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中国女排里的传奇人物，力挽狂澜将国家女排队从世界排名第八带到夺冠。

那么在1995年，郎平究竟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郎平的自述中寻找答案。

身离女排心中牵挂 时刻关注被邀回国

1994年11月，郎平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在香港打完最后一场比赛。

正准备回美国之际，接到了中国排协的电话。

电话里，中国排协让郎平先回北京一趟，说是有事相商。

对于这个电话，郎平心中是有数的。

1993年和1994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女排队伍最困难的阶段。

自从输给韩国队后，中国女排的士气便一泻千里，整个队伍都一蹶不振，导致1994年世界锦标赛结束，中国女排在世界上排名仅仅第八。

那时的郎平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时刻关注中国女排情况的她，被这个排名吓了一跳，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一整天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不是女排原有的水平，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郎平心想。

但是排名是真实的，郎平只得接受。

郎平知道，早在巴塞罗那运动会时，女排队员们的士气就出现了问题。

1991年，郎平刚生下女儿白浪正在美国坐月子。

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比赛实况，郎平急地坐立不安，只能苦苦等待结果。

望眼欲穿换来的不是捷报，而是一个个的坏消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无望夺魁；巫丹吃的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是兴奋剂……

接二连三的问题，令中国女排的士气严重受挫。

而体育竞技，尤其是团体体育竞技，比的就是士气。

早在奥运会比赛开始前，为了给女排们鼓劲儿，已经有八个多月身孕的郎平还曾专程坐12个小时的车，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去探望女排的姑娘们。

想起这些，月子中的郎平坐不住了，几经折腾终于拨通了国际长途，找到了张蓉芳仔，细地询问事情的原委。

张蓉芳知道郎平难过，但还是一五一十的确认了郎平的种种疑惑。

郎平难过极了，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情绪稍作平复，郎平第一时间拨通了远在北京的父亲的电话，拜托父亲一定要代自己前去看望、安慰女排姑娘们，告诉女排姑娘们，自己永远支持她们，不要气馁，来日方长！

然而，中国女排的士气仍旧没能恢复起来。

1994年年底，女排中的老队员们接二连三地辞职，队长赖亚文虽心有不甘，但仍旧提起了笔，信中赖亚文难掩悲伤情绪。

谈论辞职信时，赖亚文仍旧激动：“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排球，打了整整12年，没想到落得‘世界第八’的结局。

现在是中国女排队伍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如果不换教练，中国女排肯定起不来了，尽管很不甘心，但是我也不想干了。

我才24岁，原本还可以再好好打几年的。

”

停顿了好一会，赖亚文又接着说：“1995年初，国内各大媒体争相发布消息，说要换教练，郎平有可能参加主教练的竞选，我的心中一下就燃起了希望，要是郎平回来带队，女排就有救了。

”

“要是郎平回来带队，女排就有救了”，没错，中国排协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拨通了郎平的电话，待郎平到达北京后，与郎平做了一次长谈

谈话中，袁伟民直接开门见山：“中国女排最缺乏的是教练的凝聚力，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剩一年半的时间，不容许我们慢慢来了，你能不能考虑回国执教？”

郎平沉默了，这意料之外的请求令她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知道袁伟民一向不求人，但是将中国女排拽出低谷这份重担，这份信任，太重太重，郎平不敢轻易作出承诺。

况且这时候，郎平的婚姻出现问题，正在处理离婚事宜。

家事国事进退两难 祖国呼唤挂帅出征

离婚之事，郎平不想过多的人为自己担心，所以只告诉了妈妈和好友劳尔。

八年前，郎平两手空空前往美国打拼，参加了许多比赛，膝盖做了三次手术才好不容易有了大房子、绿卡、车子、事业、家庭和女儿。

如今两人感情破裂，所有当初努力合二为一的，都要再次重新一分为二，甚至连女儿浪浪都不例外。

这种撕裂的血淋淋的痛，是无法言说的。

那个时期，郎平身心俱疲，不仅要处理好工作，还要做离婚后的安排，整个人时时刻刻都处于煎熬中。

婚姻里，郎平一直努力做个贤妻良母，可结局还是事与愿违。

郎平说：“生活实在不是一个简单对错所能够概括的，你尽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满如意，这比打球难多了”。

离婚是已经决定好的事，只剩下手续和其他相关，没了婚姻，郎平在美国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和几分不错的薪水。

但是，一旦决定接受回国执教的邀请，郎平就要放下八年来在美国得到的一切，重新开始。

实际的困难和祖国的邀请，令郎平举棋不定，心情翻江倒海。

美国这边，郎平除了在墨西哥大学当助教，跟八佰伴世界明星队的合同还未完全彻底解除，另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工作合同，如果选择回国执教，这些都是要一一处理的事。

