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政治上的确做了一些比较过火的事情，日后当政期间，他也没少走弯路。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执政前期，赫鲁晓夫的确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因此赢得了民心，其中一个十分得人心的地方，是他在农业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赫鲁晓夫

二战胜利好多年了，老百姓竟然还吃不好饭

赫鲁晓夫刚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百姓吃得是真不好（真不饱），这当然不能怪他。

话说二战打完之后，苏联的主要精力是搞重建，这倒无可厚非。

但除了重新盖房修路之外，剩下的大部分国力都被用在了工业上。

那时候的苏联领导层觉得，如果国家没有重工业的底子，那么将来还会有人学希特勒过来欺负他们。

所以，苏联国内大把大把的财力和人力都被投入了工业建设上面。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当年那些跟纳粹作战的士兵们，虽然大都是庄稼汉出身，但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家政策和价值观宣传的原因，很多青壮年人都不再回老家种地了，而是选择去工厂里当工人。

这么一整，种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工人

人少归少，但苏联国内还是有不少集体农庄在支撑着，只不过，这些农庄名义上听起来很“红”，实际运作过程中却非常官僚化、形式化，导致农业产量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

根据统计，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土地相对肥沃的大国，其农产水平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1/3。

1953年，赫鲁晓夫刚上台那会儿，苏联的农产水平甚至比1940年的水平还低那么几个百分点。

有人会说，二战期间苏联人口消耗这么多，农产量总体虽然没提升，但吃饭的人总体上少了呀，这能有多大问题？

是，逻辑上确实没太大问题。

但此时苏联国内农业人口缩减严重，城市人口（工人）大幅增加。

话句话说：只负责做面包的人越来越少了，只负责吃面包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一点，苏共高层其实是很清楚的，每年上交的统计报告（其中也有一定水分）也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赫鲁晓夫在刚上台执政那一年（1953年），就没少告诫干部群众：“很多老百姓吃得是真差。

”

要说当时苏联人民长期饿肚子，那倒不至于。

但也总不能天天光啃馒头吧，毕竟是社会主义老大哥，战争胜利7、8年了，老百姓如果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还怎么去跟欧美资本主义阵营比优越性呢？

因而，赫鲁晓夫经常指出当时苏联人民群众在吃饭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也没少批评一些高层官员所谓“苏联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忽悠报人报告。

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当时粮食产量只能说勉强够国内用一用，储备粮缺的很，但凡今后几年老天爷不赏脸，全国人民都得饿肚子，甚至出现严重饥荒。

而至于让老百姓吃上水果蔬菜肉蛋奶，那简直跟做梦一样。

换成赫鲁晓夫的官方报告就是“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

他其实很清楚大家为啥不好好种地

20世纪50年代苏联农业产量滞后的问题，不是单纯地因为种地的人不够（确实人少），也不是单纯的农业技术低下（确实也不高），根本上还是源于制度和政策的问题。

苏联农业建立在集体农庄制度之上，集体农庄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遵循的是计划经济的路子。

集体农庄的好处不是没有，但时至50年代，其缺点倒是越来越明显。

最致命的就是“指令性控制”的问题。

每年，苏联中央都会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与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计划。

计划下的很死，要求你种10亩地，你就只能种10亩地，多半亩都不行；让你养2头猪，你就只能养2头猪，多一只小猪仔都不行。

要是有人就是不听话，也简单：抓走。

计划下的死，条目还挺繁琐。

有时候，一个集体农庄每年需要完成的计划项目就有200多个。

这么多项目，当然不可能有专人过来一一验收完成情况，所以，就只能通过写报告的方式“汇报完成情况”。

因此，集体农庄的人除了操心农活以外，还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写各类报告、填各种表格，有时候一个农庄一年之内就要完成上万个项目的报告材料。

这么整，谁有功夫好好种地呢？

赫鲁晓夫很清楚这些弊端，于是把改革农业计划制度，作为农业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点。

1955年的时候，推行了最关键的改革措施，核心的规定是：除了农产品采购量由国家下达指标以外，其余的事情，比如种什么、养什么、在哪种、在哪养的问题，全部由农庄自己看着办。

这样一来，集体农庄多少恢复了一些活力。

不过，要想让农庄提升产量，仅靠放开计划指导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农庄自身收益低下也是限制其生产活力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就是农产品的采购制度非常差劲。

当时，苏联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采购价格（主要是国家采购）基本上沿用的是1927—1931年间的规定，想想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这套价格极度违背生产价格规律，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收购价格却只有3卢布。

包括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等收购价格都无法回本。

更“可气”的是，农庄辛苦收获的粮食和肉类，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量，还要无偿上缴给各地的机器拖拉机站（后面会提到这个机构），剩下三分之二再拿去给国家收购，而收购的收益明显回不了本。

