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精神作为秦国的基本精神，是有着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原因的。

在那样的年代，当时的秦国要想生存，只能进取，别无二选。

秦，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边陲小国，发展成为问鼎中原的霸主，取得一统天下的伟业，所依靠的不是道德文章和遵从旧的传统，而是连年不断的军事征服和革新精神。

首先，进取精神是地理环境的产物。

史料记载:襄公七年(公元前711年)，秦“将兵救周，战甚力”，因功被赐予西岐之地。

自襄公受封立国以来，秦名义上占有西岐之地，但周边的戎狄不断滋扰、侵犯，秦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来巩固自己的领地。

秦文公“以兵伐戎”，巩固了立业之基并扩展了疆域。

生存环境自然条件差，土地贫脊，物质贫乏，严酷的气候条件决定了秦民族特别具有掠夺性，特别崇尚武力，特别能战斗。

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秦民族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学会战争，适应战争，因此，与少数民族杂居的现实成为秦人不断开拓革新、向东进取的动力。

其次，进取精神是新的生产方式在秦国确立和不断扩大的结果。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的转型时期，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轴心时代”之说。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关东诸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封建关系的萌芽，并进行了各种不同的改革和变法尝试。

其中，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以此揭开了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序幕。

秦国，没有过重的宗法制负担，敢于“不慕先王，只重现世”，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商鞅变法。

改革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并且较早地形成了不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土地制度，根除了奴隶制残余，确立起较为完备的封建制社会制度。

史料记载，秦至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

然而穆公之后的二百多年里，秦因内部氏族矛盾和列国革新势力兴起所带来的挑战，国力一度下降。

孝公即位，深感危机:“地僻国微，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遂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并毅然决然地任用商鞅变法革新，奖励耕战，攻伐与邦交互谋，使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以致“家给人足”、”兵革大强”，终于使秦脱离昔日局面，一跃成为敢于东窥周室，并与东方齐楚等大国抗衡的政治势力。

至秦王政一统天下，水到渠成，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秦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到始皇帝，秦国军队已多达160方之众，军事征服和强权统治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于秦国不断壮大的缘由，当时的丞相李斯曾有独到之言:“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

正是秦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农战政策的施行，以及连年不断的征战铸就了秦人勇武刚烈、轻生忘死、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也造就了秦文化鲜明的开拓进取精神。

最后，进取精神是时代造就的。

春秋时代，群雄并起，纷争不断，军事斗争成为列国维持生存和图谋发展的基本手段。

俗话说“春秋无义战”，在周室衰微的同时，诸侯做大，相互之间的攻伐兼并更是家常便饭。

于是诸侯国为了自己的生存或为了争雄称霸，都重视发展自己达到军事实力。

至战国，战争场面更为残酷激烈，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长期的兼并较量后，终于留下七个具有竞争力的封建领主制强国。

可以说，七国并立是长期战争后形成的短暂的势均力敌局面，之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各国价值观的导向不同，均衡被打破。

“强秦”兴起，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转成统一全国的战争，“连横”、“合纵”也应运而生。

随着秦国崛起，东方六国压力倍增，逐渐形成“六国合纵抗秦”之势。

这种“一强对六强”的斗争格局给秦国带来严峻挑战，逼迫秦人做出选择，斗争方能东进，失败则要西退，辛辛苦苦走出来的秦人是绝不肯回去的，于是统一天下成为他们的目标，进取精神也被进一步激发和发扬。

激烈的矛盾和残酷的现实铸就了秦人渴求拥有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坚定了向东进取的决心。

我们知道，秦俑反映的正是这支军队。

秦人的进取精神首先表现在秦国历代国君的进取图强，突出表现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任用上，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某过于秦孝公与商鞅的历史佳话了。

有人说，没有秦孝公，就没有变法成功的商鞅；有人说，没有商鞅，就没有由弱变强的秦国；也有人说，没有秦孝公和商鞅，就没有其后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

这无疑说明秦孝公是难得一遇的贤君，也说明商鞅是难得难求的能臣，在他们两个人的肝胆相照、互相成就下才有了后来的秦国。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国国君在用人方面，是明显高于其他列国国君的，也是秦国君臣上下齐心，一致对外，进取图强的显著体现。

第一，秦国的用人之道颇为务实，国君从秦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延揽人才，闻其名更察其实。

在重视挖掘和培养国内人才的基础上，秦国重视从列国引进良才，并且在委以重任之前对人才进行实际考察。

百里奚是虞国有名的贤大夫，秦穆公在看到晋献公假途灭虢顺便灭虞的事实，证明百里奚当年以“唇亡则齿寒”的比喻，劝告虞君切莫假途给晋是完全正确的，确信百里奚能为秦国所用的具有远见卓识时，便设计用五张羊皮从楚人把他那里买来。

