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平盛大举行。

期间负责警戒和安保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当时解放军受阅部队正集结在天安门东面，其中包括战车师、炮兵师等重武器的方阵，而大街上却有一个身穿美军上校服装的外国人正在偷偷拍摄这些部队。

开国典礼并未邀请美国官方参加，公安人员意识到拍摄者很可能是在收集解放军的情报，于是立即查明了此人身份，发现他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上校武官包瑞德。

由于涉及外交问题，公安人员不便对其采取安全措施，只能往上汇报。

此事被报告给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因包瑞德身份特殊，聂荣臻走到毛主席身边低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主席后说：“是包上校啊，我认识他，让他拍吧。

”

开国大典上为何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美军上校，他是怎么认识毛主席的，他与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包瑞德（中）在延安

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包瑞德于1892年出生于美国，他是在1924年被派往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担任助理武官的。

此前他一直在菲律宾工作，与新婚妻子度蜜月时来过北京，被这座古老的城市迷住。

当时美军在培养能说中文、日文的情报官，包瑞德便报名参加，一直想前往中国工作

1935年7月，包瑞德迎来一位极为重要的上司——史迪威，史迪威也是美军中第一批学习中文的人，在华工作时间很长，算是一位中国通。

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面战场不断溃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史迪威派包瑞德前往重庆担任“武官代表”，他自己仍留在北平观察局势。

包瑞德到重庆后不久传来噩耗，他的妻子不幸在北平病逝，从此以后他便未再结婚。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如果结婚一定会找个中国女子，他认为：

多数美国人只要见到过中国上流社会妇女对他们所爱的人所表现出的温柔、体贴、高雅和无私奉献，自然会不满足于美国女性的爱情。

只是当时美军规定禁止军事情报官与任何外国人结婚，包瑞德的愿望未能实现。

1942年，包瑞德升任梦寐已久的上校武官，不过这一职务已经成为摆设。

此时美国已经参战，为了保障中国唯一的物资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盟军成了中缅印战区。

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美之间的事务大多由史迪威司令部直接与老蒋沟通。

这让包瑞德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上当时他的很多同事甚至下级都已经升迁，他也希望在职业生涯能获得将军军衔。

不过美军对情报官的军事指挥能力要求不高，因此这一岗位长期不被重视，很难得到升迁。

包瑞德申请调离使馆，后来被派去桂林帮助国民党训练新兵。

但不久，他被史迪威委以重任，前往延安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史迪威

美国希望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

珍珠港事变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希望整合中国抗日力量，拖住日本。

首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希望中国能拖住日军，从而缓解美军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

但老蒋为了保存实力，态度消极。

大量军队和物资用来对付中共领导抗日力量，反而希望美军在中国登陆与日军作战，这让美军非常失望。

其次，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美军预测战争即将结束。

战后如果国共爆发冲突，将会使苏联介入中国，导致美苏在中国爆发冲突。

为争夺战后利益，美国必须提前下手，介入中国事务。

最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了大量日军，成为抗日中坚力量。

这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

整合中国军队，使其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美军的损失。

1943年6月24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叫戴维斯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史迪威和美国国务院。

这份备忘录认为：如果战后国共爆发冲突，国民党想要以武器上的优势取得胜利是不大可能的。

建议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向延安派驻观察员。

事实上在此之前，戴维斯曾多次在重庆拜访周恩来，周向其阐明了中共坚定抗日的立场，并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

中共的方针始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自然也包括美国。

戴维斯的报告得到了史迪威的大力支持。

史迪威性格耿直，在华任职期间，因为军事指挥权以及美援分配等问题与老蒋爆发过激烈冲突。

老蒋曾先后三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两人矛盾很深。

史迪威负责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就因为指挥权问题惨败，撤往印度。

在印度训练和补充美械后，史迪威希望老蒋补充一些兵力，以尽快反攻缅甸，一雪前耻。

但老蒋态度非常消极，使史迪威极为恼火。

同时作为一个美国将领，站在美国的立场看，调动中国最大的力量抗日，争取早日获胜，减少美国的损失，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

