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Christian Henriot（中文名安克强）不久前在《世界报》发表专栏文章，批评法国大学对中国研究不足，与21世纪中国所占据的地缘政治地位不相称。

这引起了法国学界的关注和中国国内中法关系研究圈的讨论。

“浑浑噩噩”源自对华矛盾心态

安克强教授是知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任教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其相关著作甚丰。

他在文章中提及法国大作家马尔罗在1967年就已经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远景，认为“中国时代”已经到来。

安克强在文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国。

面对中国在多重领域的崛起，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发展我们对中国的认知能力？我们有没有使法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更深、信息更丰富？显然没有……”

安克强教授从历史专业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两点：一是法国大学机构只有中国语言和文学专家组成的中文系，而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科技和法律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均甚为肤浅，研究人员严重不足；二是法国大学尽管一直在培养年轻的研究中国的学生，但是法国政府和社会却没有给这些研究者以必要的“出路”，导致他们当中除极少数外，大多数人一毕业就转行或出国……导致的结果是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其大学和学术界居然对21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中国的认知，始终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以笔者在法国几十年工作和生活的亲身经历而言，安克强教授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而且这一现象在欧洲也极具代表性。

深究一下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是法国及欧洲政治精英所刻意构筑的一种局面。

法国曾是世界第二大殖民主义帝国。

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一向有着双重心态：一方面总是“非常重视”——历史上法国神父、汉学家Jean-Baptiste Du Halde（中文名杜赫德）是欧洲第一位出版《中华帝国全志》的作者；而当年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也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大国。

但另一方面，法国在实际中又总是与中国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举出一系列证明法国并不那么真的“看重中国”的例子……正如欧洲歌星甘斯布尔所唱的“我爱你……我又不爱你……”那样。

法国从文化角度出发，确实非常重视中国。

自18世纪以来，法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文字和文学领域。

但是，中国的其他方面则不受重视。

如今，安克强教授批评法国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依然局限于语言和文学，这是与法国从政界到社会对中国其他领域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相吻合的。

法国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两国既非盟友又非敌国，是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互不相干的两个国家，这很可能是法国直到本世纪初一直对研究中国政治本身始终不够重视的原因之一。

一条“负面看中国”的红线

在法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生没有“出路”的现象并非今天才出现。

以《中国挑战》一书的作者Lionel Vairon（中文名魏柳南）为例，这位中文与政治学双博士不仅精通中国语言，而且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外交均有深刻了解，又是一位外交官。

但这位“中国通”长期未能在涉及中国的外交领域发挥自己之所长。

他进入法国外交部后先后在柬埔寨、老挝、泰国、伊拉克等国任外交官，始终没有机会到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部门任职。

直到他在外交部工作十几年后回国，在大学兼任教授才有机会“业余”研究中国，撰写出版多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眼下，在法国学中文的年轻人非常多。

中文语言考试也被列入法国中学会考的可选外语行列。

可见法国人对中国是有兴趣、愿意学习中文的。

但学习中文且研究中国问题却找不到“出路”的现象依然没得到根本改变。

据笔者了解，在研究中国政治的人士中，只有Paul Jean-Ortiz（中文名燕保罗）官至总统外事顾问（奥朗德政府时期），但也仅此一例而已。

法国虽然每年都会出版一些涉及中国话题的书籍，但如阿兰·佩雷菲特于1972年所撰写《当中国觉醒之时》这类影响力巨大的书籍，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再也没有出现过。

谈论中国、撰写有关中国的书，已经日益成为“边缘化”行为。

为什么？因为中国影响变小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因为法国人对中国没兴趣了？实际是，今天试图学着讲中文的法国年轻一代正在创下历史性数量。

为什么对中国的研究反而在倒退？这是一个硕大的。

或者说，答案很多、甚至是太多。

笔者找到的答案之一，是“政治正确”红线所致。

法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人数稀少、机构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研究中国存在着一条“政治正确”的红线，凡越过红线者均不同程度地遭到排斥。

上个世纪末笔者还在法国担任上海《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法国学术界、舆论界对中国已经存在这条“政治正确”红线了。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与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接触比较广泛。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只有“负面评论中国”的学者，才能够得到法国舆论界的青睐，才能够经常性地被邀请到媒体平台谈论中国。

而法国汉学家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很多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

当时中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到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甚至是日本学习中文。

他们是否在政治上也受到影响，笔者不得而知。

他们对中国的“否定”主要来自于两个片面观点：一是中国并非“民主国家”；二是中国“不尊重人权”。

这两大“否定”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必须“负面谈论中国”。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所长帕斯卡尔·波尼法斯曾告诉笔者，“汉学家”瓦莱丽·尼凯在IRIS任职并主管中国和亚洲事务期间，曾在该所刊物上连续7年发文预测中国即将崩溃。

问题是，这7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正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波尼法斯怒极将其辞退。

但她转身又进入了另一家重要的研究机构，继续做“中国问题专家”。

如今，尼凯仍然是法国国内涉及中国问题时嗓门最大的（当然是反华的）专家。

负面精神资产别交给下一代

在这条“负面看中国”的红线影响下，法国舆论和不少普通民众对中国始终处于“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的非常片面的认知状态。

然而，展示中国实际情况的新闻却越来越正面居多。

例如，中国运行空间站、中国大规模脱贫、中国电动汽车开始占据技术领先优势……这些新闻都被有意识地忽略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中国且只能从负面的角度进行研究，必然使得研究中国成为一种得失不成正比的事业。

笔者在法国时就认识一批年轻的法国新一代“汉学家”。

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在法国知识圈已经“无法客观研究中国”。

正因为研究中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又受“政治正确”红线的挤压，导致法国研究中国问题从人员到机构均数量不足。

为什么法国舆论界坚持“负面看中国”呢？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存在着一种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不是害怕中国会“入侵”法国，而恰恰是对中国的发展速度、前景、能力等无法正确认识、认清而导致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法国曾是一个雄视全球的科技大国，现代法国“四大发明”——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高铁、飞得最快的协和式客机、技术最先进的核电站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联网Minitel——曾一度令全世界侧目。

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已经在多个领域领先于法国。

中国发展超出法国的预期，是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一些人产生焦虑、恐惧的因素之一。

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迅猛发展，是怀着多重矛盾心态来看待的。

他们既担忧强大起来的中国会不会如同殖民主义时代的欧洲一样，向外进行某种扩张；另一方面又担忧自己的未来，会不会在诸多领域落后，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和欧洲一些政治精英产生了逃避心态——不愿意直面现实的中国。

研究中国的专家和机构的不足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宁可没有研究人员，也不愿意看到太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现，特别是那些不再听从他们“指挥棒”的“汉学家”。

因为中国问题专家越多，“出轨”的可能性就越大，客观介绍中国就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公众舆论。

如果另一个现实的、正面的中国出现在欧洲舆论圈的话，冲击将会是巨大的。

因此法国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

不是学者没有能力，而是一些人并不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亦是如此。

这是一种心理因素在作怪。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不能以“见怪不怪”的心态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么下一代法国人、欧洲人就会维持“负面”“否定”的观念来与中国打交道。

这对中法关系、中欧关系今后的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不能将这种负面精神资产留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安克强教授说得对，法国应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应该培养更多的“汉学家”——特别是能够客观认识中国的“汉学家”。

唯此，中法之间、中欧之间才能更有效地发展互利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文汇报》前驻法高级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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