私自单方面解除合同，所要赔偿的违约金是天价的。

离婚协议里，车子、房子、院子等郎平都给了前夫，自己除了女儿什么都没要。

几乎净身离开的郎平是无力支付高昂的违约金的，何况离婚所带给女儿浪浪在生活上的影响，让郎平感到愧疚。

作为一个母亲，她深深感到对女儿的亏欠，而亏欠，也使郎平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那时候，郎平几乎都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些，也没有考虑过回国后的待遇。

接到袁伟民邀请后，郎平满脑子只有一个问题：我行不行？这个挑战我究竟要不要接？

那段时间，郎平一直和中国体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国事、家事，郎平都想处理好，可是偏偏又都不知所措。

郎平知道，回国执教没有那么简单，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故，说是一年半，可一旦回国又怎么可能只有一年半？这不是出门旅行，说走就走，说回就回。

郎平纠结时，她的美国好友劳尔结合郎平的实际情况，为郎平作出了深入分析。

劳尔说：“你在国家队这么多年，干的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那么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开始新的生活，重回建立新的家庭，再说你还有那么多的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这些利弊得失，郎平全都想过，可是邀请郎平的，是她深爱的祖国母亲。

宛如一个常年在外的游子，遇到困难的母亲远隔重洋打电话来请求帮助，孩子能无动于衷、心平如镜吗?

1995年初，中国排协正式发布更换教练文件，郎平的电话被打的次数更多了。

球类司司长给郎平发去电传，其中的一句话让郎平彻底破防，那句话是这样的：“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郎平哽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郎平同每个国人一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

她能扛得住失去所有，却唯独扛不住来自祖国的一声：“祖国需要你！”

郎平不再犹豫、担忧、彷徨、迷茫，她知道，女排在国人心里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1981年起取得五连冠后，“女排精神”更是渗透了祖国的角角落落，所有人都在传颂着“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整整激励了一代中国人。

如今，女排遭遇困难陷入低谷，国家肯把这个重任交给自己，那是对自己的托付与信任。

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不仅是对自身价值的挑战，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机会。

自传中，郎平说：“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里空出一大块，才需要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

为了国家，为了对得起托付和信任，个人做出点牺牲又算什么。

”

回国！回去力挽狂澜！郎平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解决问题终得回国 媒体关注郎平回答

郎平决定回国执教的消息如一枚横空而出的炸弹，炸出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媒体。

一时间，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报纸争相报道。

美国那边也引起了不小骚动，墨西哥大学排球队的队员们为郎平开了欢送会，送给了郎平一套合体的运动服。

一个经常给郎平送烤菠萝干的球迷老妈妈，还专程去郎平家给郎平送了一大包菠萝干。

那是郎平在美国最喜欢吃的零食，平日里在墨西哥大学排球队当助教时，郎平经常吃老妈妈的菠萝干。

朋友、球迷，郎平道别了一次又一次。

刚租的房子肯定是要退了，这个比较好办，付清罚金就可以；绿卡直接找美国移民局就好了，也不是很难办。

最难办的，是美国墨西哥大学和其他合作合同问题，这笔违约金数目太大，郎平一时间想不出很好的办法。

她并不准备让中国体委和排协来承担这笔钱，一来体委和排协也不富裕，二来这会在国内造成相当大的舆论，郎平不想这样。

但是问题总要解决，就在郎平一筹莫展不知道去哪里弄这笔钱的时候，一向支持体育事业、在80年代深受“女排精神”影响的中国企业家——朱树豪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朱树豪主动找到了袁伟民表示：愿意帮助郎平解决回国执教的困难。

不仅如此，朱树豪还让其在美国的律师专门找到了郎平，与郎平的律师一起，处理完了合同问题。

一切准备就绪，战士只待启航。

收拾完东西后，郎平发现，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多年，到头来，自己只剩下两个箱子和女儿。

想起女儿，郎平心如刀割，她想去香港看看女儿，可是郎平不敢，马上就要回国打一场硬仗，而这场硬仗，是没有退路的。

她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把感情封闭一段时间”，郎平对自己说。

1995年2月14日，郎平上了飞机，为了不得到过度关注，郎平只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劳尔。

那天正是情人节，劳尔送了郎平一大捧红玫瑰，承诺1996年奥运会会去看郎平。

飞机上，郎平看着窗外的云朵，闻着玫瑰花香，突然觉得很孤独，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滴进玫瑰里。

情绪平复后，郎平深吸一口气，在飞机上做起了训练计划。

早在答应回国时，国内排协就将关于奥运会的一些重要资料传给她，眼下，郎平脑子里回忆着资料，开始做赛前的大致安排。

写着写着郎平停下了笔，突然觉得自己很大胆：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

郎平想着，随即又摇摇头：我没有冲动，我是三思而后行的。

早在2月初，郎平便给排协详细写了一份关于如何执教、如何将女排队带出低谷的书面报告。

报告中分别从心态调整、训练内容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郎平自己的想法，想起那份报告，郎平心中安定了不少。

