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认同出生，春秋战国的族群经过融合，才形成华夏民族，在此基础上，秦汉王朝统一国家的出现。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形成的这个问题，学界已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在春秋至战国时代血缘氏族组织解体的过程中，地域化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是华夏形成的推动力，但其本身有独立的意义。

地域群体认同与华夏大群认同，既有相互支援的一面，又有不一致的一面。

华夏形成的地域化路径问题

，学界有许多讨论，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有人认为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发展进程中，有人认为是在春秋到战国。

但有一个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大体一致，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是经由氏族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的转变。

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田继周《先秦民族史》主张华夏民族在夏代甚至夏代以前形成。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主张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相继兴替的发展，就是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

这两部颇有影响的民族史论著，对于华夏民族形成于何时看法不同，但对民族形成路径的理解大体一致，都认为与古代王朝国家相关，同时又是以地缘群体形成为基础。

中国古代国家有早期氏族国家，到后来地域国家。

西周至春秋是向地缘组织形成的过渡时期。

西周以前尚未有不同氏族混居，西周的诸侯，是把不同氏族里的贵族成员在共同的封国里组合，让氏族混居变成条件，由此迈出向华夏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一步。

由西周至春秋，华夏势力不断扩大，到战国形成“华夏”的地缘国家。

此一研究的进展，是抓住西周封建的具体历史线索，提出分封是古代族群关系演化中一个重大转折，打破不同氏族组织相互隔离的局面，使东西方部族在各个封国混居，促成相互之间的融合，形成地缘性的社会组合，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民族产生奠定基础。

国内学界研究华夏形成的共同思路，是国家组织推动地缘社会形成，沈文是这一思路中历史分析相对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具体描述了分封制推动下由西周至春秋战国华夏形成的过程和路径。

把商人的一些部族迁徙到周人控制的陕西地区；建立东都成周以镇抚东方；分封大批姬、姜姓诸侯在黄河中、下游，逐步与东土部族相互糅合。

这样，在西周制度下，在中原核心地区，如成周、宋、卫、鲁等国，形成商、周族群合流的趋势。

西周分封使东、西方部族在地缘上混合居住，相互糅合，为后世华夏意识的缘起。

华夏形成地域化的过程没有具体说法，但不同部族在各个地域的邦国混合，因此实际上也是认为，不同氏族组织在各地混居逐渐结为地域性的群体，是华夏形成的基本路径。

古代族群关系由血缘向地缘演化，从文献资料看，首先是这种地方性的邦国群体。

春秋时代是古代族群关系重大转变的时代，并不是氏族解体直接就转向了华夏社会，还转向了各地以“国”为中心的群体这一种现象。

在封国推进的氏族混居与融合，首先是形成以“国”为中心的族群。

这些地方性的“国群”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熟，消融在华夏大群之中。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国群”的形成，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

应该注意到，氏族组织解体不是直接转向华夏，而是同时转向地方国群，地方国群为何最终消融在华夏大群中？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春秋以后的地域国家意识

春秋时期各国相互起了冲突，争战频繁，“国”在此环境里代表着各姓族共同的利益，让不同姓族的人们有休戚与共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春秋以后氏族组织凝聚力下降，逐步走向解体，随着体制变革，国境之内的人们消除氏族身份的间隔，至战国成为国家编户之民。

春秋到战国，是地域群体在新型国家构架下形成的，是那个时代社会与族群关系大演变的一个结果。

关于春秋时代以“国”为中心的地域群体开始形成，文献中有较多的材料，大多是人们意识到国内各姓族是利益与共的群体，尽管彼此竞争，国家盛或衰，却关系各姓族的存亡。

所以国群感情颇为盛行。

这是学界大体已经了解的，不必再专门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以后国群发展，开始形成共同的宗教仪式。

