但她想到丈夫死前的嘱咐，嘱咐她要好好地抚育孩子，便又强打精神振作了起来。

那时，5个孩子中的长子葆华已被朋友秘密送出国外留学，她带着其他4个孩子回到乐亭家乡。

作为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在经济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努力经营，竭尽所能抚育烈士的儿女。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长大后都已成才，有的更是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

在李大钊牺牲后，遗体临时存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寺内。

1933年，北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打算为李大钊烈士举办庄重的下葬仪式。

组织派人对赵纫兰说，大钊同志是为了革命英勇献身，我们要借出殡，搞一场群众性的哀悼活动，揭露反动派对我党的迫害，伸张革命正义，问李夫人是否愿意那样办？

赵纫兰果断地说：“我家李先生是党的人，他是为革命而死的，怎么样处理都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假如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能办到，一定竭尽全力去做。

”

一场盛况空前的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了，络绎不绝的人民群众涌上街头加入送殡的队伍。

为完成党的重托，也为了却自己长期压在心头的伤心事，她强忍着病痛参加了这一次出殡活动。

活动过了一个月后，劳碌了一辈子的赵纫兰也追随丈夫而去了。

赵纫兰坚定地将自己的生命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那时候的河北省委获知赵纫兰去世后，立即作出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她生前的愿望。

赵纫兰的革命品德，受到党和广大人民的敬重。

1983年于北京为李大钊同志建造革命烈士陵园后，中央决定把她的遗体和李大钊同志的遗体一起合葬在陵园。

对李大钊的品行节操，不要说广大的人民群众，就连那些与他有成见的人也不得不赞扬他：“为人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适其人也。

”

1989年10月，在纪念李大钊华诞一百周年的学术纪念会上，胡乔木同志引用张申府同志的名言评价说：“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完人。

”认为李大钊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由此可见，他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为后代塑造了光辉的榜样，在夫妻关系方面，他也作出了榜样。

在李大钊的一生里，仅有赵纫兰一位夫人，他对夫人赵纫兰的恩爱，不但为当世人们所赞叹，并且为后代所传扬，也为大家塑造了良好的人生社会道德风范。

而一直在李大钊身后默默付出和牺牲，对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赵纫兰，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

她质朴厚道，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杰出楷模，是与李大钊一样值得后来者永远怀念的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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