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则谣言在华北的日军中广为流传，谣言的内容是：当时的八路军配备了“达姆弹”，被这种弹药击伤的士兵，伤口处会因弹头铅屑在身体内溅射而有强烈的刺痛感。

而当时八路军所使用的子弹，确实也给予了这些日军类似感受的痛苦，曾有一名被八路军“达姆弹”击中的日军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弹药穿过身体的那一刻，整个肩膀似乎都像是被挖去的一块”。

然而实际上，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从未使用过在1899年《海牙公约》中被禁止的“达姆弹”，击中日军，并给予日军巨大痛苦的，是当时八路军的一种土制子弹，该款子弹仿制日制6.5毫米三八式尖头步枪弹，但与这款日制子弹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子弹的弹头呈现出显眼的暗红色，因此被日军称之为“红圆头”。

而且，这种子弹在打出去的一瞬间，会产生刺耳的尖啸声，伴随着尖啸声的，要么是被击倒在地的尸体，要么是躲在战壕里不敢抬头的日军士兵。

这让八路军的“红圆头”子弹，成为了日军在抗日战场上为数不多忌惮八路军的作战武器。

（保存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红圆头”子弹）

那么，八路军的土质“红圆头”子弹，为何究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名为“土质”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军事科学奥秘，或者国际友邦的支持？

然而，“红圆头”子弹的来历，恐怕会让一些听众感到失望：因为“红圆头”子弹本身既没有太高深的军事科学原理，也无涉国际友邦的支持，它更多的是在那个艰苦的抗日环境下，八路军中为应对日益严峻战局的产物。

（抗战期间的八路军）

自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来，军队的弹药等资源便主要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当时八路军普遍使用的弹药是适用于汉阳造、中正式的7.92×57毫米毛瑟步枪子弹，与国军部队趋同。

然而，在1939年后，蒋介石便逐渐减少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给。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在日军兵锋前屡屡受挫的蒋介石便妄图保存实力，同时遏制我党我军发展。

1939年前后，陕甘宁边区多次爆发由国军挑起了边界冲突，而蒋介石便以此为由，中断了对八路军的弹药援助，在蒋介石的批示中，有这样写道“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切勿发械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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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弹药供给后，位处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就只能靠两个途径获取弹药补给：其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二便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游击队）

受影视作品影响，长期以来公众普遍认为缴获敌军弹药是八路军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缴获敌军弹药也理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实际上，在抗日战场上缴获敌军弹药的过程却并不轻松。

因为想要缴获日军的弹药，必须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成建制的日军必须要被消灭；其二，在确保消灭日军的同时，日军还存留未曾打出的子弹。

虽然条件只有两点，但想要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这两点要求却是难上加难：首先，日军在抗日战场上占有装备优势，军队同等规模下，我军一时间也很难占到便宜，当时一名日军步枪兵配备有“明治三十年弹药盒”，该款弹药盒共有前、后两个弹药仓，共可容纳30发子弹，而一般一名日军步枪兵会配备有2个“明治三十年弹药盒”，因此总计加起来一名日军步兵会带有60发子弹，在单兵火力上要强于我军。

在战场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军战士的子弹已经快要打光时，日军的子弹却还绰绰有余，这也是为何八路军经常会和日军开展白刃战的原因之一。

而影响缴获日军子弹的第二个因素，便是日军在1940年后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士兵可能会被缴械的风险，因此后来限制和八路军作战的日军士兵所携带的弹药最多不过40发，而战斗力相对低下的伪军部队，日军更是严格限制了他们携带的弹药量，以防被我军缴械。

（日军“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

而在1940年前后，我军从日军手中缴获弹药的条件则更为恶劣：当时日本在华北战场上十里一碉，八里一堡，对我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严酷封锁，是为“囚笼政策”。

这些大大小小的囚笼不仅限制了边区以外的军需资源流入，也让我军开展大规模作战的活动范围有所萎缩。

在1940年前后，我军“大仗少而小仗多”，因此也就少了一些大批量缴获敌军弹药的机会：而在1939年4月的大龙华战斗中，我军消耗和缴获日军弹药均为5万发；但到了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中.35万发，消耗弹药11.6万发。

长此以往，我军的战斗力必受影响。

因此，摆在我军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必须要拥有自己造弹的能力，而毛主席也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会议中提出过：“每个根据地，都必须要尽力创办自己的兵工厂，要办到可以自制子弹、步枪和手榴弹的程度，确保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但是，随着日军“大扫荡”和国军“大封锁”的开展，莫说子弹，就连制作子弹的铜、硝石等原材料的引入都成了问题。

