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总队是武警内卫部队在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所设立的武警部队编制，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都设立有武警总队，外加一个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共计32个武警内卫总队。

武警内卫部队在设立之初，编制并没有达到军级，仅仅是正师级单位，随着水电部队、交通部队、黄金部队陆续编入武警序列，使得武警部队的编制人数、职责任务增多，武警总部才于1996年12月从副战区级升格为战区级单位，与海陆空等军种单位级别一致。

武警总部的升格，自然带动了麾下的武警总队的升级，在20世纪末期，各个省级武警总队的编制从正师级提升到副军级，身为军政主官的总队长和政委也从正师级大校警衔变更为副军级的少将警衔。

这里要注意的是，武警总队的军事主官一开始称呼为总队长，比如武警河南省总队总队长、武警上海市总队总队长……直到2013年1月1日开始，全国各个省级武警总队军事主官的称呼正式由总队长调整为司令员，政治主官政委的称呼保持不变。

接回原话：个别省级总队还得到第二次升格，比如武警新疆总队和武警北京总队，都是在2008年11月同时提升的正军级编制，军政主官和陆军的集团军主官编制一致，属于正军级少将。

武警西藏总队虽然没有明确升格为正军级单位，但是军政主官从2012年开始就按照正军级配置，属于全国各个省级总队中唯一一家主官高配的总队，当时的武警西藏总队司令员郭毅力少将和政委汪象华少将被总政治部明确为正军职待遇，后续皆是按照这一传统。

新疆、西藏、北京三个省级行政区的武警总队的军政主官之所以能达到正军职编制，关键就在于它们所处的特殊位置和承担的特殊责任，前两者守护着祖国的西北、西南大门，后者守护着首都的安危，执勤任务之重，那么编制升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现在我国的武警内卫总队中，就形成了1个主官高配正军级的副军级武警总队（西藏）、2个正军级的武警总队（新疆+北京）、29个标配的副军级武警总队的格局。

这里要特别提醒，在网上有看到说武警西藏总队在2018年随着解放军西藏军区升格为副战区级编制之后，也升格为正军级单位，跟新疆总队、北京总队一致，但我查了官方新闻，没有一条新闻提到武警西藏总队升级为正军级单位。

在弄清楚武警总队的级别编制之后，接下来就是武警总队的隶属关系问题。

各个武警总队的顶头上司是武警总部，这个毋庸置疑，但由于武警部队属于军地双重管辖的武装力量，连公安部长都要兼任武警总部的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作为省级的武警总队自然也要实行军地双重领导的体制。

按照规定，各个省级的公安厅（局）长都需要兼任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

比如曾在1983年至1985年担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的张思卿，在任职期间就担任武警湖北省总队第一政委。

有时候公安厅厅长，是由副省长兼任，可能会出现副省长兼职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的情形，比如李富林，他在2015年-2017年期间，担任海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同时兼任武警海南省总队第一政委。

还存在省委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厅长一肩挑的干部，在武警总队任职的，如：江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就在2011年兼任的武警江西省总队第一政委。

本来副省长或省委政法委书记是不能兼任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的，只要兼任了省公安厅（局）长，那么他们就必须得兼任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

除了地方文官在武警总队有兼职之外，其实武警总队的主官，也能在地方部门兼职。

2009年3月，武警部队司令吴双战上将被选为中央政法委委员，并列席中央政法委会议，开创了武警部队司令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先例。

与此同时，地方的武警总队总队长（司令员）不担任省委政法委委员，而是直接担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比如武警湖南省总队总队长王小荣少将，就出任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排名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之后，又在湖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晓琴之前。

接棒王小荣少将担任武警湖南省总队司令员的赵永平少将，是在当了2年的武警湖南省总队的主官后，才当选的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1年后，赵永平少将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休，也就卸任了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但是到了“16军改”之后，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无论是公安部，还是地方公安厅，所有文职地方官都无权再兼任省级武警总队的职务，武警总队的主官，也无法在地方公务系统任职了。

武警部队彻底回归到了纯军事性质的“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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