当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却被死死地压着，搁谁也看不出种地有什么前途，那大家还有啥工作劲头。

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光喊口号，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让大家跟着干。

于是，赫鲁晓夫执政之后，也着力在增加农庄收益方面下了一番工夫。

他一方面推动农畜产品6次提价，使农庄的口袋实实在在地鼓了一些；另一方面，取消了以前的那种“义务交售制度”，免除了农庄向国家、机器拖拉机站“无偿”上缴农副产品的义务。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其他比较“人性化”的措施也得到推行。

比如有些农庄确实穷或者遭遇天灾，完不成国家采购指标，欠了不少“债”，但现在全部勾销；再如，有些农庄需要贷款，国家就延长贷款期限，并降低贷款利率（降了一半）；还有，以前给农庄的工作人员的劳动绩效报酬都是年底才给发，搞的大家没啥盼头，现在改成了每月发，每月都有开心的时刻。

而且，以前发福利大都是把一些存量大的农产品发给大家，现在逐渐改为直接发钱。

拿到钱的感觉，总比扛回家一大袋米面要痛快一些。

正是有了以上的措施办法，集体农庄算是恢复了一些干劲儿。

根据统计，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1952—1962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小的成绩了。

他差点就解决了群众的饮食营养问题

当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蔬菜肉蛋奶，是没法去超市买的。

当时的苏联没有资本主义的超市这类东西。

大家吃的副食品，大都来自“个人副业”。

所谓个人副业，主要是指集体农庄的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搞的那些养猪种菜的农副业生产。

根据50年代苏联官方自己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差不多一半的肉类、蛋类、奶类、蔬菜类农产品是由个人副业产出的，个人副业的收入也占了很多集体农庄工作人员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赫鲁晓夫对此应该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上台执政的初期，他大力推动各地积极发展个人副业。

他表达出的观点是：“如果公有经济中的工作不能使集体农民得到劳动日应得的收入，如果他的副业中的个人利益又受到损害，那么集体农民很容易给自己的劳动找到另外的用途——跑到城里去，到工厂做工。

”

客观地说，赫鲁晓夫这点拿捏地很到位。

而且，他甚至鼓励工人群体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搞一些个人副业。

他说：“必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人和职员个人有牲畜是件不体面的事。

”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苏联很快出台了各类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政策，比如免除集体农庄职工的欠款；废除经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降低个人副业税率；甚至要求各级领导人要为干部群众饲养家禽牲畜提供各类便利。

事实证明，这些方针举措的确利大于弊，到1958年的时候，苏联的豆、蔬菜产量增长14.3%，肉牛数量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增加了46%。

甚至在1959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农户家里都有至少一头奶牛。

而现实中，肉眼可见的是，大小城镇周边的荒地上，都被干部群众拿来种蔬菜、栽果树、养鸡鸭，大家的业余活动也从吹牛皮改成了农副业生产。

毕竟，自己种的自己吃，大家还是很乐意为此忙活的。

总体看来，群众家里的饭菜质量肯定是提高了不少，不少城乡居民不仅吃的上面包，也能吃上新鲜蔬菜和猪牛肉，当然也能喝上牛奶。

这当然也极大缓解了5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

赫鲁晓夫推动的这些举措，在当时也没少得到舆论褒奖，甚至被称赞为5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跟列宁晚年主导的政策相提并论），这也让他收获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好评。

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政策支持没能很好地延续。

最早从1956年开始，他本人对个人副业的看法就有些摇摆不定了，导致在当年8月，苏共就推出规定，对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施加各类限制条件，而且开始征税。

到了1958年，由于当年农业大丰收，让赫鲁晓夫头脑发热，以为农业增收问题已经被他解决了，所以他作报告的时候声称“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

为此，他还要求农庄职工放弃个人的菜园和牲口，并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结果这一下子，导致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迅速减少。

于是在1961年，赫鲁晓夫又在大会上大夸特夸个人副业好，个人副业妙，几乎又把之前的限制政策又放松了一遍。

赫鲁晓夫对待个人副业之所以这样“神经质”，除了他个人对于农业的认知并不成熟之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

主观方面，赫鲁晓夫执政之初虽然推行了一系列所谓“惠农政策”，但他在意识深处依然觉得农业跟工业相比，是“没技术含量的活儿”，只需要“稍微扶持一下，问题就能解决了”。

所以推行鼓励个人副业的政策，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粮食紧张问题，没打算把它当做老百姓吃饭的大问题来处理。

但实际上，50年代以后，苏联老百姓（尤其是农村群众）日常吃饭问题都是靠发展副业来解决的，农民家庭95%的土豆，75%的蔬菜，80%的肉奶及其制品，100%的鸡蛋都来自副业生产。

而集体农庄是不可能满足职工的这些饮食需求的。

客观方面，推行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政策之后，不少农庄职工确实对公家的活儿不太上心，对自己的副业生产却很积极，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庄产量不佳。