蹇叔当时是与百里奚齐名的政治家，秦穆公在百里奚列举出大量证明蹇叔能力的事实后，进一步了解蹇叔才能比百里奚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以厚币赢取蹇叔。

然后通过百里奚、蹇叔的介绍有接纳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治国治军人才。

另外，祖先为晋人的戎人“观秦”使者由余到秦国后，秦穆公发现由余很贤，便同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同他交谈军国要事，在认定由余是真正的“圣人”之后用反间计迫使由余降秦。

最后通过由余，秦穆公掌握了戎人的地形和兵势，以此制定出“伐戎之形”，一举打败戎王。

魏国中庶子公孙鞅在看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来到秦国，秦孝公对他更是反复考察，在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后，公孙鞅先后拿出“王道”、“帝道”、“霸道”三套治国方略献于殿前，秦孝公都不满意。

，都不符合秦国实际，没有采用，最后公孙鞅拿出“强国之术”与孝公畅谈三天三夜，孝公心里才予以充分信任并封以国士，后赐商於之地，因被称为商鞅。

楚人魏冉在秦国五次任相，他的家族势力越来越大，他的私心使秦国军队久战而领土没有显著扩张，品格和能力上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于是谋略和能力更胜一筹的范雎取而代之。

第二，一经证明是贤能者，秦君便给予信任，赋予权力，充分利用。

安排职务，重视人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使其在具体事务中发挥才干。

如秦穆公授百里奚以国政，号曰“五羖大夫”，授予蹇叔为上大夫，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为三军统帅并重用由余。

秦孝公发现公孙鞅是难得的改革者后，任他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大计，连太子干扰变法的重大案件也交其处理。

并且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对公孙鞅充分信任，为他排难解阻，心心相惜。

查阅秦朝的人才表会发现，秦相多外国人。

自公孙鞅被封为大良造后，更有他国名士位居此高位。

秦武王右相樗里疾、左相甘茂为楚上蔡人，右相屈盖是楚人；秦昭王时右相樗里疾、左相向寿为楚人，右相魏冉亦为楚人，右相薛文则为齐人，右相楼缓是赵人；庄襄王时右相吕不韦为濮阳人；秦始皇时左相昌平君为楚人，左相李斯为楚上蔡人；秦二世时中丞相赵高则为赵人。

从中，我们看到秦国用人政策的开明，也看到秦国国君进取图强的决心。

第三，在人才的任用过程中，国君不轻易委过于人而能引咎自省，并且赏罚分明，赏实功。

比如秦穆公，在殽之战中秦国军队全军覆没，“三帅”被俘，损失惨重；秦穆公非但没有责怪“三帅”，反而亲自迎接他们回都，鼓励他们要“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等待时机成熟报仇雪耻。

除此之外，他还诚恳地向百里奚和蹇叔赔礼道歉，承认是由于自己的主观蛮横和决策失误，导致了军队失败、丧权辱国，影响了君臣之间的关系。

从此，秦国君臣一心，发展国力，终于在后来的王官之役中打败了强大的晋国。

秦国大胆冲破宗法观念中任人“唯亲”、“唯贵”的禁锢，广泛招揽国内外各类人才为己所用，并按照实际功劳大小分别予以奖赏和重用；并且在用人政策、法令的制定和执行中，开门见山注重实际内容而少虚文。

商鞅变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宗室亲贵如果三世没有建立功劳，便不再保留其宗室属籍；对于因能授职的人，大到官吏，小至战士和民众，依照他们军功、事功的大小确定不同的具体赏赐办法；宣布努力耕织粟帛多者免除一定徭役。

在代表法家思想的商鞅主持变法下，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大大调动了国民的积极性，“虎狼之秦”终于逐鹿中原。

人才是一个国家得以发展最重要的条件。

秦国历代国君的奋发图强，开明的任用政策和社会环境，让六国名士得以在秦国舒展抱负，也使秦国一步步成为六国之首最后一统天下。

是这样的人才造就了这样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历史成就了这样的人才。

秦俑反映的正是这时期的人，是有着进取图强精神的秦国人，他们是来自秦国各个地方的普通百姓，他们组成了让天下为之颤栗的秦军。

总之，秦俑作为一定时期的文化产物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发展和演变的结果，体现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

秦人生存、立国以及向东拓展的历史环境和艰苦创业的历程，赋予了秦文化鲜明的进取性。

秦人的进取精神在秦人从落后到先进，由屈居一隅到走向中原，最后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秦国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财富。

由此，研究秦俑的进取之美，探讨秦人的进取精神颇有意义。

标签：人才没有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