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正式撰写《御制十全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十全武功”，并就此开始自称为“十全老人”。

然而，乾隆皇帝这所谓的“十全武功”，并非每一项都能称得上是“实至名归”，其中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一平大小金川之战”，便是如此。

尽管清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除了损兵折将外，还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可以说这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惨胜。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曾任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及吏部尚书的讷亲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也因为自己在“一平大小金川之战”的巨大过错，被乾隆皇帝赐以自尽，下场十分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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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亲，出身名门，地位显赫。

讷亲，是内大臣尹德的次子，同时也是康熙朝初年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遏必隆的孙子，以及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度的重孙。

额亦度儿子众多，但在朝堂上真正享有名望和殊荣的，也只有八子图尔格和十六子遏必隆两个家族分支。

而这其中，遏必隆家族则是更加为人所熟知，除了遏必隆本人担任辅政大臣外，他的两个女儿也先后的嫁给了康熙，分别是历史上的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以及十阿哥胤的生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

遏必隆去世后，尹德的弟弟、遏必隆的第七子阿灵阿袭承了遏必隆的一等公爵位，并且长期担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等重要职务，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成为了钮祜禄氏家族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然而，阿灵阿由于在康熙朝晚年的“九子夺嫡”中全力扶保八阿哥胤禩，从而遭到了雍正的嫉恨，于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的时候，雍正将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就已经过世的阿灵阿的墓碑改为了“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随后又将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夺爵发配。

与此同时，雍正大力扶持、提拔尹德，不仅让其袭承了二等公的家族爵位，还让其担任了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等职务，使其成为了整个钮祜禄氏家族新的代表。

雍正五年（1727年），尹德致仕退休，他的儿子讷亲承袭了他二等公的爵位，并就此在朝堂上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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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按照雍正“遗诏”的安排，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以及在此之后享有“配享太庙”殊荣的张廷玉和鄂尔泰成为了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年轻的乾隆皇帝。

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担任军机大臣的讷亲，也被雍正委以了“顾命”职责，成为了又一位雍正留给乾隆的“托孤”重臣。

而在乾隆皇帝登基之后，由于胤礼过早离世，胤禄深陷“弘晳逆案”而被罢黜，张廷玉与鄂尔泰也因为党争为乾隆所不满，随即开始遭到打压，于是讷亲成为了乾隆的重点培养对象。

这个时候的讷亲除了被晋封为一等公外，更是担任了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议政大臣等要职，并且在鄂尔泰去世后开始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就此成为了实际上的“百官之首”。

如果没有之后发生的事情，讷亲想必也会如同额亦度、遏必隆、图尔格、尹德等一众他的那些钮祜禄氏家族的前人们一样，在清朝的历史长卷里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然而，随着“一平大小金川之战”的爆发，讷亲就此迎来了人生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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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失利，讷亲难辞其咎。

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管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然而，在“改土归流”推进与实施的过程中，各地官员并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与方式实施，期间出现了以权谋私与暴力镇压的状况，这就使得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开始不服从于朝廷中央的统一管理，部落间开始出现了矛盾与纷争。

乾隆十二年（1747年）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已经控制了小金川地区的基础上，又开始对革布什咱土司控制的正地寨、以及明正土司所管辖的鲁密、章谷等地区发动了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就此陷入乱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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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四川巡抚纪山以及川陕总督庆复，多次派兵前往镇压，而莎罗奔则是依靠复杂的地形条件，不断对清军实施打击，清军损失惨重，数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此前平定苗疆叛乱有功的张广泗出任川陕总督，率兵入川，使得包括小金川在内的一众土司望风而降，然而，在组织军队进攻大金川的时候，再次遭到了莎罗奔的顽强抵抗，张广泗损兵折将，平定大金川的计划再次破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紧急召回此时正在山东地区赈灾的讷亲，授其为经略，指挥平叛。

“由可信大臣亲履行间，既可察明军中实情，据实入告，又可相机指示，早获捷音。

”

可事实却证明，乾隆皇帝对于讷亲的这次任用，是极为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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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讷亲完全不懂得用兵，并且是刚愎自用、专横跋扈。

讷亲的仕途起点非常的高，同时升迁的速度又是非常的快，前文中也说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军机大臣，更是位列“百官之首”的位置，讷亲对于地方官员的盛气凌人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加上在此之前，讷亲一直在朝廷任职，尽管担任过兵部尚书的职务，但却没有一点带兵打仗的经验，可他却一意孤行的要按照自己的方针和策略来平定叛乱，俨然是彻头彻尾的“外行领导内行”。

