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一代俄国人来说，最让他们难以释怀的事情，恐怕当属昔日强大的苏联的消失了。

苏联解体几年后，有位经历过二战的老将军回忆往昔，提到赫鲁晓夫时勃然大怒，毫不掩饰地说：“毫无疑问，作为苏联领导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常说，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不能没有信仰，对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联民众而言，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信仰。

然而赫鲁晓夫一席自作聪明且先斩后奏式的“秘密报告”摧毁了一切——民众的精神根基动摇了，对祖国和主义的质疑随之而来，苏维埃联盟的崩塌便进入了倒计时——若按这个逻辑考虑，赫鲁晓夫无疑是苏联真正的掘墓人，老将军对他的怨恨自然也是合情合理。

然而，老将军的话还有半句：虽然他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却是他们中真正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人。

事实果然如此吗？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接受一个真相：斯大林逝世后，无论谁最终坐上最高权力的宝座，摧毁苏联民众对斯大林的信仰恐怕都是必经之路。

此外，相对鲜为人知的是，第一个站出来抨击个人崇拜的，是备受唾弃的贝利亚。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一改昔日冷酷严苛的形象，主动玩起了民主。

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宣布要保护苏联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并于1953年3月17日主动放权，将内务部掌握的大部分建设指挥权移交到专门的部门。

在矫正司法的同时，贝利亚又拿出了“大赦天下”的气魄，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就包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短短几个月里，苏联就解除了维持了长达小半个世纪的政治高压状态。

此外，他还凭借自己的职权，组织全国各大媒体抨击民众对于前任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现象，提议在节日庆典中不再悬挂领导人肖像——正如先前所言，无论最终得势的是谁，这一环节都是无法避免的。

客观而言，贝利亚虽然在历史上的影响并非正面的，但在这段时期，从展现出的手腕与头脑来看，此人的政治才华显然被大大低估了。

话说回来，赫鲁晓夫与贝利亚在职场上斗得是有你没我，但在政治主张上却存在诸多相似点。

要说区别，前者在路线上显得更加接地气一些。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尝试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消灭那些掌握强大权力的巨无霸部门：他取消了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高层领导的许多特权，约束政府机关和官员权力。

在过去，如果有人非议当局的政策，那么这些人会被视为“异议人士”，很可能招致严厉的惩罚；赫鲁晓夫时代，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处罚骤然变轻了许多，最重的刑罚也不过是因“社会威胁”的罪名被强行关押几天，而不是被打为“阶级敌人”或是“破坏分子”。

1958年，在最高领导人的提议下，苏联中央委员会会议人数扩大到数百人，旨在将过分集中的权力冲散。

随后，赫鲁晓夫又着手于拆分中层权力机构，例如在1962年，苏联州级部门被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平级的系统，各自运行互不干扰。

客观而言，这番折腾未必全然是好事，单说凭空增添一大堆职能部门难免造成苏联官僚群体的冗大，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等，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约束政府权力这方面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他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激进

为解决苏联民众对前任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问题，赫鲁晓夫主动解冻，允许文人们批评政治与社会现状，鼓励相关作品发表。

那段时期，无论民众发表多么过激的言论，所遭受的处罚，几乎都只是单纯的批评。

在高层的默许下，苏联文坛自由主义创作之风大为兴盛，不仅讽刺乃至直接批判斯大林时代各种现象的新作品层出不穷，连过去一些遭到封禁的老作品也得以重见天日，人们畅所欲言，苏联文化界“禁区”的封锁线被彻底打开。

经济方面，赫鲁晓夫改革的精华体现在农村：当局开始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自留畜等，甚至设立了自由市场，允许民众交易多余的物资。

这一举措无疑大大提高了苏联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其中工业增长率常年保持在10%以上。

农业方面，当局也消除了过去农产品收购价低于成本的尴尬状况，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

从1953年到1964年的11年期间，苏联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7.48倍，畜产品价格指数提高15.69倍，农民收入实打实地增加了。

具体到生活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肉眼可见的巨幅提升

过去，苏联政府为展示制度的优越性，特意花费大量资金修建了许多“面子工程”，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便是1935年完工的莫斯科地铁，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整个庞大的工程都可被视为一件艺术品。

