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

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

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

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应临时大学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

师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

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

大队长分别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

临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黑道中的“湘西王”打过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 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许“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密布于山野丛莽中的黑道弟兄下达了手谕；或许因为穷师生们本身没有多少财物可劫掠，一路下来，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照拂。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当旅行团进入贵州腹地时，不间断地有村寨地保敲锣，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

此后，旅行团更是一路畅通无阻，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

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嘹亮的歌声在雷电交加中传向四方，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队员们握手拥抱。

68天的长途跋涉，使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

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东郊贤园。

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另有部分从海道来昆的学生伫立欢迎。

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

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

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站在队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梅贻琦。

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黄师岳与随团的官兵也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

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彪炳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

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为鼓励师生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

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

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

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之初，以蒋梦麟为主任的总办事处设在崇仁街46号。

未久，在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又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几处房屋略加修理，置办一些桌椅就可以开课。

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20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

由于条件的限制，图纸一改再改，由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最后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几经反复，拖延数月。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

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

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

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

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

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自1938年7月中旬始，日军作战大本营指挥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地区围攻而来，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

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形势日渐严峻。

10月13日下午，西南联大被炸，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梅贻琦、蒋梦麟侥幸逃过一劫。

就在日军攻占越南并出动战机对重庆与昆明等地狂轰滥炸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宜作万一之准备”，即做迁移的准备。

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教育部指令，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7月26日，梅贻琦与联大教务长樊际昌、事务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但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前去一个学院。

9月9日，联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樊际昌等人前往澄江再次调查和筹设分校与当地接洽的情况后，决定不去澄江，分校地点以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为宜。

汤用彤

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

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

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西南联大做出了迁川的决定。

这年10月初，四川省政府致电西南联大，并表示“校址似以泸县、宜宾、叙永一带为宜” 。

根据派人勘察的结果，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及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演变再做全部搬迁的抉择。

因战时交通不便600余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6日开学，10日上课。

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课堂。

叶企孙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

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

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做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

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树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

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

同时也写下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的感慨，这又是另一段故事。

冯友兰

西南联大就地解散，三校师生及眷属四五千人，自西南边陲昆明播迁平津。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

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明联大旧址独立设置，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其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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