而最终的结果便是，讷亲在尚未完全掌握敌战场我态势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部署，并且是盲目出兵，直接导致清军损失惨重，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身负重伤，军队士气也彻底跌落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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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败之后的讷亲，他性格上的懦弱与毫无责任心的缺陷也瞬间暴露无遗。

盲目派兵进攻昔岭，致使清军损兵折将，而这一次的惨败也彻底击垮了讷亲的信心，就此变得意志消沉，畏首畏尾，以至于面对乾隆皇帝催促他率兵出征的旨意，他都选择了“阳奉阴违”，不敢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再次，讷亲与张广泗长时间的不和，内耗极为严重。

起初的时候，张广泗畏惧讷亲的权势与地位，对其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然而，在讷亲率兵打了败仗之后，张广泗便一改对于讷亲的态度，不仅对其颇为轻视和不服，并且对讷亲是处处掣肘，这更加使得讷亲是无心恋战，整个金川的战事也就此搁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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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年），面对毫无进展的平叛局面，乾隆皇帝终于彻底失去了耐心，而此时讷亲与张广泗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双方各执一词，互相弹劾，这让乾隆对这二人是失望透顶，九月，乾隆皇帝正式降旨将讷亲和张广泗传唤到了北京。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让大学士傅恒接替了讷亲的职务，并安排辅佐康雍乾三位帝王的名将岳钟琪协助征讨。

这两人通力协作，指挥得当，在第二年的时候就迫使莎罗奔投降，“一平大小金川之战”也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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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亲最终被乾隆皇帝赐以自尽。

乾隆皇帝安排讷亲入川平乱，对讷亲是抱有着极大的希望的，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让其失望至极，而更加令乾隆所气愤的是，讷亲自己已然是手足无措，但还在为自己极力开脱，将罪责推卸到了张广泗身上，并且还不肯向乾隆“说实话”。

“讷亲素性谨慎公正，朕所深知。

今奉差委，自然臧臧否否，岂因地方官之趋承与否，遂意为轩轾。

”

而也正是因为讷亲的愚昧与渎职，不仅导致了军队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同时带来了极大的军费与粮草的消耗，以至于当傅恒率兵打到最后的时候，早已是人困马乏、物资紧缺，如果不是莎罗奔的乞降，清军也很难继续支撑下去。

乾隆十四年（1749年），回到北京的讷亲被乾隆皇帝议罪，并赐以自尽，而讷亲自尽时所用的，正是他的祖父遏必隆的遗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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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权势、地位显赫一时的权臣讷亲只能以如此屈辱的结局方式收场，然而，如果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讷亲虽然罪责难逃，但他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替罪羊”，乾隆皇帝才应该为“一平大小金川之战”的巨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

一来，乾隆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对大小金川地区的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不断的扩张也没有进行有效的遏制，最终让其在形成了气候，开始与朝廷形成对峙。

二来，乾隆在平叛的官员任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不管是张广泗，还是讷亲，都是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将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相互扯皮与推卸责任上，尤其是对于讷亲的任用上，乾隆皇帝完全没有考虑到其只会纸上谈兵，没有任何领兵作战的经验，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巨大伤亡与钱粮的极大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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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乾隆对于平叛的局势过于乐观，同时对于讷亲有过于信任，以至于在北京的乾隆全然不知小金川前线的具体情况，没有做出有效的部署和应对，直到局面即将失控之时，才安排傅恒和岳钟琪入川，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紧急组建“西山锐建营”，训练针对大小金川战场的“特种部队”，进而最终取得了“一平大小金川之战”的胜利。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赐讷亲自尽，既是要挽回些许的朝堂颜面，也是也是要借重臣讷亲的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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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大小金川地区再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前后历时五年才最终将这一地区彻底平定。

而在这“两平金川”期间，清朝共计投入兵力60余万人，耗费帑银更是超过了7000万，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惨胜。

由此可见，虽然乾隆皇帝的这“十全武功”，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安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持续不断的征战，也带了沉重的负担，雍正留下的“家底”，几乎全部被打光。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是“两平金川”，此后的征讨缅甸，代价都是极为惨重，而将其也纳入“十全武功”之中，确实是难以称之为“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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