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为什么没学杨振宁那样全职回国?,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怀疑探索者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国1
不要只拿国籍衡量一个人爱不爱国,李政道就是例子
《科学大师》:我们国内好多人可能对杨振宁先生知道更多一些,因为他就在国内,而且媒体时常报道,对李政道先生反而了解不多,李先生为什么不像杨先生那样全职回国呢?
何祚庥:个人有个人条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李先生在国外有一堆社会关系,他在美国,可以请他的妹妹来照应他的生活。他大量的社会关系都不在中国,他一个弟弟在瑞典,他在上海的亲人、朋友几乎没什么人了。
杨先生不大一样,他不是跟翁帆结婚了嘛,这是很重要的。李先生如果回来以后,有谁能够帮助他、安置他?这个问题很现实的。我并不认为这就代表着一个爱国一个不爱国。杨先生就是全职回来以后,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爱国,是回来养老的嘛?这严重不通情理。
李政道教授
李先生是没有回国。但应该客观地看,两位先生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都有大贡献。两位都是热爱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科学家。不能认为一个回国就爱国,一个不回国就不爱国。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角度都为中国做出过贡献,在这一点上可以讲是各有千秋。
《科学大师》:有时候,大家比较在意一个人的国籍,不管是杨先生还是李先生,之前都避不开这种讨论。
何祚庥:揪着国籍不放,这是不对的,太狭隘了。李先生也好,丁先生也好,丁肇中到现在还是美国院士,虽然他们都不是中国籍的科学家,但都很热心帮助中国,所以国籍的问题实在是不重要,他们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我再三说,看一个人爱不爱国,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不是实实在在给国家办事,而不是只看国籍。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学生运动,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做了一些事情,是一个革命者,我是留在国内了。我的表姐王承书(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她是解放前就出国了,去了美国,但到了1956年,她和张文裕教授(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回国。张文裕教授回国后办了个高能物理研究所。王承书干的是铀235和铀238的同位素分离,为中国核武器做了大贡献。那人家就问了,说是王承书出国对,还是何祚庥留在国内对?哪一条道路更好?
我说这个不能这样讲,现在看起来都很好。我参加学生运动,参加了中国革命,不能说这件事情做错,但是她到国外学习科学,国家有需要再回来,投身到铀同位素分离的科研工作中,这也是大贡献。所以就国籍不国籍来争吵,实在没道理。
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国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曾经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而钱学森就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导弹之父,因为钱学森,让我国的导弹研究工作和航天发展都加速了几十年,也为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对于钱学森来说,他不仅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也希望竭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国家走上伟大富强的道路,他还曾经表示,有一个国家宁死都不想再去,他临终之前所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们感到惊讶。
究竟在钱学森的心中,隐藏着什么,以至于直到他临终都无法释怀。
对于中国人来说,钱学森这个名字早已深深的刻在脑海里,从上学时人们就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钱学森的事迹,他对科研的贡献更是不容忽视,钱学森的名字总是和中国导弹、中国航天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注定了钱学森与众不同的一生。
其实钱学森的出身了得,人们也许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天才,却不知道他是吴越王钱鏐的后世孙。钱学森在1911年出生,在钱氏家族中,不仅出现了钱学森这位响当当的大人物,其实钱钟书、钱三强和钱永健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不能忘怀的重要人物。
钱学森从小就表现得十分聪明,他后来考入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当时的钱学森毫不费力的成为了学霸。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在航天领域上和外国有巨大的差距,此时的钱学森还无法为国出力,但是命运却有巧妙的安排。
由于钱学森的学习成绩优异,所以他后来被选为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当时全国只有二十名留学生有资格去美国留学,而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钱学森此行的经历,其实就是在为中国发展打基础,而更加重要的是,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对故土的依恋,也将报效祖国作为此行的主要目标。