但实话实说，这种“开小差”的行为在以前也不少见。

如果农庄发给个人的待遇报酬远高于个人副业得来的好处，大家自然也就会把精力用在农庄主业上面。

归根结底，即便以咱们当代的条件，也没法单单通过集体农庄性质的机构解决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的问题，更何况当时苏联的条件呢？不好好发展一下个人副业，老百姓怎么可能吃得有营养呢？

但是，显然赫鲁晓夫把以上的问题都看得片面了、肤浅了，所以才会对发展个人副业“前期热衷，后期冷淡”。

开个拖拉机还能摆出官僚派头？

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是个“开始有用，后来鸡肋”的存在。

当年导师列宁在搞国家建设的时候，预估过苏维埃国家的农业发展前景，觉得会比较艰辛，因为那时的苏联也差不多是一穷二白，尤其缺少工业机器技术，无法改进农业生产，更无法实现农业集体经营。

所以那个时候，列宁没少强调要努力地去多搞一些拖拉机。

到了斯大林执政的时候，农业政策制定地比较“莽”，几乎是用强制手段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但当时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农业机器（主要是拖拉机）保证众多集体农庄的生产需要，即便有，农庄也没有足够的钱去买。

不过，大家伙还是想出了一些办法。

20年代末，敖德萨州的干部群众尝试建立一支“机动拖拉机队”，把十几台拖拉机集合起来，不单独隶属于某个农庄，而是为周边的众多农庄提供服务，以确保“物尽其用、提升质效”。

后来该拖拉机队就逐渐演变成了苏联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

斯大林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在全国推广。

到了30年代，苏联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器拖拉机站建设，大大小小的拖拉机站如雨后春笋，从1932年的2446个，最终达到1957年的8000多个。

每个机器拖拉机站，控制着周边的数个大小农庄，为它们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并收取农庄的报酬。

但可以预想到的是，这些原本为农庄服务的国营性质的机构，很快就因为具备“提供技术服务”的权力，而逐渐堕入官僚化、政治化（这其实也是苏共高层的公开意见）。

不仅如此，为了适应这一架构，也出现了管理农庄的、管理农业机器的两套官僚体系，每当农忙时节，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就免不了为“啥时候用拖拉机、用多少拖拉机”这样的事情来回扯皮。

而显然，机器拖拉机站明显处在上风主导位置。

到了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的弊端日益凸显，且越发制约了农庄自身的生产积极性。

理论界也出现了“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卖给农庄”的呼声。

赫鲁晓夫也觉得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国内先是在个别地区进行了改革尝试，把一定数量的农机直接交由一个农庄使用，结果证明这样做确实提高了效率。

于是在1957年底，赫鲁晓夫做了题为《技术装备和土地要归一个主人》的讲话，表示“只有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有效。

”

很快，各地的机器拖拉机站把大小农机分配或售卖给各各农庄，拖拉机站本身变成了技术维修站，只负责帮助农庄提供维修服务，再到后来，维修站也逐渐减少，农庄自身担负起了农机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职责。

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苏式“大跃进”

不得不说，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很有积极效果的，最起码让当时苏联“死气沉沉”的农业有了些许的“活力”。

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当中，也有一些是明显脱离实际的。

其中最典型的有三项：垦荒、扩种玉米以及畜产品赶超美国。

一是关于垦荒。

赫鲁晓夫推行农业改革初见成果之后，莫洛托夫等一批苏共高层就建议赫鲁晓夫尝试发展“集约型耕作”，提高粮食亩产量，这才是解决粮食问题的稳妥办法。

赫鲁晓夫不同意“集约型耕作”，觉得这种办法长远来看确实是最稳妥、最有效的，但对于解决当前粮食储备不足问题来说，见效实在太慢了。

赫鲁晓夫因此反复强调：“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

”

要说赫鲁晓夫的话也不是没道理，毕竟搞“集约型耕作”，需要的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农机、化肥等），但实话实说，当时的苏联在农业技术方面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一些基础“科技点”都没有解开，这个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那种大农场集约化经营简直太难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粮食储备确实不足，老百姓勉强吃饱，以当时世界东西阵营对立的形势来看，一旦打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人们觉得很有可能），苏联在粮食方面将吃大亏。

所以，想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按部就班地攀爬农科技能点，显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因此，赫鲁晓夫认为，应该找一种见效快的办法来提升粮食产量。

于是，大规模“垦荒计划”就出台了。

在1954年召开的苏共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扩大垦荒的专题报告，要求干部群众在1955—1956年两年内通过垦荒计扩大谷物播种面积1300万公顷。

会后，反对意见没少传过来，但赫鲁晓夫咬定了这个路子，坚决要落实下去。

苏联广大干部群众倒是真的非常能干，一大批人抱着公心或私信，前往新垦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结果在1954年当年，就已经开垦了1900万公顷（完全超越了目标面积），而在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