因此，根据地的兵工厂也就只能另辟蹊径：做自造复装弹，简而言之就是收集旧弹壳，装填新火药，“以旧造新”，而这也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红圆头”子弹的由来。

（1940年前后八路军中日益严重的子弹问题）

从1941年起，八路军中便开展起了声势浩大的“收集子弹壳运动”，各处根据地的战士纷纷在战役结束后都会积极打扫战场，收集子弹壳，以协助后方根据地的兵工厂将这些已经打出去的子弹再造成“复装弹”。

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更是亲自在当年下令：“以后来领子弹者，必须用子弹壳换子弹，一颗换一颗，否则不发。

”在“收集子弹壳”的号召下，八路军也在此期间打响多次漂亮的伏击战：由115师868团打响的临沂伏击战中，我军成功伏击一批日军，虽未能将其完全歼灭，但在战役结束后，在战场竟共计搜集到400多枚弹壳，并交给上级，因此受到上级嘉奖。

而在此之后，八路军收集子弹壳的态度更是殷勤，部分战士会根据战时的回忆，为清扫战场的同志们找到敌我机枪手在当时部署的具体方位，这样一来，我军便可从机枪打出去的废弃子弹中找到更多的子弹壳。

不过，八路军收集子弹壳的行动也逐渐吸引了日军的注意，一时间日军也开展起了“收集子弹壳”的活动，虽然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子弹壳并不能以旧换新，但却也给我军带来了一些麻烦。

在得知我军战士通过回忆机枪手位置寻找弹壳后，日军更是为机枪的抛壳窗外安置了一个布袋，将机枪打出去的弹壳一次性收走，这足见当时敌军的狡猾和我军14年抗战的艰难不易。

（日军机枪手）

即便我军在战场上积极收集弹壳，但是做到这样却依然还不能彻底解决我军的弹药问题：因为子弹主要是由装填火药的弹壳子和弹头两部分组成的，我军战士总不能从战友的身上找弹头，因此子弹剩余部分的弹头也就只能靠自己造来解决。

弹头的主要材质是由铅和铜构成，日军的6.5毫米子弹，就是采用弹头内包装铅芯，弹头外包裹铜制被甲。

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根据地而言，铅矿较易获得，但用于制作弹头被甲的铜却是十分稀缺。

后来，八路军战士发现清朝光绪年间的铜元，可作为弹头所需铜的替代品，于是便将光绪年间的这些铜元收集起来，进行挤压和敲打，再往内部灌入铅，最终便产生了边区土质的子弹。

但是，因为这种子弹头铜主要来源于光绪年间的铜元，因此在外观上也就和这种铜元十分相似，呈现出暗红色，因此也被称为“红圆头”或边区造。

在解决弹壳和弹头之后，剩下的便是解决弹药内部的火药问题了：在红圆头诞生之初，我军主要采用的是由硝酸钾、硫和碳制成的黑火药，这种火药自公元9世纪末时便在中国诞生，后传至世界各地，堪称是世界火药的鼻祖。

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种黑火药却暴露了较为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在步枪开火的瞬间，燃烧的火药会产生浓烈的黑烟，这些黑烟不仅会影响战士后续的瞄准，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位置。

因此，我军便尝试改进“红圆头”的火药，制作“无烟火药”。

最初，我军采用拆解日军炮弹发射药筒，取出无烟火药条的方式来填充我军子弹火药，后因这一方法过于危险，而最终采用自制无烟火药：1940年河北唐县，晋察冀军工部用水缸做成陶塔，成功炼制出硝酸和硫酸。

自此以后，我军部队的“红圆头”子弹便配备上了无烟火药。

（八路军兵工厂生产无烟火药的机器）

经过对弹药、弹头和火药的多次摸索和改进，“红圆头”子弹最终可以被用在抗日战场上大杀四方，成为了日军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因为“红圆头”子弹的原材料多数是“以旧换新”，因此在精准度上依然稍逊色于常规的子弹，而且在“红圆头”发射的过程中，因高速移动会导致本就薄薄的一层铜制被衣脱落，露出铅芯，打在士兵身上时，这些铅芯便会在伤口处溅射开来，会给被击伤的士兵带来类似的巨大痛苦，这也就是为何日军怀疑我军采用“达姆弹”的原因所在。

但是，“红圆头”子弹所产生的威力，并非是我军有意为之，而确实是在当时那个困难环境下不得已的产物。

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之后，我军的子弹供应便逐渐好转起来，而“红圆头”子弹也就自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据相关数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抗日根据地共建设兵工厂130个，拥有2万职工，累积生产子弹780万发，在抗战尾声的几年，兵工厂生产子弹数量、质量的提升有目共睹。

也正是军民齐心协力，人民的一锤一犁，最终击退了日本侵略者，让中华民族自此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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