在刚刚来到美国时,钱学森受到了歧视和排挤,这是当时华人在美国都会经历的,但是钱学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立志要用自己的实力说话。钱学森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天系学习后,他的成绩十分骄人,也比很多美国学生优秀。但是即便如此,钱学森的好成绩依然成为了美国人奚落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也许只会学习,在实践方面就要相去甚远。
后来钱学森的种种表现让这些看不起中国人的美国人再次打脸,他后来获得了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冯卡门的认可,并成为了他的得意门生,从此之后,所有人看到钱学森都会十分尊敬,而钱学森也用自己的能力在美国得到了尊重,而这只是第一步。
在钱学森二十五岁时,他就已经成为了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当时这个小组只有五个人,而钱学森作为中国人可以进入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就是对钱学森个人能力的认可。就这样,到了钱学森三十五岁这一年,他已经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像他这么年轻的人可以获得如此殊荣,在麻省理工还是唯一一例。
在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再次相见,其实两人在小时候就相处过,因为蒋英曾经被过继到钱家,好在当时钱学森对这个过继来的女孩儿并没有表现得太热情,所以蒋英后来才被送回了家中,否则蒋英可能就此成为钱学森的妹妹,而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妻子。
再次见面,钱学森已经是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而蒋英已经成为乐坛上备受瞩目的歌唱家。这一次见面,让钱学森决定从此以后要和蒋英共度一生,两个人很快就走上了结婚礼堂,随后蒋英就跟随钱学森来到了美国生活。
当时的钱学森在美国的收入很高,一年能够有十万美元的高收入,而这样的收入水平是当时美国普通人收入的三十倍,只要钱学森想要,他可以在美国购买豪宅豪车,也可以过上十分恣意的生活。但是在钱学森心目中,他始终无法割舍掉对祖国的那份眷恋,而钱在钱学森的眼中永远无法和国家相比。
在1949年,钱学森当时一心想要回国,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振兴中国发展之路。可是此时的钱学森却遭遇了人生中的巨大挫折,因为当时美国当时不放钱学森回国,还不断对钱学森进行折磨。
美方当时将钱学森囚禁在一个小岛的监狱里,他们怀疑钱学森将美国的重要机密透露了出去,所以对他不停地审问。当时钱学森没法入睡,因为有专人看管他,还要负责折磨他,如果发现钱学森睡着了,就会马上通过各种方式将他弄醒,随后继续进行审问。
经过了十三天的惨痛折磨,让钱学森瘦的皮包骨,还好当时蒋英托人找关系,才将钱学森从监狱中保释出来。但是美方依然对钱学森的行踪进行管控,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到精神折磨,但是钱学森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想法。
经过了五年的协商和谈判,在祖国的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而美方当时坚持不方钱学森回国,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钱学森的价值,并认为钱学森一个人就顶五个师的军事力量。可是在钱学森看来,如果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没有用于国家,那才是他的终身遗憾。
回国后的钱学森就一直致力于导弹的研究工作,并于1960年,成功研发了第一枚导弹,并发射成功。就这样,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研究工作付出了五十年的心血,他不日不夜的钻研,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报效这片他深爱的热土。钱学森也不止一次表示,自己今生再也不想回到美国,在美国虽然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这些都无法和祖国相比。
钱学森是国人的骄傲,也是国人的榜样,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进步,我们都不能忘记钱学森曾经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要时刻铭记,并学习钱学森的爱国情怀。
2009年,钱学森离世,在他离世之前,他说出了一直记挂在心目中几十年的担忧,那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
钱学森已经离世,但是他的精神会长存,也会永远被人们所铭记。
当年杨振宁的确没有和钱学森一起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回国,但这并非是他的本意。
他当时研究的是前沿物理研究,回国后短期作用很小;还有就是他的岳父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杜聿明还在作为一名战俘关押着呢,回国后,别说研究了,估计只能去哪个偏远的农场干活吧。
但是杨振宁在用另一种方式在为国效力。
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说:杨振宁为中国至少培养了10个以上的中科院院士和5个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说:杨振宁将清华三个物理研究领域提高到世界一流。没有杨振宁,就没有清华物理系的今天。
杨振宁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当然离不开他优异的数学成绩!
