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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先知 戚本禹同在一个小组的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11-21 08:33:32 分类:笔记 浏览:131


引言

逄先知何许人也?他曾在办公厅秘书室当过见习秘书,也曾是田家英的秘书,他曾和戚本禹长期共事过。

在他看来,戚本禹所撰写的回忆录里,有着不少的纰漏之处。

对于这部回忆录,逄先知是这么认为的:

戚本禹以生动的语言,以及细致的描写,吸引了读者,看起来似乎很有逻辑性,但是在他们这些过来人、当事人、知情人的眼里,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纰漏,和不实之处。

这篇文章,我就从逄先知的角度,带大家了解了解。

天津调查

逄先知和戚本禹共事多年,当年戚本禹受田家英的青睐,让其在身边负责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也参与到伟人著作的整理当中;后来,田家英将其推荐到信访科担任科长,也算是戚的贵人了。

不过,在逄先知看来,后来戚本禹对田家英却不咋地,而且还有些故意踩田,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言归正传,关于回忆录内容中的众多纰漏,逄先知也并非是空口无凭的列举,因为有一些是有迹可循,有现存档案作为凭证进行对比的。

由于逄先知所指出的纰漏比较多,我就只选取其中,1961年“天津第一钢厂调研”这一段内容,管中窥豹吧。

戚本禹有没有担任小组长,牵头搞调研

1961年的时候,经过调整后,农村和农业的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时候,就开始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

因此,就要从纲领和理论上制定和规划工业的发展思路、方向,当时暂时定名为《工业七十条》,这“七十条”后来经过完善后,就是于同年9月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

在理论纲领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得先从实践的调查着手,通过实地调研,才能更好的进行理论总结。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天津调查组”,先从天津第一钢厂的调研开始。

这个天津调查组,总共有16个人,都是从政研室和办公厅,这两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人组成的。

由陈伯达牵头,担任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在此下面还设立了三个小组。

调查组于6月26号晚上离开北京,于27号的凌晨到达天津。

在戚本禹所撰写的回忆录当中,他是这么记述的:

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就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

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

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

这柴沫和马仲扬两人皆是老资历,抗战的时候就加入了我党,两人当时的职务都挺高,都属于正局级,和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

而戚本禹当时还只是一个信访办公室的科长,那么,为啥他能担任一个小组长呢?

他在书中是这么解释的:

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调查。

逄先知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调研,而且还和戚本禹同在一个小组,据逄先知所言,当时他们那个小组的组长并不是戚本禹,而是高禹。

高禹也是个老资历的干部,级别也高,属于行政12级,其人也有着相当水准的思想理论水平。

除此之外,和逄先知,还有从政研室抽调过来的张作耀。

对于这次调查,张作耀也作了一份详实的记录,名为《天津工业调查》,关于小组分配这个内容,记述如下: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政研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

逄先知表示,张作耀的这份详实记录,和他自己的记忆相符合。

因此,戚本禹在回忆录当中,谎称了自己是三个小组里的一个小组长,虽然资历和级别不够,还是被“破格重用”。

倘若,戚本禹所述真就是假的,那他为何这么做呢?

我倒是觉得逄先知的评价,挺能说明原因的:目的在于美化自己。

调研报告的撰写

1961年的年底,调查组结束了在天津的调研后,就回到了北京。

戚本禹在书中记述:

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调查报告。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有些疑惑的。

有过调研经验的朋友都清楚,一次大型的、正式的调研,事后的调研报告,必定是一个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果。

像戚本禹参与的,这种规模的调研,事后的调研报告,几乎不可能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让他来整理综合其他小组的报告,最后成型,这工作量让一个人来完成,怎么可能。

而张作耀在《天津工业调查》里的记述,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可信度就很高了: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

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

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这才符合一个调查报告出炉的正常流程嘛。

一次调研结束后,必定是要开一个总结会,随后再由领队提出意见和思路。

怎么可能直接甩给你一句话,然后就让你去写事后的调研报告。

在张作耀的记录里,整个调查材料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1、《天津第一钢厂调查(政研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

2、《天津机床厂调查(政研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

其中,第二部分就是由戚本禹、逄先知和张作耀所在的小组所负责撰写。

在这份“机床厂调查”的材料报告后面,还附加有8个补充材料,分别由各人分头写的,最后让组长高禹审核、定稿。

这8个附加材料里,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张作耀写的是《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

那么,同在一个小组的戚本禹,写的是什么呢?