十个小时的行程很快结束，上飞机前，郎平跟自己北京的几个朋友通过电话，特意嘱咐千万不要去接机，也不要搞出任何大阵仗。

“我不愿意兴师动众，不想把风声搞得那么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国执教的事看的平常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样，为国家尽力而已。

”

郎平在自传中写道。

然而郎平忽略了国内记者的热忱、能力和彪悍程度。

她回国的时间和班机早已被记者们调查得一清二楚，飞机场外，数百名记者早已等待多时。

央视记者直接扛着摄像机、打起照明灯等在机场，郎平的回家，注定不会如她所愿般平静。

果不其然，一下飞机，郎平便被闪光灯晃花了眼，晕机让她搞不清状况。

等看到机场人山人海，郎平的第一反应是：是哪个贵宾来中国了吗？郎平边想，还边频频回首往身后看。

记者们不知道郎平的想法，一拥而上，举着话筒轰炸般对郎平提问。

郎平被挤得东倒西歪，完全没办法回答记者们的任何问题，机场方面终于找来了保安，架着郎平迅速离开了现场。

当喧嚣归于平静，郎平终于反应过来：她到家了！呼吸着祖国的空气，郎平心情格外好，她很快接受了各地媒体的采访。

采访中，面对记者的提问，郎平极其恳切地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我不是神，大家给我机会，也要给我时间。

社会各界理解温暖 郎平女排再创辉煌

是的，“铁榔头”郎平不是神，只是，还是个女人。

在一群男教练中间，郎平显得格外突兀显眼，而就是这个女人，要代表国人、带领中国女排，与世界级的男教练、强队抗衡。

中国人民是很能理解郎平的，很快许多报纸就刊登出了十分暖心的文章，文章真情实意，满满的都是对郎平的理解与祝福。

一位卖西瓜的大嫂，看到文章，三伏天用板车拉着自己刚摘下来并且精心挑选的西瓜，走一二十里路，送到郎平所在的体育馆给郎平打气。

柳州市委听说女排经济困难，立马组织国内企业捐款，国内企业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筹到了将近一百万的训练经费；老总李东升辗转找到郎平，为女排成立了“郎平基金会”。

，感动的郎平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让女排姑娘们得知这些募捐来得多么不容易、心意多么贵重，郎平带领女排姑娘们参观了李东升集团的生产线。

郎平动情的对女排姑娘们说：“不要把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当做理所当然，凑足这些募捐款，工人们要生产、卖出多少台电视，这每一分一毛都是他们的血汗。

”

郎平跟女排姑娘们下狠心了：不干也得干！还要好好干！玩命地干！

郎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了各大媒体记者隔三差五的采访。

郎平说：“工作还没开始，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倒希望记者们少写我、少关注我，等女排输球了，我倒希望他们多关心、多鼓励；如果女排赢球了，也不要把我们吹到天花板，太高了，容易摔下来。

实事求是是吧，不要一会高，一会低，保持恒温。

不要炒作我，也不要捧我。

我是中国人，我只是把自己这些年在国外学到的、看到的带回自己的祖国。

”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卧薪尝胆。

郎平带着女排的姑娘们开始了艰难刻苦的训练，她把女排姑娘们称作“12根筷子”：

“筷子牢牢捆绑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了嘛”，郎平说。

1996年，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女排在被各国记者不看好下，闯进了决赛，夺得亚军。

这是一次极大的突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郎平和女排姑娘们克服重重障碍，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重新回到了世界强队的队列，这是国人们的骄傲。

中国人民没有因为郎平没有能够带领中国女排夺冠而指责郎平，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姑娘们经历了什么。

“亚军”已经是很好的成绩，宛如一名优等生，遭受严重心理创伤后成绩下滑至倒数，随即又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突破、调整自己将成绩一跃提升到年级第二。

世上虽无感同身受，但是其中的辛酸苦难，稍微想想，就知道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奥运会结束后，郎平被评为“世界最佳教练员”。

随后的日子里，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所向披靡，于2015年、2016年、2019年荣获三次世界冠军。

2021年9月，郎平卸任中国女排教练。

如今的郎平，终于可以享受稍微清闲点的生活。

微博上，她时不时就会跟球迷们分享自己的日常：谈论健康、谈论手表、谈论神州十三号。

从1995到2021,当初的一年半变成了26年，这26年里，郎平没有让祖国同胞失望，也没有辜负自己。

她用汗水和时间向世界证明了郎平可以、中国女排可以。

虽然郎平已经卸任，但是她为中国体坛、中国女排作出的贡献，我们将会永远铭记在心

参考文献：

《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标签：女排中国回国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