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联合地方军阀先后数次对中央红军实行大规模“围剿”。

1933年4月至5月，蒋介石联合其他反动军阀集结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至1933年5月8日，草台岗之战结束后，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贼心不死的蒋介石亲到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视察，想一举击溃中央红军主力，企图活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

然而，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亲自视察却反而给红军找到了活捉他的机会。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差点活捉了蒋介石！

其背后原因归咎于中央红军出色的谍报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至1934年7月间，军委二局共破获国民党军各类密码100余本。

（一说400本）

那么，中央红军是如何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密不透风的情报收集网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意图窃取胜利果实。

没过多久，汪精卫紧随其后。

中共中央驻扎于上海的相关组织与党政机关被反动派几乎一网打尽，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秘密躲藏于上海礼查饭店一个多月，于1927年5月，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汉口。

这一时期，周恩来突然认识到情报与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在辗转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

1927年10月至11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关于调整中央组织结构的决议》，正式成立中央特科。

周恩来作为主要负责人，顾顺章为副手。

中央特科下辖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

后来顾顺章叛变革命，陈赓同志临危受命，加入中央特科，辅佐周恩来进行情报工作。

这一时期，中央特科工作成果颇丰，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为代表的“龙潭三杰”打入国民党内部，源源不断地为党中央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周恩来就曾经说过：地下工作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到了1930年，红军正规兵团相继组建，作战方式从之前的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斗争进行准备。

1930年8月，中央军委在参谋部下设谍报科、交通科，负责有关国民党军情报搜集和传递工作。

1931年初，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军委，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将红一方面军机关改为军委机关，加强苏区红军的情报工作。

为了方便同志们能及时向党中央传递情报，1931年5月，党中央把无线电队扩编为无线电大队。

同年9月，无线电大队发展扩大为无线电总队，主要负责从事侦听、监收工作。

说到这里，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情报传递和收集工作是呈怎样一种现状？

在许多红色谍战剧里，反动派似乎能通过各种方法收集到我党重要情报，从而进行针对性部署，致使不少共产党人遭到逮捕甚至屠杀。

敌人内部一些重要岗位的负责人，展现出了较为强大和缜密的心理素质，不到最后一刻，主角根本无法获得胜利。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军队普遍缺乏无线电保密观念。

一开始，国民党军虽然在无线电通信中采取了加密措施，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部队体系庞杂，虽然设有统一的电台密码，各门派为相互防范，往往难以实行统一的纪要密码制度。

加上军纪不严，管理混乱。

上到负责人，下到基层通信人员思想麻痹，经常在电报联络中使用明码直接呼叫。

什么叫做“明码呼叫”？

很简单，我们上学时都学过摩尔斯密码，连在一起组成相应的段落，破译时对方根据事先设定好的密码进行逐一对照。

可是，国民党军当时因为密码制度的混乱，一方呼叫另一方时，直接把想说的话不加掩饰，全部通过电波发送出去。

这样一来，红军可以直接翻译出敌人的具体联络信息。

加上国民党军在前四次“围剿”中，有不少电台和通信人员被我军缴获俘虏。

尤其是宁都起义后，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携带电台加入红军。

因此，红军下设军委二局很快掌握了国民党军编码规律，开始不断破译敌军密码。

此后意识到通信泄密的国民党军不断更换密码本，加大编码难度，但始终万变不离其宗，摆脱不了被红军破译的命运。

，从1927年至1934年7月，在邹毕兆、曹祥仁、曾希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军委二局共破获100余本国民党军各类密码。

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军委二局统计各情报部门的成果时发现，当时红军共破译了860多种国民党军各类密码！

大家想想，100本密码本加上800多种密码全部被红军破译掌握，那只要国民党军使用电台联络地方部队，在中央红军面前几乎没有任何秘密。

有意思的是，因为国民党军需要大范围调集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所以他们在电波中几乎什么都谈。

大到部队的行动、参战人数、火力配置；小到后勤保障与基层军官调动，上下级毫不隐瞒，连带着中央红军也接收到了这些庞杂的消息，从中遴选出对我军有用的信息之后规避风险。

包括解放战争时期，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后龙潭三杰”的申健、陈忠经、熊向晖，及时向解放军报告胡宗南与进攻延安的消息。

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正是因为我党在各个时间段能迅速全面掌握敌人动向，收集大量有用情报，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这恰恰也能证明，无论是红军还是解放军的谍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那蒋介石是如何视察前线时，差点被红军活捉的呢。

1933年3月，红军在江西省宜黄县草台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11师。

彼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处于敌多路进攻的情况。

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定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歼击敌之一路，从而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决定性胜利。

草台岗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引得老蒋大发雷霆。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亲赴江西崇仁视察陈诚的中路军，他对团以上军官发表了一篇名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的讲话。

或许令蒋介石做梦都没想到，他到崇仁视察，包括军官训话的一举一动都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掌握中。

通过破译敌人电报，党中央明确知晓蒋介石将于5月9日前后取水路返回江西南昌。

获此情报后，周恩来、朱德紧急部署红三军团成立“捕蒋突击队”，抽调120余名骨干力量埋伏在必经之路上，准备活捉蒋介石。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总理却突然下达了停止行动的命令。

原来，军委二局从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未按原定计划全程走水路返回南昌，临时改为先乘船后坐汽车。

为避免打草惊蛇，周恩来紧急叫停了该项突击行动，算是让蒋介石逃脱了被活捉的命运。

从这个小故事不难发现，蒋介石何时何地通过乘坐哪种交通工具返回南昌的消息，在毛主席、周总理面前都变得毫无秘密。

若非蒋介石临时起意，突击行动或许就能大获成功。

回顾红军历史，我们可以震撼地发现，我党我军在红军时期竟取得了“制信息权”。

蒋介石或许没想到，自己部队电台发出的电文其实大多数都被红军截获破译。

谍报是战争的神经，将帅是战争的灵魂，官兵是战争的手足，缺谁都不可。

而武器就是战争的营养，其重要程度也不敢忽略。

参考文献：

1、 曾希圣:红军情报工作的创业人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作者颜梅生，档案天地 2017年02期

2、 中央红军情报侦察工作纪实，作者董小林，炎黄春秋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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