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

在二战时期的日军当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军衔普遍不高，但却有着极高的特权，不仅经常伪造长官命令，甚至越级指挥部队。

在作战会议上，我们常常看到只是中佐、大佐的他们，却敢直接指着将官的鼻子疯狂输出，而被他们辱骂的将官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独自生闷气。

这就是日军的参谋。

参谋制度，是日军极为特殊的一种制度，日军的参谋不属于自己的主官管理，而是属于上一级的参谋管理，所以一个小小的参谋虽然军衔普遍不高，但却有着极大地权力。

在日军所有的参谋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

而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号称“豺狼参谋”的辻政信。

直到二战最后结束的时候，辻政信都只是刚刚晋升为大佐，一生都没有成为将官。

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看到辻政信的身影。

他不仅推动了日苏诺门坎会战的爆发，更在东南亚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造成了大量英美战俘的死亡。

因此，辻政信也成了盟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战争结束后辻政信却突然在人间蒸发，甚至成为了国民党的座上宾。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恶名昭彰的参谋，辻政信。

昭和三大参谋：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

一、出身贫寒的少年英才

总结辻政信的一生，有三个特点：自大、残暴、狡猾。

辻政信不仅在盟军中是臭名昭著，在日军当中同样是风评极差。

除了一部分极其狂热的士兵十分地崇拜他之外，很多将官都对辻政信嗤之以鼻，这其中就包括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他曾多次在自己的日记中嘲讽辻政信。

1902年10月辻政信出生在日本石川县的一个碳农家里。

彼时的日本是个社会等级十分森严的国家，碳农几乎是整个国家最底层的存在。

由于家庭贫苦，小学后为了能够继续求学，辻政信考取了陆军幼年学校，一方面是因为辻政信想要从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这所学校是不收取学费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来到陆军学校后，辻政信却十分的适应，从陆军幼年学校一直到陆军士官学校，辻政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而在陆军大学毕业时更是当时的第三名，得到了天皇御赐军刀。

要知道这是一种极高的殊荣，每年的毕业生中只有前六名可以得到，在所有军校出身的军官里，辻政信这样的人被称为“军刀组”，属于精英中的精英。

辻政信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他不是石原莞尔那样的军事天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成绩，完全是靠着他超人的毅力。

每当别人休息或者玩乐的时候，辻政信都在全力地学习，为此经常的通宵达旦，每天仅趴在桌上睡两三个小时。

陆军大学毕业后，辻政信来到步兵第七联队担任中队长，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第七联队被派往中国上海参与作战。

来到战场上的辻政信作战十分凶残，很快便被中国军人打伤，无奈之下辻政信只能被调到参谋本部担任参谋，而此时他的长官正是东条英机。

在参谋本部四年的时间里，辻政信多次在中国甘肃、肃州等地活动。

1936年，辻政信奉调关东军，来到东北之后，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了“九一八”事变的资料，深深地被石原莞尔所折服。

东条英机

辻政信感叹道：

“先觉得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

从此之后，辻政信一直将石原莞尔视为自己的偶像。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针对是否进一步扩大战争，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主张不扩大战争，逐步的蚕食中国，而以武藤章为首的则主张全面侵华。

此时的辻政信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抱负”，也背弃了自己的偶像石原莞尔，四处鼓吹游说，进一步扩大战争。

但是无奈辻政信此人实在是在军中人缘太过于差劲，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长官都对他十分的反感，在转了一圈之后，辻政信又一次回到了关东军作战课，而这一次的辻政信，准备策划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二、辻政信与诺门坎会战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维持战争的高消耗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在本国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日本将目光放在资源丰富的远东和东南亚。

这使得日本军部形成了“北进派”和“南进派”。

“北进派”以陆军为主，主张向远东发展，同苏联交战，毕竟当年日俄战争时，日本曾经战胜过沙俄，如今虽然已经姓“苏”了，但毕竟是同一群人，心理上有优势。

而“南进派”则以海军为主，主张向东南亚发展，在南洋诸岛上同英美国过招。

因为当时美国人逐渐地准备停止对日本出口石油和废钢铁，这对日本是致命的打击。

此时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就成了日本人非常想要得到的战略物资。

由于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连连取得胜利，因此在大本营陆军的话语权就相对多了一些，“北进派”就此占据了优势。

1938年7月，侵华日军在策划武汉战役，大本营由于担心苏联进攻东北，搞了个“张鼓峰事件”测试苏联的反应，驻朝鲜的第19师团在张鼓峰吃了个大亏，付出1440人的代价，而苏军仅仅死伤800余人。

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

最终日苏两国通过外交交涉，签订了停战协议。

但是这样的结果，在辻政信这样的战争狂人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

既然朝鲜军无能，那么就让苏联人见识见识关东军的厉害！于是辻政信以关东军司令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了《满苏国境处理纲要》。

在纲要中，辻政信说道：

“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

而两国国境线不明的地区，往往正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摆明了就是要找事。

而此时活动在苏蒙边境的，正是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小松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也是日本军界的精英分子，曾经担任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在陆军中属于比较有见地的将领。