其他材料的起草人是谁,张作耀已经记不清楚了,毕竟人太多,而戚本禹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

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

——来源:《天津工业调查》,张作耀。

熟悉,或者说是看过戚本禹文章的人都了解,他的文风就是属于犀利风格,文笔很是尖锐。

光是从“竭泽而渔”这个题目,就能想象其中内容就不会有多缓和。

这些材料在写出来之后,会先让工厂的领导干部们看看。

因此,高禹在看到戚本禹所写的材料后,就觉得这份材料要是让他们看到,肯定是很难通过的,指不定还会闹出些不愉快。

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来源:《天津工业调查》,张作耀。

在逄先知看来,天津第一钢厂的调研,是一个整体调研,而戚本禹只是负责了其中机床厂的调研,怎么可能清楚整个钢厂的调查情况。

即使是其他小组的调研材料都汇总到了他这里,即使是再怎么有文采、有水平,这么繁重、环环相扣的工作,是不会让一个人写出一个整体、完整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的。

很简单,这么重要的工作,每个环节上,肯定是要做到务必谨慎、仔细、认真。

所以,戚本禹的书中,记述陈伯达让他一个人撰写出最后的调查报告,仅我个人而言,是打一个问号的。

捧陈贬田

在戚本禹的书中,关于天津调查,还有这样的记述: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

 额,怎么说呢?他写的回忆录我也看过,这一段也是有些问号,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职场中最忌讳的就是“越级报告”。

戚本禹上面还有个小组长高禹,即使是要汇报工作,也是由高禹去对接。

以戚本禹当时的名气和资历,还轮不到他去直接对接工作的。

或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这戚本禹和陈老夫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吗?怎么就不可能越级汇报呢?

这就有所不知了,这次天津调研之行是在1961年。

这一年,刚好年满三十岁的戚本禹,职务和影响力都还比较低,他的发迹是在两年后的1963年。

1963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才开始逐渐声名鹊起的。

也是由此,他才逐渐受到了陈老夫子的关注。

而他在1965年才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后,才算是走进了“陈圈”。

所以呢,1961年的时候,戚本禹都还没入陈老夫子的法眼,也不在“陈圈”之中,也就不可能“越级”,直接和陈对接工作。

除此之外,在逄先知的回忆中,以及张作耀的文字记录中,都明确有表示: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

据逄先知所言,当时陈老夫子因为身兼数职,工作繁忙。

因此,这次调查主要还是由副组长田家英负责。

自上次,陈伯达和全体调查组的成员开了一次碰头会之后,就再没和调查组照过面,属于是当甩手掌柜了。

所以,逄先知就直言:

他怎么可能同戚本禹接触多起来了

由此,戚本禹在书中的另一段内容,也就显得有些站不住脚了:

(由于)经常要我去向他(陈伯达)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

而至于为啥田家英会不高兴,戚本禹是这么解释的:

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

对此,戚本禹表示自己夹在他两中间,左右为难,很是头疼。

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对此,逄先知说得就有些直白了:

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文章”来了。

这话或许有些人没咋看懂,为啥1961年的戚本禹,就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呢?

前文当中我就说过了,从戚本禹的履历来看,1961年,30岁的戚本禹,地位和职务都很低,作为圈外人,他是不可能接触到一些信息的。

再则就是,他也没有直接、多次的和陈汇报工作,所以这一说法也就不成立了。

而戚本禹会在书里有这种描述呢?

逄先知看得也挺透彻的:

一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后记

仅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相信逄先知和张作耀的说法,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个人观点。

至于是是非非到底如何?

咱也不是过来人,只能从蛛丝马迹当中,看到一点朦胧中,山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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