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虽然开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是其译作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钟书也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和客观的研究。本文分析了林纾现象存在的四方面表征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翻译；林纾现象；产生原因

　　一、引言

　　康有为的名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郭延礼，1998）非常公正地概括了林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林译小说的热情依然不减，研究成果比比皆是，各种观点褒贬不一。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王克非，1997）钱老虽然对林纾的翻译作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同时也为后人讨伐林纾及其译作埋下了伏笔。钱老甚至认为林译作品是错译、误译和漏译的代表，受钱老的影响，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林纾作品不屑一顾。笔者认为，用错译、误译和漏译来描述林译小说有失公正。

　　二、林纾现象

　　“林纾现象”的概念是最初由祝朝伟教授于2006年在其撰写的《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称为庞德/林纾现象（祝朝伟，2009）。这一概念的诞生势必会减弱一些学者对林纾的负面看法。可惜祝朝伟教授对这一概念没有作具体的探讨，“林纾现象”一词至今也未得到普遍认可。笔者和黄元军先生此前曾就“林纾现象”的表征及要素作了系统论述，一致认为林纾现象存在四方面表征。

　　（一）删节。《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翻译小说的开山之作。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的重印本字数为5.1万，1994年译林出版社的郑克鲁译本字数为15.8万。《黑奴吁天录》是林纾翻译时最动情的译作，1981年商务印书馆的林纾译本的字数为12.4万，而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继忠译本则有34.8万。书中摘章节译和篇中摘段译的手段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字数之差，这足以反映出林纾翻译时删节程度之深、频率之高（当然古文比白话文简洁也是一个因素）。

　　（二）误译。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林纾，笔者按）把‘开门’（ouvre）和‘工人’（ouvrier）混为一字，不去说它，为什么把也是‘法兰西语’的‘谢谢’（merci）解释为‘不规则之英语’呢?不知道布封这个人，不足为奇，为什么硬改了他的本姓（Buffon）去牵合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癞蟆’（bufo，bufone），以致法国的动物学大家化为罗马的两栖小动物呢?”（钱钟书，1981）1918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奉答王敬轩书》一文，文中说:“林先生所译的小说……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刘半农，2005）

　　（三）增补，译者考虑国内读者而采用增补内容策略是一种风尚，林纾就是典型代表。钱钟书在讨论林氏增译时这样写道:“他（林纾，笔者按）确按照他的了解，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1981）以上论述向我们展示了林纾在翻译时惯用的注释式的内容增补。

　　（四）改译。林纾译作的改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原作标题的改译。让我们看看其主要译作的标题:《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魔侠传》（今译《堂吉诃德》）、《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贼史》（今译《雾都孤儿》）。其次是对原作体裁的改译。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和易卜生的Ghosts（《梅孽》，今译《群鬼》）译成小说。

　　三、林纾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林纾（1852—1924年），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林纾虽未曾留学，也不谙外文，但他却是那个时期能兼纳中西学术的新型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浸润的文人，他看到了中国数十年中的衰落和西方文明对于中国之发展所带来的希望。从一开始翻译小说，他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使中西方学术之优点能融会于一处而为我所用。

　　（二）自身原因。林译小说存在着大量的删改与增补现象，这首先要归结于林纾并不懂西方语言，而是与留学归来者合作完成的。不过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意思是有所选择的，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再创造，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和士人的阅读习惯相融接。其次，林纾个人受到了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并认同当时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采取省略、改译、增译等方式以迎合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三）读者原因。古代中国历来都不把小说作为雅文学的主流，因此林纾有必要在翻译时把以他的桐城古文笔法进行语言润色，使其更易为读者接受。以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而言，林纾所做的这些努力拉近了小说叙事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不会因为文字的艰涩而淡化原著的精彩之处，从而觉得会索然无味。

　　五、结语

　　本文系统证实了“林纾现象”所存在的四方面表征，即删节、误译、增补和改译。鉴于其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本文力推使用“林纾现象”来描述林译作品中呈现的特征，以此来帮助后人积极地认识这位翻译家，并有效地促进全面的翻译策略系统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祝朝伟.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4］刘半农.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刘半农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1JD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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