至于他数学成绩为何这么好,1983年他曾说过。
1983年,杨振宁向中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过程时,就专门提到了一个人。
他说:“有一位刘薰宇先生,他是位数学家,写过许多通俗易懂和极其有趣的数学方面的文章。我记得,我读了他写的关于一个智力测验的文章,才知道排列和奇偶排列这些极为重要的数学概念。”
杨振宁和李政道
刘薰宇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跟教育家,他跟杨振宁的父亲还是同学。
他有多牛呢?我举个例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所神一般存在的中学:春晖中学。
这所学校的美术老师是丰子恺。
音乐老师:李叔同。
国文教师:朱自清、朱光潜。
书法课:于右任。
此外,还有蔡元培,蒋梦麟,何香凝,叶圣陶,张大千,巴人,廖仲恺,黄炎培,陈望道等等前来讲座。
而数学老师是谁呢?就是刘薰宇。
所以,在数学教育在这个领域,刘薰宇绝对是民国大师级的存在。像美术老师丰子恺就经常跟刘薰宇请教。
丰子恺说:
“我与薰宇相识后,他便做这些文章。他每次发表,我都读,诱我读的,是它们的富有趣味的题材。我常不知不觉地被诱进数学的世界里去。
每次想,假如从前有这样的数学书,也许我不会抛荒数学……
其中《韩信点兵》一篇给我的回想很不好:
这篇文章发表时,我正患眼疾,医生叮嘱我灯下不可看书,而我接到杂志,竟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了。次日眼睛很痛,又去看医生。”
我专门找来了刘熏宇的书给我家小孩看,我家小孩正在上六年级,平时也补习数学,他有时候觉得上补习班有点枯燥。可他看这个书,却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能把他在补习班学到的东西运用过来。一看就看了个把小时。平时,他是坐十五分钟就要挪屁股的。
我给孩子看的这套书一共有三本,一本是《马先生讲数学》,主要讲如何用图解法求解一些算术四则问题
第二本《数学趣味》,主要讲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数学问题,我们讲万物皆数学,通过万物来学数学是最快的。
第三本是《数学的园地》,这一册就有点难度了,里面讲了函数、连续、诱导函数、微分、积分和总集等概念及它们的运算法的基本原理。虽然有点深,但讲解的方法很妙,我家小孩六年级,还能看懂一部分的内容。#年度好书什划#
这个书合适小学生以及初中生,可以做为他们的自学教材。让他们能够自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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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国3
李政道为本次周年庆活动题词:薪火相传。
李政道手绘的大榕树。
图片由CUSPEA学者协会提供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王京雪)1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40年前,李政道在中国这样“植树”》的报道。
如果此刻,李政道先生能来到这里,他会看到自己40年前在中国播下的种子长成树林的样子。
2010年后,李政道的身体已不适于长途旅行,但他想象了一下这场筹备一年之久、有300余人参加的聚会场景,托长孙李善时带来一句感想:“十年树木今成林”,又亲笔写下题词:“薪火相传”和“科学属于全人类”。
聚会时间定在11月25日和26日——李政道93岁生日后两天,聚会主角是上百位从世界各地赶赴西安相聚的CUSPEA学子。
他们被视为李政道的弟子,尽管一些人至今也没见过李政道本人,但每个人都对他怀有特殊情感,因为他们都是被他的一个创议改变命运的915人中的一员。
CUSPEA,即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由李政道在1979年发起运作,目的是为刚结束长期封闭、面临人才断档危机的中国尽快培养科技人才,给当时缺少正规途径出国深造的优秀青年提供机会。
如今,出国留学已十分平常,但在CUSPEA推行之初,留学,特别是去欧美地区一流高校留学是件困难重重的事。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认为,CUSPEA项目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欧美高校人才交流的破冰之举。
从1979年试点,到1988年结束最后一次选拔、完成历史使命,十年间,李政道创设的特殊选拔方式CUSPEA项目,让915名中国学生在国内尚无托福和GRE考试的情况下拿到北美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大潮的先锋队。事实上,由李政道建议,中国在1985年建立的博士后制度,1986年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科教举措,也都与他们有关。
今天,他们中已产生12位中国和欧美等地的科学院院士,100余人次获各类国际科技大奖,300多人次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职位,还有400多位成功的高科技发明家或企业家。
相比于科学家,其中更被网络时代年轻公众熟悉的名字,或许是创办搜狐网的张朝阳,创建一号店的于刚和豆瓣网的创始人杨勃。
李政道曾多次说,CUSPEA项目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和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重要”,甚至从某些方面讲更有意义。
在写给本次40周年庆的书面致辞里,他希望每位CUSPEA学者都能继承项目创立伊始的精神,为更多年轻人提供发展才能的机会。祝福之余,也请他们思考,自己还能为未来做出哪些贡献?
