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乡野篇1

　　关键词：都市视域 乡野文化 唯美倾向

　　对于马竹这个名字，熟悉湖北文坛的人想必都不会陌生。这个8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汉川人，以科班出身的文学根底、严谨治文的创作态度、30年笔耕不缀的写作实践，熔炼出了属于整体特征鲜明的艺术风格，即凭借独特的“都市旅人”身份对故土乡野的深情回望，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域关照沉默而温柔的乡野大地。他的文字之躯在城市的森林里勃发，而他的根系和血液却来源于广袤的中国南方农村。

　　马竹的家乡是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江汉平原，别具一格的楚地水乡以富饶而润泽的水土温柔无声地滋养着世代依水而居的乡亲们。温暖的乡村生活体验连同他对美的最初认知、对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一起停留在马竹的记忆深处，这份对于故乡的眷恋与热爱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的始终，被贴上“豁湖”、“豁县”和“豁城”等地域标签，共同构筑起马竹诗意唯美纯净的文学理想国，不时散发出阵阵泥土清香。马竹长期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农民的血脉、土地的儿子”和“现代都市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之间不停地转换，使马竹不自觉地形成了两套笔墨，一套描绘都市，意图揪出都市生活“华美之袍下的虱”，揭示出物质挤压下都市人的凄惶与茫然。一套书写乡野，田园诗般美好的农村是永远说不完的乡愁，乡土情结和农村经验成了人精神上的救赎之门。两套笔墨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凝结成了马竹的“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

　　马竹擅写中篇，偏爱选用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故事的第一叙述者，以生动贴切的主体代入性描述刻画当代知识分子的百态图，在众声喧哗中，触及都市男女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与爱无能的疲惫心态，当灵魂的漫步追赶不上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畸形发展，现代都市文化不断壮大的背后，精神上的一片荒芜就成为了必然，而马竹的笔端犹如章鱼触角上的吸盘，敏锐地挖掘出城市综合症候的根本病灶，还对症下药地开出了解毒的药方：回望乡野，从诗意盎然的乡野里汲取力量，找寻医治都市人精神之殇的灵药。从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不论是《鸟语林》中的杂志社编辑孙援，《竹枝词》里的电视剧编导童济，以及《戒指印》中的作家袁明清，都同现实中的马竹有着如出一辙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以知识为手段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凭借着文采飞扬的才情从昔日的农村娃一跃成为都市的精英、城市的骄子，他们用贴心切己的温热体温呵护着都市跳动的脉搏，企图在漫长的余生里与整个城市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然而外表浮华的都市生活并未给他们带来应有的身份认同与内心潜在的归属感。他们比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的进城务工者更敏锐地感受到都市市井文化中的人情冷暖，世道险恶。城乡文化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凸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冷漠歧视和看不见的心理隔膜令他们即使在都市的物质给养中如鱼得水，精神上也犹如在边缘地带行走的流浪者一样形单影只，马竹在“城市小说”系列人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莫过于《红尘三米》中的米家三兄妹，老大米福被父亲以“镰刀和斧头”的威慑逼进城市，却在都市里的滚滚红尘中踟蹰左右、进退两难：进一步，由于文化身份的暧昧不清，没有强有力的城市人际关系网支撑，他得不到认可与重用，甚至连朝夕相处的妻子都骂他“乡下狗”；退一步，他已无法再适应农村生活。反抗无门的最终结局是死亡，城市里最司空见惯的油漆桶竟成了夺走生命的凶器。面对城市摧枯拉朽的怪力，个人命运如蝼蚁般脆弱渺小，在广阔天地中找到心灵归宿的渴望如同玩笑，被弃如敝履，农村的故土反倒成了精神上的“望乡”，可望而不可及。与之形成反讽的是，米福的弟弟米根和妹妹米芝不顾一切的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前一个租住商铺、与人姘居，靠贩卖盗版光碟为生；后一个在酒店做“妈咪”赚着肮脏的皮肉钱。两人的卑劣与麻木像镜子一样折射出米福的敏感与高洁，也折射出马竹对出走的年轻一代农村人中精神堕落者的深刻关切和无情鞭笞。繁华靡丽的都市霓虹使人沉醉，无数质朴的农村人为此丢下农具进入城市，迷茫而顺从地被物质文明剥离了身上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精神的外衣，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随波逐流，顺势而下，最终在欲望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异化成金钱的奴隶。在马竹的“城市小说”系列中，物欲的鬼魅时刻笼罩在都市的上空，都市不是人精神的栖息地和灵魂的安魂所，而是作为人生存的异质性因素永远存在的“异乡”。身处其中的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出口，只能逐渐被异质化的生活肢解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在对待生活时，他们疲于奔命，有的是紧紧抓住一切机会来垫高自己的地位，填充自己的荷包（《荒局》）；有的是以不断逃离来抗拒命运之网（《红尘三米》）；在对待感情时，他们心下茫然，试图以身体的短暂温暖慰藉空虚寂寞的精神世界（《一串红唇》、《空中有一颗桑葚树》）；而坚持道德底线和个人尊严的少数“异类”被现实的车轮碾成齑粉（《北风吹》）。

