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伐木工（复旦大学）

1962年5月11日香港《星岛日报》新闻：“梧桐山上阎王壁，逃生者堕崖死。

”

梧桐山位于深港边界，从深圳翻越梧桐山，深圳河就在脚下，灯火辉煌的香港就在眼前。

传说当年许多逃港者，好不容易登上了梧桐山，望见了隔河香港的灯火，却在夜色中失足跌下、葬身崖底。

崖下尸体累累，因此被称作“阎王壁”。

然而探访“大逃港”事件长达22年的陈秉安却形容那个悬崖并不怎么陡险，更谈不上惊心动魄，可为何有那么多人摔下崖去呢？他们又为何要逃向梧桐山？

一切要从“大逃港”说起。

传说中的“阎王壁”，图片来自陈秉安《大逃港》

筑起深港“柏林墙”

1898年6月9日，中英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深圳河为界，将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部租与英国，为期99年，自此深圳河成为中英双方的界河。

它发源于牛尾岭，自东北向西南出深圳湾，入伶仃洋，全长37公里，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2米。

1949年10月19日，深圳（时称宝安县）和平解放，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命令封锁深港边界，整顿边防。

此后直至香港回归，数百万人试图渡过这条窄窄的界河，逃到香港。

河水滔滔，成了深港之间的一道柏林墙。

深圳河分隔了九龙与深圳

对于生活在深圳河两边的人们而言，封锁是突然的。

深圳河从村庄流淌而过，各家的田地交叉分布在河流两岸，在此之前农民们习惯了每天淌过界河到对岸去插田割禾。

然而就国际局势而言，两大阵营已然形成、枕戈相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港英加入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严格限制内地居民进入香港；就国内局势而言，深圳河远比台湾海峡狭窄得多，因而被国民党视为“反攻大陆”的重要突破口，1950年宝安县西乡隔岸村征粮小组6名成员被国民党势力杀死惊动北京，1956年国民党特务潜入炸毁广九线平湖附近铁路震奋台湾——筑起深港边界的“柏林墙”，势在必行。

宝安县内，三道防线在边境“安全保护区”建立起来。

第一道防线为“边防线”，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北达山厦，横长91公里，外来人口须持有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往南为第二道防线“禁区线”，须持有当地边防“特许证”、经哨卡持枪边防军验证才能进入；再往南到距离界河50～100公里左右为第三道“警戒线”。

无证进入“禁区”便为偷渡，随时会被拘捕，若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则会鸣枪警告乃至射击。

然而偷渡者并没有就此消失，他们发展出了逃港的三条路线。

西线从白石洲或蛇口偷渡深圳湾，中线从布吉镇进入梧桐山、潜入深圳河边的罗芳村渡河，东线直接进入梧桐山、经沙头角或罗芳村偷渡。

三条路线上，无数人葬身高山或大海。

图片来自陈秉安《大逃港》

第一次逃港高潮

1955年3月5日，港英采取限制性的“出入平衡”政策，即每日从香港入广东多少人，内地便能进香港多少人，入港的正规渠道受到限制。

1957年农村合作化和“反退社”运动进展如火如荼，农民产生逃港情绪。

而春天粤北发生大水灾，导致灾民纷纷向南流动避荒。

6月8日，面临压力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提交《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提出：“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29日，广东省委、省人委“放宽”政策出台，适当开放河口，允许群众凭证件到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外出。

，共外逃两万余人，最高涨的7月份，结集在边境准备偷渡的有数千人。

庞大的涌港潮震惊了香港，英国政府也就此向北京发出“照会”，广东省委与宝安县委也慌忙重新封锁了边界。

第二次逃港高潮

第二次逃港高潮发生在1962年5月，当时被香港称为“五月大逃亡”。

1959到1961的三年大概是内地的人们生活最为困苦的时期，饥荒之下、宝安县附近的冒险偷渡者屡禁不止。

1961年中央政策有所松动， 9月25日，广东省委正式批文通过适当放宽宝安县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

在此政策之下，宝安县的经济逐渐恢复，偷渡人数反而减少，然而就在1962年5月5日，外出政策大放宽，数十万人拥向宝安县、冲过边界、逃往香港。

今日回顾，此次大放宽略显蹊跷，传闻是由于当时流行的两大谣言耸动人心：一是“英女王诞辰，香港大赦三天”，人们相信到了香港就能拥有合法身份；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人们恐慌地想要逃向香港。

然而撰写《大逃港》的陈秉安先生认为，发生在深港边界的“沙头角事件”才是事情的导火索。

当时内地正处于艰难时期，沙头角的英国巡警却故意抱着饼干桶、嚼着口香糖在边界上炫耀，并向馋嘴的小孩子派糖。

吃了英国糖的小孩遭到同学奚落，家长恼怒之下打了派糖的英国巡警，由此双方展开对峙。

据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乘此机会撤掉边境岗哨，放难民入港。

比起57年的逃港潮，62年的洪流更为庞大迅猛。

短短的十几天里，东莞、惠阳、广州、韶关、梅县、南海、台州……籍贯遍及12个省市的数十万人扶老携幼，沿着铁路线涌到宝安县边境，通过各种方式偷渡香港。

5月21日天降暴雨，狭窄的深圳河水位暴涨，但无数逃港群众仍然冲破铁丝网冒死泅渡。

次日，河上浮尸累累。

九死一生的逃港者涌入，同情泪满香江。

《明报》发表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更直接拟标题：“火速！救命！”据金庸回忆，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然而对于香港政府而言，骤至的十万难民实在难以安置，拦截与遣返势在必行。

5月22日，中共扭转了对广东“放宽”政策的态度，开始堵截逃港人群。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遣送回乡。

根据统计数据，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11万余人中，有6万余人越境到了香港，51395名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留在香港的约2万余人。

第三次逃港高潮

第三次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

由于文革的结束，沿海一带的民众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境外消息，躁动在民间浮现。

同时，伊丽莎白女王大赦的谣言再度盛行。

1976年开始逃港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1979年达49.3万人次，多次发生外流人员冲击边防、强行冲关事件。

民众的大量外逃引起了中央关注，1977年邓在广州视察，对此事评价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改变就这样开始了——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对其中十四个公社、镇实行特殊对外政策，允许村庄对港贸易；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诞生。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逃港”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1987年6月20日，似乎再度发生数十万人大逃港事件：由于“香港政府将开闸”的谣言，深圳附近县市有数十万人涌向深圳。

深圳似乎对此次很快平息的偷渡潮选择了“集体性失忆”，这次事件也成为30年逃港潮的终结。

平静的深圳河

对于这30年间百万试图逃往香港的人而言，有的是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而难以立足，有的是为了到对岸同亲人团聚，但更多的人，是为了生的希望。

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冲破铁丝网、在枪林弹雨里扑进深圳河，在千难万险后登上梧桐山，终于！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灯光——却在极度的兴奋中，忘记了悬崖就在脚下！

深圳河里、梧桐山上，尸骨早无踪迹，今日的深圳河已然波澜不兴，梧桐山里也找不见阎王壁的名字。

但“柏林墙”呢？

参考文献

陈秉安：《大逃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永清：《如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深圳经验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尹安学：《深圳市解密档案：1962年的大规模逃港风波》，《羊城晚报》，2005年12月24日。

编排：@林大蕾

标签：深圳香港政策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