(小标题)扶苗
“第一次见李政道先生,是他回国讲学的时候。”1979年,王垂林33岁,在中科大读研究生。他是1967届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被分配去农场劳动,又到县里教了6年书,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他考研回到学校。
这年4月,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全国约千名师生赴京听课。在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上午讲粒子物理与场论,下午讲统计力学,台下座无虚席,不少人席地而坐。
讲课之余,李政道提出午餐要跟学生们一起吃。“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围着圆桌吃大席。”王垂林说,每天中午,不同学生轮流与李政道共餐,席间,李政道会问他们日常学习和生活情况。
后来,李政道回忆:“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时,国外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情况既不了解也无从衡量,李政道就自己设计了一套“用改革开放方式为祖国培养优秀年轻人才的计划”,并在1979年做了两次小规模试验。
从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李政道一一说服6所美国大学物理系和招生办同意改变录取规则,在还不能考托福和GRE的中国,以美国大学研究院的物理试题选拔优秀学生,并为入选者承担教育和生活费用。
18名中国学生由此赴美留学,王垂林也在其中。这批学生成绩优异,常包揽各校物理博士生资格考试头几名,给美国方面留下很好的印象。
1980年,CUSPEA项目正式启动,李政道亲自设计整套招考流程和各种申请表格,频繁于中美两地进行联络与沟通。
在国内,他取得国家领导人和科教界人士的支持;在国外,他以个人名义向53所美国知名大学物理系发出200多封项目介绍信,为中国学生们一所一所地打通留学通道。
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塘曾感叹,CUSPEA项目在国内可以调动人力,联合几十所大学一起进行,但在美国,李政道只能靠他自己,为此做具体事务的只有他和夫人秦惠?,以及自愿协助他们的助理艾琳·特拉姆。
十年间,CUSPEA每年资助百名左右中国学生,每个学生需要李政道给美国大学撰写、邮寄10余封各类信函,秦惠?和艾琳常帮他装信封、贴邮票。他们发信太多,塞满所在街区邮筒,不得不专门买了个小车,推着信件走过10个街区,分散寄出。
除了繁琐到难以想象的事务,他还要经受国内外的种种压力。
一些华裔学者写信回国,极力反对CUSPEA,不认同“在中国领土上考试,题目却全由美国人出”的做法,李政道不得不专程飞往北京解释。
李政道曾说:“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1/3的精力。”
那是属于世界最杰出科学家中一员的十年的1/3,是一个常年痴迷科研,“累则小睡,醒则干”,经常一天只睡4个多小时的勤奋天才的十年的1/3。
最终,97所美国和加拿大高校、95所中国高校参与了CUSPEA项目。在参与者们看来,选拔始终严格公正,未受任何不恰当行政干预,没有一个走后门的学生。
(小标题)培土
朱晓东是1980年CUSPEA项目大范围展开后第一批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他记得刚到美国那年,李政道常用周末时间乘飞机往返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各地几十所录取CUSPEA学生的学校做学术报告,其实是专门来看望他们,做他们的后盾。
于刚是第二届CUSPEA学生,留学后,他兴趣转移,在读博士期间从康奈尔大学物理系转学去沃顿商学院念决策科学,“李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能在4天内完成转学”。
1986年,新华社记者顾迈男到中科大研究生院采访,多次听人们提起李政道的那些跨洋电话,哪个CUSPEA学生在美国与教授关系处得不好,希望国内帮忙做思想工作;哪个学生得了病,需要赶快通知家长……他对CUSPEA学生的事始终事必躬亲,说“这些中国送来的孩子,我有责任负责到底”。
为让CUSPEA学生学成归国后能更好地适应国情、发挥作用,也为让国内科研人员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李政道建议实施并帮助设计了推动人才流动的中国博士后制度,以及支持基础科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方案。
1986年,因深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他又提议成立由中国科学院与世界实验室合作建立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促进中外科学界的交流。
王垂林1988年结束留学回国后,先做博士后,又到中心工作,他早期的工作是管计算机。
当时国内科研机构的计算机设备稀缺,在李政道沟通下,世界实验室出资订购了新型大型计算机设备,装在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内,免费向全国科研人员开放。
1990年起,中心在李政道提议下开启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请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中国学者回国讲学几周,介绍国外最新科研进展和各自的工作,很多旅外学者因此与国内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最终回国发展。
讲学由李政道亲自主持,他为此每年回国两次。北京大学讲席教授、CUSPEA学者谢心澄记得,当时中心的小楼条件较为简陋,“李先生觉得卫生间干净程度还不达标,就带着太太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扫”。
从回国讲学起,谢心澄增加了与国内学界的合作。2005年后,他每年一半时间待在国内,到2010年,他全职到北京大学工作,参与创建北大量子材料科学中心,任创始主任,后又多年担任北大物理学院院长。