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苏联各大城市都建造了许多公寓，这些建筑内外装修华丽，条件优厚，可它们只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开放。

而普通民众依靠住房分配制度获得的住所，许多只是简单的“隔断间”，没有独立厕所，条件简陋。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当局一改昔日作风，在建筑风格上宣扬“简单、经济、节约空间和建设成本”，用成本廉价的五层小楼代替华美的高层公寓。

这种被戏称为“赫鲁晓夫楼”的公寓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却大幅降低了建造时间与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上解决了苏联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

您知道苏联人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楼吗？受限于政策和条件，有一个五口之家只分到了一套不到60平米的房子。

然而，当他们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发现里面流出的是热水时，这家人感到异常地满足和幸福。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上位的头几年，苏联国内的气象焕然一新。

冷战时期，美国人自诩“自由”，而苏联的招牌便是“民主”，后者在赫鲁晓夫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

然而问题来了：倘若如上述，赫鲁晓夫万般好，为何这位最高领导人在历史上却是毁誉参半，甚至口碑不如被许多人诟为“暴君”的前任呢？

答案很简单：各个国家历史上都有许多看似完美的改革方案与政策，然而最终究竟以伟大还是闹剧收场，关键在于当权者是否能将其落实到底；之所以斯大林能将苏联改造成伟大的超级大国，赫鲁晓夫不能，两人之间相差最大的并不是政治头脑，而是手腕与魄力。

1959年访美时，传闻称有女明星想亲吻这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得知后微微一笑，大大方方地说：“为什么要等她来找我？干脆我去吻她得了！”

赫鲁晓夫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得十分刚硬，令西方国家侧目，然而在国内，他反而没这么硬气了。

正如先前所讲，赫鲁晓夫在国内设立自由市场，允许人们彼此交易富裕的物质资料，这极大促进了民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对彻底冲破“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经济的桎梏至关重要，而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

然而，政策持续没多久，有政见不同者抨击此举是“修正主义错误”，自认为掌握一切的赫鲁晓夫竟顿时怂了，一些史料中描述其“当场就吓坏了”。

没过多久，当局就对相关政策进行了阉割：农民的自留地上不准种植经济作物，建造住所不能超过一层，自留畜只能包括一头奶牛和一头小牛；自由市场只限于交易农副产品，所谓的“自由”已荡然无存，原本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便形同虚设了。

文化方面，赫鲁晓夫将胆小怕事发挥到淋漓尽致。

他本意借“笔杆子”摧毁苏联民众对斯大林根深蒂固的信仰，而其中一些卓越的文化作品显然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例如在1958年，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由于作品的尺度太大，一时令人难以接受，帕斯捷尔纳克被文坛的同僚们大肆抨击，甚至一度被打为“叛国者”。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在出版时就遭遇了巨大阻力，它之所以能够面世，正是赫鲁晓夫亲自拍板批准的。

试想，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赫鲁晓夫敢于为帕斯捷尔纳克站队，支持他去领取诺贝尔奖，这无论对他冲破“个人崇拜”的尝试，还是树立自己的政治威望都无疑意义重大。

然而他的反应却令人失望：没多久，《真理报》就用文章表明了态度，指责《日瓦戈医生》为“低级反动作品”，作者则被苏联作家协会除名。

无独有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所著的《不单单是为了面包》也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轰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后，他宣称该作品“基本思想是错误的”。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提及了这段往事，他对此非常懊悔。

然而世上怎会有后悔药？历史给过他机会，只是他没能珍惜罢了。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倘若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斯大林，当意识到这些措施的存在有利于扩大他的政治权利与威望，他会怎么做？所以说，赫鲁晓夫在通往“伟大”的道路上，差的就是“钢铁同志”那钢铁般的意志与手腕。

虽然赫鲁晓夫的改革从结果上看是失败的，但他的努力并没有被全盘否定。

文章开头提到的老将军显然对赫氏十分不满，但提到他的继任者时也不免感叹：比起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流，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有趣的是，1964年倒台后，赫鲁晓夫曾怒斥背叛他的同僚们道：“你们今天能推翻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作为斯大林的“老近卫军”、被赫氏搞得身败名裂的莫洛托夫都承认：赫鲁晓夫在位的那段日子，确实比之前要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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