回国后一直在参谋本部从事谍报工作，这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来到东北后小松原道太郎一直想建个奇功，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很快，在哈拉哈河畔的诺门坎，伪满洲国和伪蒙军队发生了冲突。

小松原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关东军司令部。

得到消息后的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根据此前辻政信制定的《满苏国境处理纲要》，要求小松原坚决出击给予报复。

此前小松原听辻政信说他亲自越境侦察过，对面苏蒙联军只有400人，辻政信表示，只需要准备112门反坦克炮，400辆卡车，对付苏蒙联军就足够了。

于是小松原派出了第64联队再加五个中队组成的部队，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带领下，跟着辻政信出发了。

到了哈拉哈河畔双方一列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日军开始的时候进攻还算顺利，不仅击退了伪蒙军，还击毙了伪蒙军师长。

但很快日军就遭到了苏蒙联军的反攻，小松原派出的第64联队几乎全军覆没，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也阵亡。

此时的日本又发挥了他们在二次大战期间常用的伎俩，开始对战争的结果进行“加工”，于是一番修改之后，本来是惨败的结果，在日本的报告中，却被描绘成了一场大捷，成了日军重创苏蒙联军。

得到这个消息后，关东军司令部非常高兴，暗示小松原继续进攻，从而“扩大战果”。

很快，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下达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全部出动，第七师团一部也调往诺门坎助战，第二飞行师团调往海拉尔随时准备参战，为了对付苏联人的机械化部队，日本甚至派出了国宝级的“第一装甲师团”，全部投入战场。

于是，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向苏蒙联军发动大举进攻。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2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

实际上，苏联人早已大量增兵，此时兵力达到57000，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而坐诊的指挥将领也换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可夫。

这样的实力对比，后果就不用说了，结局是，日军参战的空军“第二飞行集团”几乎被全歼，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名，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

“国宝”第一战车师团全部被歼灭，地面部队死残、失踪达17898人，联队长级别的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损失率达到70.3%，几乎被全歼。

诺门坎战役中的日军阵地

战后，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都被转为预备役。

但是始作俑者辻政信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只是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并在第二年荣升中佐，随后被调往台湾军研究部。

三、巴丹死亡行军

辻政信抵达台湾后，敏锐地预计到日本将在东南亚动武，遂与人合著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不得不说，辻政信在战略计划的设计上，的确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的这本作战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讲述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

而这也为辻政信赢得了“作战之神”的称号。

那段时间，为了制定出精准的作战计划，辻政信绕着海南岛，一公里一公里计算炸路炸桥、修路修桥、作战、通行所需要的时间和兵力。

到了1941年8月底，在大本营作战室陆海军幕僚联合兵棋演习的时候，参谋总长杉山元提问“诸君对南方作战的时间表怎么看？”

首先回答的还是辻政信：

“如果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开战的话，两个星期内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够拿下马尼拉，纪元节（2月11日，据说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能够攻下新加坡，陆军节（3月10日，日俄战争日军获胜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长节（4月29日，昭和天皇的生日）能够攻下仰光。

”

这样的计划听起来十分的疯狂，但这是典型的辻政信风格，狂妄自大，喜欢搞什么献礼行动，凡事都得跟节日挂上钩。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面战争进程基本都是按照辻政信的计划发展的，日军是在12月7日凌晨偷袭的珍珠港，比辻政信预计的晚了一个月，最后攻占新加坡的时间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时间表只晚了4天！

菲岛战役期间，辻政信又一次展现了他残暴的一面。

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通过第14军参谋长林义秀少将下达了灭门的命令。

但是川口还是违抗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从而在战后从绞刑架下捡了一条命，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而林义秀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期间，辻政信假借大本营命令将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新加坡作战期间，辻政信任山下奉文的第25军作战参谋，攻占新加坡后，他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抵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辻政信

新加坡作战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但是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听说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于是推迟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14军协助指挥。

辻政信来到14军后，私自下达了虐杀战俘的命令，他对手下士兵讲道：

“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能够完成天皇陛下的期望，让有限的日本士兵能够充分投入到战争之中去，因此必须要将手下的俘虏全部都果断处决。

”

在辻政信的心中，美国人就是白种人殖民者的代表，应当被无情地消灭。

菲律宾人作为亚洲人却宁愿当做白种人的走狗，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种族，也应当被处死。

新加坡战役结束后，当时投降的78000人，在当时的美军看来，作战失败然后投降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投降以后进战俘营，战争结束后照样可以回家生活。

为此，美军在投降的时候，甚至还留下了几百辆卡车为的就是到时候让日本人用这些卡车运送战俘。

但美军显然不了解日本人的疯狂，这些战俘在投降的那一刻起，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便已经不适合在活着了。