远征军士兵

包瑞德建议向中共提供武器

当史迪威提出要向延安派代表团时遭到老蒋强烈抵制。

直到1944年3月9日，罗斯福亲自发电报给老蒋，要其给予支持和合作。

但老蒋只答应让美军观察组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活动，这显然无法让美军对延安高层有更深的了解。

罗斯福无奈之下，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并交代他向老蒋施压。

罗斯福所说的施压，无非就是利用援华物资要挟老蒋。

这一招果然奏效，老蒋最后还是被迫答应了美国的要求。

至于团长人选，美国的要求是“能得到中共尊重，而且能说流利中文的官员领导”，史迪威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老同事包瑞德。

1944年7月21日，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详细了解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作战价值。

美军观察组受到延安热烈欢迎，朱德、周恩来出席欢迎仪式并发表讲话，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部队情况。

此后，包瑞德去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120师359旅的训练，并参观了位于绥德的抗日军政大学。

他甚至还想空降到苏北地区察看新四军的情况，但美军认为此举太过危险而没有批准。

包瑞德和美军观察组受到延安极高的礼遇，在所有正式场合，包瑞德都被安排在贵宾席上。

在正式的宴会上，包瑞德总被安排坐在毛主席和朱德之间。

由于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无形之中拉近了与延安高层的距离。

包瑞德根据在延安观察到的情况，写了大量报告发给美国政府。

最让包瑞德吃惊的是延安关押着150多名日军俘虏，而他知道当时重庆郊区关押的日军战俘是25名。

延安情报机关的效率也让包瑞德颇为敬佩，在东京出版的报纸10天后便能到达延安，即便是在战时保密极为严格的情况下，报纸也是了解一国军队的主要信息渠道。

延安的士兵给包瑞德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经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战斗的锻炼，士气旺盛，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的军队尽管有美军大量援助，但“生活仍然很差，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包瑞德在国统区常常看到当局征兵时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他曾看到江西的一座监狱里关满了年轻男子，一问才知道是“逃避兵役”的人，他还曾好几次看到国民党军官打士兵耳光。

而延安却没有这些现象，包瑞德被告知殴打士兵是不能容忍的。

在中共领导的部队里，对军官的要求往往比士兵更严格。

包瑞德惊讶地发现，在重庆随处可见警察和卫兵，但在延安任何地方，包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发现一个卫兵。

毛主席在公开场合出现时总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辆封闭式的救护车，那是延安唯一的机械化交通工具。

延安没有卫兵和便衣组成的封锁线，也没有高速行驶的大轿车，而这在蒋委员长出行时是很常见的。

包瑞德根据所看到的情况得出结论：如果中共愿意抗日，而且人民又站在他们一边，美国对他们加以支持是值得的。

我相信，向他们提供少量的弹药、军械、火炮组件和信号器材将会产生即时效果。

即便不能，我们的损失也是有限的。

包瑞德的报告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迪威据此向老蒋提出武装中共5个师用于共同抗日，但此举无疑是在老蒋胸口扎刀，使其对史迪威的怨恨更深。

加之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全面溃败，美国极为不满，不断向老蒋施压，要其把军队指挥交给史迪威指挥。

罗斯福先后5次致电老蒋要其交出军权，并3次以援华物资要挟。

这也触及了蒋的底线，他把愤怒撒到了史迪威身上，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这一次老蒋决定孤注一掷向美国摊牌，他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并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要其今后不要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资，并迅速离美回国。

他甚至做好了与美国断交的准备，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于绝交之一途。

”

，但人力众多拖住了大量日军，罗斯福显然不愿失去老蒋这个盟友，只能妥协。

他将史迪威召回国，并以魏德迈取而代之，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也不再坚持。

魏德迈有了史迪威的“前车之鉴”，也对老蒋更顺从。

美军代表在会议上讲话

穿梭在重庆与延安之间

但此时，美国的战略仍未改变，他们仍然试图撮合国共。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此行的目的便是促成国共和解，周恩来和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但期间国民党先后三次掀开反共高潮，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皖南事变”。