谢心澄现在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主管国际合作。他感到近些年中国的科研条件越来越好,国家为吸引人才下的力度很大,优秀人才回国比例也不断提高。
对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李政道曾说,很多优秀华人科学家未来会成为科技界领袖,他们是祖国的财产,国内要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开放和交流,团结国内外学者,这样就能吸引更多人才回来。
他将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比作种花,不能操之过急,但阳光、自由发展是必需的。
(小标题)成林
李政道是面镜子,与其相照者,可“正衣冠”,受其光亮者,也会反射光亮。
他自己的人生之光也来自师长,尤其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抗战中,李政道的大学学业被迫中断,他投奔西南联大,吴大猷帮他申请了转学插班,又在发现李政道的才能后,于1946年破格举荐他赴美深造。
“我永远记得和感谢吴老师,自1946年后我就一直考虑,如何仿效吴老师,替祖国年轻一代制造同类的机遇。”李政道说,这是他积极推动CUSPEA项目的重要动力。
“回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如何回报李先生。”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杨昆是CUSPEA项目的最后一届学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李先生对我们恩重如山,我只能尽己所能,回报几滴水。”
活跃于社会各界的CUSPEA学者们正以不同方式思考和实践着他们的“回报”。
今年3月,杨昆与耶鲁大学教授史蒂文·葛文(Steven M.Girvin)合著教材《现代凝聚态物理学》(Moder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已被哈佛大学等十余所院校选作研究生教科书。此前,该领域经典课本出版于40年前。杨昆说:“这是我回报李先生的一滴水,没有李先生就不会有这本书。”
今年11月,刚以首位物理生物学院士身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汤超,20年前在美国工作时收到李政道的一封信,邀请他去北大参与筹建和主持“理论生物物理研究室”(现为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希望你和其他CUSPEA学生能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
“我又激动又高兴。”汤超说,此后,他每年回国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干脆带着妻子孩子全职回国。2002年,北大举行了一次CUSPEA学者研讨会,汤超向前来参加活动的李政道说:“您委托我们成立的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成立了。”
CUSPEA学者董洁林说:“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当年的CUSPEA当然不可能重现,但李先生做这件事的精神应该被继承。”
董洁林正带领团队拍摄李政道的纪录片,采访多位物理学诺奖得主后,她感到整个学术界都非常主张增进合作,以推动科学进步,解决人类共同的挑战。“当下尤其需要李先生这样的民间外交家,让科学界做点外交上的沟通和尝试是很有价值的。”
如今,最年轻的CUSPEA学者也已48岁。“大部分年纪在50岁到60岁左右,正是李先生当年花大把精力做CUSPEA的年纪。”CUSPEA学者朱晓东说。
朱晓东曾任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美国摩托罗拉实验室主任科学家等职,拥有近百项发明专利,已回国创业多年,正在移动物联网领域做些“很好玩”的东西。“我们CUSPEA几百个同学各有所成,这个群体是个宝贝。过去大家聚得不多,以后应该多碰撞,一起为国家、也为自己干点事。”
显然,为期两天的CUSPEA40周年庆活动并不只是一场以叙旧为目的的同学会。与会者们除了回顾CUSPEA项目,表达感谢,还就物理学前沿、交叉科学前沿、高新技术、创新创业等主题进行了近80场学术研讨。
“相聚就是为了未来一起做事。”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CUSPEA40周年庆活动主要组织者之一王中林说。今年6月,他斩获了本年度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成为首获这一世界性大奖的华人科学家。
在11月26日活动闭幕讲话里,王中林说,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纪念会,主题就是薪火相传,把李政道先生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他影响了我们一辈子,我们能不能影响未来很多人的一辈子?这是我们要力行的历史责任。我们这批人是不一样的,希望未来CUSPEA学者能在科学、社会等各方面做出特殊贡献,真正使CUSPEA精神永存”。
一些新的种子或许已经种下。
这次活动上,李政道的一幅画被人们多次提起,画中是一棵大榕树,上方写着两行字:“千枝万根皆相连,遍野成林仅一树。”
1993年,李政道在夏威夷工作时,去附近公园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树”,却只看到一片一平方公里的树林。公园工作人员说,这片树林就是他要找的那棵树,它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断生根发芽,长出新树,但根脉始终相连。
人们感到这幅画很像李政道与CUSPEA学者的写照,而李政道本人还曾这样阐释这幅画作:“全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人,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精神相连,就跟这棵大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棵树的一个枝干,每一棵树是整个一棵树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将来最大的一个人。”(完)