于是日军驱赶着这78000人的战俘，踏上了巴丹死亡行军之路，而这场行军幕后的策划者也正是辻政信。

在酷热难耐的巴丹转移之路上，沿途缺乏植被的遮盖，以至于所有俘虏都不得已暴露在烈日之下，遭受着高温灼烧的痛苦。

相对于饥饿和疲惫而言，对这些俘虏而言，最为无法忍受的就是极度的口渴。

作为俘虏的他们并不知晓还要行走多远才能够到达最终的目的地，随着前进路程的逐渐遥远，越来越多的俘虏因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折磨，相继倒在路途之中。

对于那些想要顽强挣扎起来，继续前进的俘虏而言，等待他们的是日军寒冷彻骨的刺刀。

这样一来，这些可能成为拖累行军速度的因素便被清除干净。

事实上想要解决战俘们饥渴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沿着巴丹半岛的边沿便有众多河流以及泉水，然而日军故意为了折磨这些俘虏，便不让他们去喝水。

但凡事也都有例外，在行军过程中偶遇一个小水塘，日军允许俘虏们前去喝水，这倒也不是他们大发善行，而是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表层漂浮着绿水藻以及脏污的抽水坑，看起来就令人作呕。

但早已经被饥渴折磨得不像样的俘虏哪里会管得着这些，义无反顾地一拥而上，趴在地下将水面的脏污用手拨开，连同着那些绿油油的气泡一同喝下去。

明知这些脏水喝下去对他们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他们依旧毫无嫌弃。

没过多久日军便催促着他们返回部队之中，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旁观者都触目惊心。

那些冲向水坑边喝过污水的俘虏全部都被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在屠杀完所有喝过污水的战俘之后，他们就将死去的战俘随意丢弃在荒郊野地之中，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尸体在高温下没过多久便开始腐烂变质，招致大量的蚊虫寄生在尸体之上，所有人都不敢回头观看这一血腥残忍的一幕。

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后来因为这场死亡行军而被送上绞刑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不计其数。

1944年，辻政信出任第33军作战参谋，参加缅甸战役。

在缅甸，辻政信又故技重施，对缅甸的抗日力量下达了与新加坡同样的命令，结果又是一场血洗。

四、二战结束后的辻政信

由于辻政信在二战期间的种种暴行，自然也使他成了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战后英美等国疯狂地寻找辻政信的下落，特别是后来的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更是放话：掘地三尺也要把辻政信挖出来。

令人奇怪的是，盟军几乎搜遍了可以找的每一个角落，但就是找不到辻政信的影子，辻政信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殊不知此时的辻政信却在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中国国民党政府。

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辻政信会出现在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又为什么会收留辻政信呢？

按说，辻政信在中国大陆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这样的人来到中国按理说只有思路一条，但为什么辻政信却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呢？

原来日本投降时，正在曼谷的辻政信自知难逃法网，随后化名“青木宪信”冒死前往了国民党当局设在当地的军统机关。

当年辻政信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的时候曾经在溪口操办过公祭蒋老夫人的仪式，并给前来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所以，军统对于辻政信的到来给予了极大的保护。

在辻政信到来的第二天，军统局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路护送辻政信由河内转重庆，最后抵达南京。

辻政信抵达南京后不仅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接见，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被安排在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办公，成为日本战犯进入国民政府任职第一人。

不久又归拨国防部严格保密的第三研究组，先后编撰过《西伯利亚作战纲要》、《对三次大战的预想》、《共军与国军军事形势评判》、《冬季作战的参考》、《东北国军与共军作战设想》。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国共争夺东北，由于国民党手中没有东北作战地图，便向曾经长期活动在东北的辻政信求助，但令国民党没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手中也没有作战地图，因为关东军从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又被派去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被国民党当局悄悄放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的辻政信在日本当局的庇护下躲进了寺庙。

直到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宣布对日本战犯搜索结束，然后第二天，辻政信就在日本公开露面了。

回国后的辻政信又撰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生涯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成为1950年日本的最畅销书。

1952年11月辻政信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开始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他四处宣扬自己的极端言论，依旧和当年一样的狂妄。

而他当年的那些作战经历此时都成为了他的政治资本。

但辻政信是不会满足于只是做一个议员，他需要制造更大的声势，谋求更大的权利。

恰好，1960年印度支那地区在一连串的政变后陷入大乱的局势，让辻政信嗅到了干一番事业的机会。

于是辻政信变卖家产筹集旅费，以“对东南亚进行实态调查”的名义，于1961年4月飞到了印度支那。

不久后又化装成和尚潜入老挝，企图偷掘日本军队撤离老挝前藏匿于此的黄金。

但这一次辻政信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很快他就被老挝人民解放军抓获，并最终以“间谍罪”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一生。

最后：

回看辻政信的一生，此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豺狼之心，他不仅狂妄自大，对待敌人残暴血腥，甚至很多日军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更有意思的是，辻政信在日军就好像是一个“丧门星”一样，凡是做过他主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除了当年关东军的植田谦吉之外，在远东军事法庭被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有5名都和辻政信交往过密。

而就是这样一个狼子野心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居然可以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宾，国民政府有安有不败的道理呢？

好在最后老天是公平的，辻政信虽然逃过了法庭的审判，但却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最终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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