延安为了稳固统一抗日战线，一直争取与国民党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摩擦，双方此前已进行过长时间的谈判。

赫尔利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共进行了4轮会谈，都由包瑞德担任翻译。

在首轮会谈中赫尔利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文件，毛主席看完问：“这是出自谁的意思？”赫尔利回答：“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得到蒋委员长的认可。

”

鉴于文件与延安预期的差别不大，在会谈中并没有出现太大分歧，只对文件进行了小幅修改。

文件共5条，主要内容是建立联合政府，部队由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赫尔利认为要求“公平合理”，并在文件上签了字。

事实上，美国人要么自作主张，要么曲解了老蒋的意思，这份文件交给老蒋后遭到他的拒绝。

他提出三条意见，要求延安把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如此出尔反尔，且与延安存在根本性分歧，自然遭到延安的拒绝。

包瑞德仍然试图说服毛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席位。

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指出，该席位只是一个摆设，冯玉祥将军贵为副委员长，但他仍无法调动一兵一卒，接受这样的条件无异于投降。

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再次来到延安，这一次他带着另一项任务。

魏德迈不在中国，他的参谋长麦克卢把任务交给包瑞德。

当时欧洲战场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美军打算把欧洲的一个空降师派到山东沿海的滩头建立阵地，以便对日本发起进攻。

他们计划占用的区域由八路军控制，因此美方想请八路军提供方便，并保障美军粮食供应。

延安对此表示同意，包瑞德满意地回到重庆，但不料一个危机正在等待他。

此事被宋子文得知，他认为美军是想武装八路军，大发雷霆，跑去质问已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

赫尔利事先并不知情，因而震怒无比，但美军内部相互推诿，最后只能由包瑞德来背锅。

在此之前，魏德迈已经答应授予包瑞德准将军衔，但事发后赫尔利致电美国陆军部要求取消。

包瑞德不仅被免去美军观察组的职务，而且也永远错失了成为一名美国陆军将军的机会。

美军观察组直到1947年3月11日才撤离延安，共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共沟通桥梁的作用。

但由于国共双方在根本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美军观察组事实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赫尔利与毛主席握手

离开中国

包瑞德一度被“贬”到云南任职，在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担任驻华助理武官。

在华任职二十余年，他的官职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便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溃败的速度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意料。

1948年10月，包瑞德想去东北观察战场形势，只是到了机场才发现，已经没有飞往东北的飞机。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用去东北了，当将军们开始撤退金条和小老婆时，说明战局已定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

当时包瑞德仍然驻扎在北平，亲眼目睹解放军入城以及日后举行的开国典礼。

由于阅兵是公开举行，所以毛主席并不想干涉包瑞德拍摄。

此举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开国大典原本请了苏联摄影师拍摄，但不知为何后来存放胶片的房间失火，导致胶卷焚毁。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是当年包瑞德所拍，那批照片目前还存放在美国的档案馆里。

1950年2月，包瑞德离开北平，迁往台北，从此再也未回过大陆。

1952年，已经服役35年的包瑞德面临退役。

他一直希望留在中国生活，但此刻显然已经无法前往北京，只能退而求其次，向当局提出以平民身份留在台湾。

参加开国大典的部队

不过鉴于包瑞德此前写过的那些报告，老蒋无情地拒绝了他的申请。

包瑞德前往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但那并不是他所喜爱的。

1954年，包瑞德带着失望回到美国，此后曾在大学教授中文。

包瑞德的余生在对中国的爱恨交织以及对失去准将军衔后的怨天尤人中度过。

1971年8月，曾到访过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来华访问，期间周恩来与他会谈，并表示希望邀请当年观察组的成员访华，这当然也包括了包瑞德。

不过时间已经太晚，年事已高的包瑞德行动不便，最终未能成行。

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尽管包瑞德为国共之间的和平做出过一些努力，他如实地记录了延安的情况，但遗憾的是这些并未被美国高层所重视。

包瑞德心心念念想要留在中国生活，但最终事与愿违，他个人的经历仿佛中美交流的一个缩影。

美国一开始就未站在公正的立场的，并且选择了错误的一边，最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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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美国延安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