这是春秋战国地方群体发展最具深意的一个问题。

因为地方族群形成，往往与发展出共同的文化和信仰相伴。

春秋未必有各国统一名称的聚集“百姓”的礼制，因为这样的礼制本就不是如后世儒者想象的那样，由西周时代统一颁行，而是在各国地域族群的聚合过程中自行发展起来的。

但春秋时各诸侯国已有“国社”性质的礼典，是可以相信的。

“国社”性质的礼典，春秋以前可能就已经建立。

“国社”礼典实行时间一旦长久，结合其他因素，便会培养出人们对地域国家的内心归属感，是带有宗教性的感情。

战国诸子，也“很少抱狭义的国家观念”，一般的游士纵横家，也都是在列国间活动，“他们的性质，一样是国际性的，是世界性的，并非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者所能有”。

钱穆认为在战国学者中，只有屈原一人抱狭义国家观念。

前辈名家的看法，大体代表此后学界主流的意见。

一般学者都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人国家意识淡薄，在思想史领域甚少有人讨论春秋战国的国家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这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问题。

春秋以后地域国家的发展，没有达到地方民族的程度。

什么是地方民族？就是形成地方性的文化，凝结地域人群。

如果这样的地方民族形成，人们谈论问题，很可能就会有文化意义的国家本位意识。

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地域国家，只有共同体，没有文化共同体无从找到地方性的基础。

国家宗教是一种文化，也有凝聚感情的作用，但只是把国家神圣化，没有独特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通常来自地方经验的积累和提炼。

在战国时代，大概只有南方的楚国，某种程度上发展出这样的文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一个民族。

但是楚民族并没有完全的形成，反而战国以后就逐渐融入华夏民族。

但楚国和屈原的独特性让我们看到了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在族群聚合上的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代的地方国家发展，最终都未形成自己的文化纽带，这是梁启超和钱穆所说现象的原因，各国知识人物谈论伦理问题，全以“天下”为出发点，因为他们认可了诸夏的共同文化，没有人在意地方经验的独特价值，所以没有人思考国家本位的伦理问题。

地方经验的独特性，写出了罕见“爱国主义”的伟大诗篇，可惜没有发展出地方本位的伦理思考。

春秋以后“诸夏”观念的发展，是华夏共同体的塑造，是氏族组织解体转向地域组织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也推动了地域国家发展。

地方国群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地方民族

以往中国学者也早已有相似的认识。

吕思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著作，在讨论中国古代民族时，对何谓“民族”有形象的界说：一群人民，必须有一片土地，为其栖息之所。

地理上各处的情形，是不同的，其及于人的影响，也自然不同。

所以一群人民，住居在一片土地上，持续到相当的时间，自能发生一种特殊的文化。

而在地理上，性质相同，可以算做一个单位的一片地方，其住民，也自会联接而成为一个民族。

这是用非理论性的语言对“民族”作简明概括，说得很生动，代表了学界对古代民族的一般见解和想象。

中国地域广大，自古有众多氏族组织，文化多元。

春秋之后形成地域国家，内部氏族组织都逐渐解体，人们以国家为庇身的地方，以“社稷”为国群的宗教，各国的人们已经“住居在一片土地上，持续到相当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自创“发生一种特殊的文化”，成为民族？

氏族解体后转向地方国群，不是没可能成为地方民族，关键是没有创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作为国群认同的精神纽带。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按钱穆的说法，古代“狭义的国家意识”薄弱，是因为自古就有天下意识。

春秋“诸夏”观念出现，是古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的标志。

秦汉王朝确立华夏民族的国家形态，正是以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融合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融合，是古代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西周初年分封，派出移民队伍深入各地统治当地族群，经漫长融合相互了解，逐渐成为地域性的族群。

春秋时代形成的以“国”为中心的群体如果充分发展的话，是很有可能形成地方性的民族意识的，但这反而阻碍了华夏大群的形成。

所以仅仅从血缘组织转向地缘组织还不能完全解释华夏民族形成的内在路径。

跨越地域国家的文化联系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步发展，是华夏抟成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春秋以后的族群重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国群形成，又有国与国建立共同尺度，两种力量的相互配合和博弈，也许可以理解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华夏形成的复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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