粮食产量看起来也很给力，1954年全苏粮食产量增长1000万吨，可谓进步不小。

但尴尬的是，增产份额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300万吨。

不过，毕竟是刚开始嘛，没准后续还是能迎头赶上的。

但到了1955年，偏偏遭遇干旱，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几乎全枯死了。

当年冬天，新垦区的粮食供应异常紧张，导致一大批迁移到新垦区定居的人们纷纷离去。

赫鲁晓夫因此遭受了党内的指责，但他仍不动摇，而且还进一步要求扩大垦荒面积。

好在1956年“时来运转”，气候很给力，加上前两年耕地施肥起了效果，这一年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1%。

赫鲁晓夫不仅大大挽回了面子，而且添了不少光。

第二年还被苏共中央主席团授予列宁勋章和“镰刀、锤头”金质奖章。

后来几年里，垦荒区的粮产量虽然时高时低，但总体一直在稳步上涨。

但垦荒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后遗症。

苏联的干部群众虽然在垦荒期间很卖力，但大部分人只重眼前，不想长远，采取的基本上都是粗放型的传统耕作模式，几乎不考虑保持土地养分、防止土地沙化的问题。

赫鲁晓夫甚至被前几年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明显有些听不进意见。

哈萨克各州领导人害怕盲目扩耕会导致沙化，建议赫鲁晓夫允许他们保留“休闲地”，结果被骂成“蠢货”；其中一个州的农研所所长比较尽责，顶着压力保留了25%的休闲地，被赫鲁晓夫的得知以后，竟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如此盲目蛮干，不讲科学，自然遭到了反噬。

60年代起，垦荒区土地沙化逐渐严重，几百万公顷的耕地“报废”，原先提升农产量的地区，再次变得不稳定。

粮食问题最终还是成了苏联的短板之一。

二是关于扩种玉米

赫鲁晓夫觉得玉米不错，倒不是他多爱吃玉米，而是觉得玉米作为饲料作物，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人可以吃玉米粒，牲口可以吃玉米杆）。

让干部群众吃上肉、喝上奶才是关键。

1953年，赫鲁晓夫开始号召多种玉米。

到了1955年的时候，种玉米就成了时髦，那一年的玉米也获得了丰收。

赫鲁晓夫趁热打铁，让人研究设计了种玉米的农机，又改进玉米种子，成立玉米研究所，甚至还在莫斯科给玉米办了一个展览馆。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看到人家“资本主义的玉米”长得膘肥体壮，内心羡慕嫉妒恨，回国后继续大力推动玉米的扩种。

在1960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公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公顷。

要说，玉米是个好东西，但也得合理科学地种植。

赫鲁晓夫这种眼红鲁莽的扩种思路，最终跟他的垦荒政策一样，走向了极端。

很多不适合种玉米的农产区被强行要求种植玉米，结果玉米长势一般，产量偏低，根本回不了本。

再加上玉米抢占了其他作物的空间，导致原本产量稳定的作物减少，使得农产量增长被放缓。

60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脸面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只能承认错误。

不过，他更多地是把责任推给其他人，说是有些人“故意迎合我，拍马屁”，而导致了他盲目扩种玉米。

三是畜产品赶超美国

赫鲁晓夫在跟资本主义阵营叫板方面，是从来不怂的。

1955年，赫鲁晓夫就提出，要在1960年实现肉类、油脂、奶制品产量100%的增长，蛋类产量120%的增长，羊毛产量80%的增长。

现在听起来，这个目标也够吓人的。

不过，当时正是垦荒和扩种玉米政策推行的前期且成效正好的时候，赫鲁晓夫显然觉得苏联完全有实力实现产量翻番的目标。

1957年，赫鲁晓夫再次语出惊人，声称要在最近四年里在人均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

要知道，1957年当年美苏两国的人均主要畜产品产量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肉类：苏联——32.3公斤，美国——102.3公斤；牛奶：苏联——245公斤，美国——343公斤；黄油：苏联——2.8公斤，美国——3.8公斤。

更“致命”的是，根据当时苏联自己统计的数据来看，1955年至1957年苏联自身肉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率不到10%。

也就是说，就算苏联产量年年稳步增加，也得需要15年才能赶超美国（前提是美国也别有太大的增长）。

要说四年以内就赶超，这不是明显在吹牛吗？

显然，这一惊人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而且差一点让赫鲁晓夫在1957年被赶下台。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提出的这个计划，显然也没有跟苏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商量过，几乎就是自己头脑发热，一时激动而提出的冒险计划。

这也是赫鲁晓夫性格的写照，而这种性格其实一直在影响着他推行的农业政策，导致他不止一次地违背规律，急功近利，最终难以解决困扰苏联发展的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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