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者埃尔温·施陶布认为“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是通则，而不是例外…… 而滋生极端之邪恶的寻常心理过程往往是随着破坏程度的进化而逐渐形成。

”

一、路西法效应的产生背景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正处于反对权威、反越战的时代氛围中，那是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留长发、吸毒并高唱“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年代，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路西法效应的名字来源于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由于不满上帝让他臣服于亚当的指令，成为反叛的恶魔撒旦，被打入九层地狱。

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设计进行了一项非常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囚徒”实验，在实验中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自愿担任被试者、身心健康且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被随机分派到“狱警”和“囚犯”两组，接着让他们身处模拟的监狱环境。

实验一开始，参与的被试者便感受到强烈的角色规范的影响，并努力去扮演被指定的角色。

囚犯志愿者们被“权力超我”规约，本我被挤压到无意识深处，狱警志愿者们则迅速放大了本我，放弃了道德超我，极短的实验时间内，双方都迅速失去了自我的控制力。

扮演“囚犯”的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逐渐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

扮演“狱警”的大学生开始变得暴力，猖狂，并出现虐待、侮辱“囚犯”的现象。

实验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转变为残暴不仁的狱警或是情绪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因此，原定为期两周的实验也不得不宣告中止。

真正使“斯坦福监狱实验”留名心理学史的秘密的是，实验组成员也在无意识中成为该实验的一部分。

这个荒谬而惊悚的结果当然远远超出实验团队的预期。

实验团队成员以亲身经验证明了权力话语的巨大社会功能，以及人类认识自我的局限性。

如果说狱警志愿者在刻意滥用权力且并没受到惩罚时，显露了社会失序下极速膨胀的人性恶。

那么，躲在镜头后观察一切的实验团队在“上帝之眼”的掩盖下，迷失在自己“绝对权力者”的实验身份下才是真正的可怕。

作为实验的发起者，津巴多教授也一度陷入实验的泥淖中，并没有意识到实验的走向已经完全超过了他最初的预想，当外界干扰出现（女友来看他），他脱口而出“我的监狱”（My Prison），才深刻意识到这场实验已经完全失控，连自己都被卷入在内，成为实验的一部分。

不得已，津巴多教授下令实验终止，该实验仅仅维持6天就宣告提前结束。

路西法效应揭露了三个心理实事：首先，世界上充满了善与恶，人性亦如此；其次，善与恶之间的边界可以相互渗透并且模糊不清，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善恶划分为黑白两道；最后，人性可以相互切换，即天使可以变成恶魔，恶魔也可以变成天使。

二、路西法效应产生的原因

1、情境力量

“路西法效应”告诉我们，情境中的各种特质，包括权力差异、角色、规则、规范、任务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种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在“情境力量场”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普通人能够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之外无法想象的事。

生存情境力量场是指社会个体以生存为首要目标所产生的情境力量场。

处于这种情境力量场的社会个体通常生死攸关，导致人的本性出现质的变化，这为路西法效应的产生提供空间。

情境力量场驱使人们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其破坏力令人匪夷所思。

生存情境力量场提供了让“好人”变成“恶魔”的驱动体系，使情境力量不受任何社会个体控制力量的左右。

马丁·布贝尔认为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的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它”的关系，所以去人性化是指一方采取消极的、否定的、冷漠的态度来对待对方甚至将对方物化、客体化，并没有将对方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随之而来的是标签化、刻板印象等。

物化情境力量场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即运用心理学理论，提供去人性化的社会坏境，使社会个体的辨识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个体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降低。

社会个体逐渐形成匿名性，即去个人化渐渐完成。

社会群体将部分社会个体从既定的道德秩序中驱逐出去时，就完成了去人性化的过程。

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按照规定的角色脚本进行互动。

如果某人的行为不符合角色的要求，被社会视之为异类。

可见环境对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是巨大的。

虽然被实验者都身心健康，但是实验中那些“狱警”却残忍地折磨“囚犯”，而“囚犯”虽受尽折磨却甘心接受虐待。

这是因为被实验者带入到了一个逼真的监狱环境。

这会勾起他们对真实监狱里所发生情况的联想，从而会不由自主地效仿他们的目标角色的行为。

因此在监狱环境下他们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或者顺从以适应环境的需要。

也就是说，在特定环境下，人们会表现出与该环境相适应的态度和行为特征。

2、角色扮演

“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

按照拉尔夫·林顿的说法，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

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其提供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的扮演。

”

可以说“个体扮演每一个社会角色可分为三个阶段：角色占有阶段、角色认知阶段和角色实践阶段。

”

