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8年3月5日，又一个戊戌年春天里的日子。

这一天，我所在的小城没有阳光明媚，反而是阴雨连绵，但热闹非凡，因为是纪念“雷锋”日。

一大早，我就认认真真，但又浑浑噩噩地开始营生着。

浏览新闻，我看到无数个站在主席台上的人激情澎湃地和下面黑压压的人群讲着话，说着同一样的腔调，那就是号召学习某种精神。

学习雷锋精神，这是好事，因为我们要学习无私奉献，乐于帮助他人。

我们往往提倡的都是我们缺失的。

而这其中，最为可贵的精神应该是追求真实、真理。

因为只有一个真实的人，才有资格能被别人学习。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和我说，“兄台，今天是遇罗克的被害日，你要不为他写一点什么”。

我说，我只是记得有这么个人，但快忘记了。

他就说，趁还记得，你还是写一点吧，让更多的人认识他，认识那段历史。

我说，历史不一定是准确的，别人想告诉我们什么历史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

他说，还是尽量写点吧，总会有人知道的。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年轻的时候我很傻，现在不年轻的我很蠢。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尽说真话，不会说别人喜欢听的话。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问我遇罗克是谁？我就说他当年就是因为说了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写了一些文章被枪毙了。

当年有思想的人就会有危险性。

做人，要么装蠢，要么装傻。

想混的好，就装孙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我们还这样的活在世上，可有的人却早早地看不到了。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此时这里举行着一场审判。

其中有名叫遇罗克的年轻犯人，他才28岁。

他因思考而获罪，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审判完毕后，被立即执行枪决。

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这场审判，他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黄帝子任姓之裔封于遇，左传鲁襄公救成至遇，即其地也，后以国为氏。

国内现有遇姓人一万多一点（含错姓“迂”者）。

遇姓不常见，这如同在遇罗克那个年代里，像他那样的人也不常见。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

他的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后来均被划成右派。

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长期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但两次被大学拒之门外。

他先后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小学代课老师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

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意思，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

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

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

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

那年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

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

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

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有些人开始颤抖，记恨遇罗克。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某些人所不容。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视曾长期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依据阶级成分被实际划分为三六九等，影响其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

遇罗克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

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

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

《出身论》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3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6万份。

《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当时在街上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火车上只有这么一份报，全车厢的人争着看。

但谁都没想到，遇罗克却因为这篇文章走进了监狱。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天，他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8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开放改革后，遇罗克的弟弟罗文、罗勉共同研制发明了超过国际水平的切割机“水刀”，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多年后，他们这么回忆这位哥哥。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

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

”

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

遇罗克从小爱开玩笑，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

他有时把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

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遇罗克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

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

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

1959年，遇罗克高中毕业，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

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

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罗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三间。

遇罗克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于是住进家里的小煤屋。

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

母亲不同意，里面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担心住在里面会生病。

遇罗克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于是拿把斧子就把墙里刨出一个洞。

后来，找来个木匠帮忙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

从此遇罗克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

他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小煤屋为“老虎尾巴”。

墙上挂有两幅国画，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

另外，自己写了一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横幅贴在墙上。

“文革”越演越烈，慢慢地，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

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

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

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

罗遇克在小煤屋里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引发众人思考后，父母心中也暗暗得意。

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

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像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

母亲好几次善意地提醒遇罗克别说了，要说也别那么说了。

但遇罗克没有听从。

1967年1、2月间，“联合行动委员会”组建，简称“联动”。

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

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

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

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遇罗克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

“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

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老师，让他们在雨中淋着。

遇罗克问学生：“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学生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遇罗克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

遇罗克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

有些人对选集上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被捕后，遇罗克被关在“死刑号”里。

其中有个“囚友”名叫张郎郎，他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

1968年，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9年后释放。

张郎郎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

张郎郎回忆，遇罗克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

张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

张郎郎回忆，那时候，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跟他说，上面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

他当时认为像陈、周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幻想。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遇罗克、张郎郎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并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众。

张郎郎说他那时候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

当进“死刑号”的时候，就像老鼠碰见蛇，跑都不会跑了，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罗克听见有新犯人进来，就摁按钮，找狱警。

狱警问什么事，遇罗克就大声说：“我们上一批的人他们都见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交代，怎么也不找我审讯啊？”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告诉别人，来到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而且他之所以没枪毙是因为他有重大问题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监狱里让犯人们提前起床，这是因为要枪毙人。

有人过来就叫名字，叫谁谁出去。

那天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没有叫张郎郎和另一个同伴，但遇罗克被叫到了。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

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后，全国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

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

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有人说，真正要了解遇罗克，应该分析他的人和思想，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

《出身论》的现实意义是它对于贵族血统的一种反讽，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人被压抑，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说出了心里话。

另外，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说他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就想追寻真理。

48年间恍如一指尖，窃以为，以血统、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这是免不了的，这也是个永恒的现象。

遇罗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它倒过来，这个想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实现不了。

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遗忘他，有些人想记起他。

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是遇罗克经常熟读的一句句子，作者是鲁迅。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48年过去了，遇罗克用生命谈了“出身”，窃现在却不敢喜。

现在面上我们都谈的是信仰和初心，但其实私底下谈的是金钱和权欲。

这些都和出身一样。

似乎，一切都没有变过。

呜呼，我也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遇罗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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