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某家打印店决定涨价，涨幅每张纸三分钱。

三分钱嘛，多大事，打印店却也一丝不苟，足足写了三页纸的涨价说明，详细分析了近来市场的波动，列举了周边打印店的定价情况，摆事实算数据作对比，以写论文的严谨来证明，涨这三分钱完全是形势所迫，不掺杂一丝剥削和压迫。

态度这么端正，一股呆萌的气息扑面而来。

大家把打印店这番小题大做解释为“求生欲”。

没办法，学法律的同学们都不是吃素的，拿不出有力的论据，涨个三分钱也觉得没底气。

呆萌至此，精神可嘉。

在公共生活中，“讲道理”是一种朴素而可贵的品质。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一家银行搞得很不愉快。

因为他完全看不见，被银行判定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于是拒绝给他办借记卡。

这就不讲道理了。

法律专家首先就不答应，盲人怎么就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法条里没这么写呀。

反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语音、文字提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并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

”银行理亏，无可辩驳，态度倒是端正，很快就道歉了。

风波并不大，却足以管窥残障人士在公共生活中的不便。

他们的权利，时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跳出纸面。

2016年，盲人小石在长沙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当时他想办信用卡，被无情拒绝，理由是他不能阅读风险提示，也不能签名。

小石很受伤，把银行告上了法庭，可是法院并没有支持他。

法院认为银行拒绝给小石办信用卡，是遵守了信用卡业务的相关监督管理规定，并不是歧视，并且，信用卡是特殊金融产品，银行有权规避风险、审慎处理。

借记卡和信用卡的风险系数自然不同。

不过在讨论周云蓬的遭遇时，还是有银行从业者忍不住叫屈：真未必是歧视，你看遍地的银行卡诈骗，还是谨慎为妙，万一出了事，柜员可不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么。

话说得偏颇，可也折射现实困境：我主张的是权利，你担心的是风险。

照着条款来、照着“死规矩”来，最大化规避风险，自然是最万无一失的。

拒绝“变通”，其实是为了不背锅，情愿去“歧视”。

大可批评银行网点怕担责、缺乏同理心，还是不免纳闷，尊重权利和规避风险，二者真的不可得兼么？

曾经有科学家探索过盲人专用信用卡的概念设计，简单地说，是以指纹识别代替签名，交易时，明细会以盲文出现在卡片上，内置扬声器报出商品名称。

这么高级的黑科技稍显遥远，不过细致的服务也可以弥补现实的缺憾。

比如在服务体系成熟的国家，银行会准备专门的盲文合同，或者为视觉障碍者专门提供大字打印的条款。

有些信用卡还会设计有凹槽，提示用户该把哪端放进刷卡机。

即使无人陪护，视觉障碍者甚至全然看不见的盲人，都能够开通使用银行卡。

落实残障人士的权利，需要技术加持，也要仰仗细致和规范化的服务。

其实国内的服务机构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一些银行网点会专设特殊窗口，帮助残障人士办理业务。

只是“保障权利”说起来很抽象，残障人士在公共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具体而复杂的。

盲人无法阅读和签字，是个问题，能签字也未必就一路顺风，比如郑州有个失去双臂的小伙子，差点就因为摁不了手印贷不到款。

周云蓬发微博吐槽之后，银行在道歉信里承认“专业能力不足”。

“专业”究竟要怎么保障呢？自然没法全靠柜员们的自我修炼和觉悟吧。

如果能有细致、规范的流程和配套设施来应对残障人士的各种需求，加上职业培训也到位的话，周云蓬们哪儿来那么多堵心呢？

道理都懂，但保障残障人士权利归根结底也是技术活儿，成熟的服务体系，才足以支撑起一个对残障人士友好的社会。

光晓得宣讲空泛的道理，在实操中可能和唐僧的碎碎念功效差不多，那真是比校园里打印店老板还不如。

那么好的服务体系从哪里来呢？

我想起不久前“一席”的一个演讲。

演讲者是设计师何志森，他被朋友调侃成“疯狂的城市追踪爱好者”，到处“偷窥”，有着大量“光辉的猥琐事迹”。

他曾经花了四年的时间跟踪观察一个卖盒饭的小哥，研究他们怎么颠覆了设计师在电脑上设计出来的城市空间，还做成了博士论文。

他到大学里分享研究成果，结果一个学生砸来了一个让他“懵了”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设计中考虑小贩子这样的群体？

何志森意外，是因为他觉得这不该是个问题，人人平等嘛，这是价值观念，还用老师教么？于是他义无反顾地继续他的“跟踪”事业，还带着学生一起做，鼓励他们亲自体验城市里那些“边缘群体”的生活，找到他们的需求，给出更具人性化的空间设计方案。

建筑设计师的演讲跟残障人士权利保护没直接关系，可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

空间也好，制度或者服务体系也好，好的设计，总起源于细致入微的考量、设身处地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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