实验指导者给被实验者分配了角色——狱警与囚犯,被实验者很快接受了这种角色并努力扮演好。

被定义为“狱警”者，通过实验取得处置囚犯的权力，是支配者，因此他们会暗示自己去实践这一角色。

而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监狱看守是残暴凶狠的，因此他们会在实验中表现出对“囚犯”的残酷冷血。

被定义为“囚犯”者处于被处置的地位，他们会暗示自己进入这一角色。

他们知道，囚犯是任由看守处置的，低人一等。

因此他们变得极其软弱顺从，甚至因沉溺于实验角色而崩溃。

为什么被实验者这么深入地陷于给定角色呢？是社会期望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期望指个体作为群体成员对面临事件的主观定向，它具有群体要求功能。

角色期望反映了社会中人的相互依存关系, 其中包含着权利与义务观念。

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人都有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社会期望就是要求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他们才会得到社会认同和生存发展。

为了得到社会认同，被实验者会按照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望来确定自己的行为。

因此，原本身心健康的被实验者，在实验中会表现出惊人的残暴或顺从。

这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们受到社会角色的规范约束，并为了满足社会期望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

角色对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态度和行为有重大影响。

3、群体心理

英国刘易斯教授曾得过这样的结论：“当人处在善恶边缘时推人一把、改变行为的强大力量乃来自人们想成为‘圈内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

”

在充满危机和暴力的团体中, 善良的人们也会变得残忍，群体经常干出刽子手的举动。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洗劫商店，既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们也很容易抵制该诱惑。

但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的念头并屈从于这种诱惑。

人类集体能产生大量激情。

”群体中的责任是分散的，由于责任难以认定到具体的个人，惩罚也难以针对个人实施，因此参与其中的人会丧失理智，做出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

这种群体塑造的心理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人惯有的性格或行为特征。

在这个“狱警”群体里，一种群体精神激励他们对“囚犯”施暴。

他们是一个群体，而群体意味着责任的模糊和分散。

责任无法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他们不用担心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因此这种群体心理就促使他们对“囚犯”肆无忌惮地进行折磨。

这告诉我们，在理智状态下，人们情感受理性支配，但这种理性状态很容易在群体中丧失，从而使个人有非理性行为。

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群体的互动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影响。

群体的情境可能会对个体心理产生从众、风险转移、去个性化等消极效应，而这些消极的群体效应则可能增加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在群体中，人的行为会由于群体压力的存在而导致很强的从众性，阿希( S．E．Asch) 曾在其关于从众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即便是群体中多数其他人的言行明显是错误的，行为人的从众性依然很高。

所以，当一个人处于群体之中时，其表现出来的行为往往并非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经常受到群体中他人的影响而做出违心的选择。

从众行为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行为参照、对偏离的畏惧与群体凝聚力的敬畏。

去个性化是指个体在群体中，由于他人在场，使得自己处于唤醒状态，导致自己身份模糊化，从而失去自我觉知能力，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

也就是说，在群体中，个体很容易丧失自身行为的标准，失去个性，完全屈从于群体的规范。

群体成员一旦处于去个体化状态，就会表现出无自知性、行为与内在标准不一致、自制力低，放弃对自己行为的控制，结果便容易导致人们可能加入到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行动中。

而群体情境产生的风险转移效应使得责任在群体中得到分担扩散，导致群体成员的行为相比一个人时显得更为冒险。

如果唤起的去个体化状态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后果可能令人震惊。

4、敌意想象

津巴多这样描述敌意想象：“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外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 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 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

‘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心象威胁着人们的 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

“敌意想象”的心理过程是：先排除对方的人性，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

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的威胁逼迫，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 开始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

很多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的人性灾难都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

由于敌意想象，同事、朋友甚至是家人都无法幸免于难。

为此，津巴多感叹“这种去人性化是没有界线 的。

”一个卢旺达的屠杀者也是这样说的：“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伤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一位感到抱 歉。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在把他们当成人类。

”

《圣经》的黄金律令也曾告诉人们“你们愿意人怎样的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

”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撒旦，我们心里的撒旦因为社会的道德、法律而困住，但 并不代表不存在。

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虐待欲望和倾向，其实人人都有阴暗面，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忍、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者受害者。

然而，我们却不可忽视斯坦福监狱实验对我们的警示作用。

即：准确的角色认知，对于我们适应社会，全面发展自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若是角色认知失范，或是过度地沉溺于失范的角色，会使我们得不偿失，甚至会在社会大系统中被淘汰。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 (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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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云 祥.“路西法效应”与刑讯逼供———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15(1):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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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丽丽.论腐败中的人性转变及对预防腐败的启示———基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思考［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19,21(5):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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