　　作为都市异质文化对立面存在的乡野文化，原始自然、生机勃发、至情至性，充满了诗意涌动的唯美情调和质朴感人的精神内核，与人工雕琢、钻营算计、虚与委蛇的都市文化形成二元对立。站在现代都市视域下回望，犹如一幅神采飞扬、摇曳生姿的民间风情画。在小说《北风吹》中，“我”的老师王育18岁来到农村接受“锻炼”，这个城里姑娘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感受到了世间最温暖，最真挚的乡情，她不自觉的融入其间；而从小在乡间长大的喜文进入城市后却喜新厌旧的抛弃了王育。30年后，王育的女儿李丹正值母亲当年的花样年华，精神空虚的她试图引诱身为有妇之夫的“我”在公园里野合。马竹以母女的代际关系做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巧妙对比，同样的年龄迥异的行为，母亲代表了乡野文化中美好的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女儿代表了都市物质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马竹从不粉饰美化现实，不同于沈从文笔下浪漫气息大过于现实存在的湘西故土，马竹点破了中国当代南方农村面对都市文明的侵扰时产生的窘境，当传统的农耕文明被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踩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融洽关系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出现了裂缝。在小说《天下妯娌》中，作为二嫂的桃子渴望妯娌亲密无间，却不小心卷入了弟妹艳艳的家庭纠纷中，酿成了艳艳出走、桃子被打、婆婆卧床的可悲结局。故事中，纪家同辈里三兄弟中只有老二旺林与媳妇桃子一家在种田，老大媳妇翠翠在城里给富商做情妇，老三媳妇艳艳因为言行举止也被怀疑在城里有着不干净的过去。值得深思的是，马竹在此揭示了一种在当下农村越来越有市场的认识：农村女人要想在城里赚大钱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举止娇媚的女人必定是做皮肉生意的。这种愚昧无知的劣根思想能够大行其道，说明都市文化的异质性对淳朴乡村文化的可怕腐蚀，也表现了马竹冷峻犀利的文化审视。故事最后桃子那句：“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到艳艳！”表现出马竹对于重建农村社会人与人互信互赖，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坚定信念。

　　马竹的文学审美是中国传统式的，他希望自己的文字“有着明显唯美主义倾向的美感传递”，因此充分利用传统诗词中丰富的古典意象，或直接以古诗词本身作为隐形脉络植入：在小说《荷花赋》中，乡村少女林瓷是马竹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小说开头以印日连天的碧荷红莲来暗喻林瓷的纯美洁净，以林瓷朗读王勃的《采莲曲》来暗示她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怀，在她得知父亲进京上访音信全无而感到孤单凄凉时，又以默写古诗《涉江采芙蓉》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可以说，“林瓷”这一形象融合了《边城》中翠翠式的娇憨天真和《红楼梦》中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因为来自广袤的农村土地，所以骨子里质朴多情；因为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脱离了盲目与愚昧。她是“美”的精灵，是“善”的化身，她代表了马竹对于“美”的全部认知和想象。在小说《竹枝词》中，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作为线索贯穿故事始终，首先是梁竹、梁枝两姐妹名字的由来即化用“竹”、“枝”二字，其次这首诗也是引发童济与梁枝思想交流的契机，对两人达成心灵上的相知与默契有着推波助澜的隐秘作用。马竹善于学习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再加以萃取提炼，以诗意古朴的意象化语言勾勒出水墨画般的优美意境，传递一种“言之不尽、绵延不绝”的意蕴余味。

　　作为武汉作家的代表之一，马竹成功塑造了一批从农村走进城市，又因为文化身份的尴尬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反思都市现代性的问题上，马竹坚守着乡野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企图从面对乡野的深情回望中，实现人性冲淡宁静的审美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竹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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